如果百年以后，文献不足，只剩得若干断烂朝报，那时的学者来研究我们这时代，将有怎样的感想？

    大概不外下列两派罢：尽信书者自然觉得“这一个可敬的时代”，除了少数“可敬的人物”而外，其他的不是冥顽不灵，就是蠢如鹿；怀疑论（或疑古）者，也许要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时代”，有夸大狂者，有低能儿，有白痴，——自然也有人工的哑子。

    这当然是说笑话罢哩，事实上，可征的文献不至于散佚毁灭到那样的地步，百年以后——或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学者一定能够正确地为我们这时代画一副真实的面目，然而在今天，我们同时代的人，只要见闻有所拘囿，倒会越看越糊涂，结果便会觉得在“尽信书”与怀疑论二者之间是起难自处的了。

    对于现实保有清醒的理解的，自然对于将来也不会失却信心；可是苦闷大概是难免的罢，这苦闷之味倘有成语可资描绘，我以为可用“啼笑皆非”这四个字。

    不用多拉扯，我们只谈谈出版现象之一，——文艺书籍的供求情况。

    文艺之必须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民族的自由解放，适合于当前抗战的要求，这在今日是没有人反对的了，至少公开的反对是不大听见了。一方面，摆起俨然的嘴脸，申斥着文艺作家之未能善尽厥职，把社会的人心麻痹的责任归之于文艺作家，这样的论调，也听得过了。另一方面，“太多的自由”却正式给予那些制造麻痹的作品，鼓励着它们的滋长，而“不合抗战要求”的鞭笞，却常常落在那些绝不会使人麻痹倒是想在麻痹者身上来一下刺激的作品的头上，——这样的事，实在也见过不少。所谓“写作的自由”，就表现在这样的天气上。

    这是“供”“求”情况的一个说明。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故事有甚于“缘木求鱼”，简直是“言不顾行”。

    然而供求情况尚有其另一方面。这却是直接牵涉到所谓麻痹的人心了。书店老板谓之为“生意经”。书店老板可以给你看确凿的“统计”，他们的“生意眼”是从“铁面无私”的“现实”来的。“色情”的作品有销路；戴抗战之羊头，卖色情之狗肉者，更能而且更易于推销。包括清谈、扯淡、胡说八道、大言不惭、牛鬼蛇神、风花雪月等等特性的所谓“风字型”的作品，其可销、能销与易销，有时且胜于前二者。独至于板起面孔写来的抗战作品，那就不忍言了，光顾者大概仅是些满腔热血、傻而穷的青年，而关卡驿站每多留难，则推销亦属不易。老板的结论是：将本求利，他说不上有成见，无奈“社会”是喜欢那种调调儿，他有什么办法？

    当然，这是“现实”，但只是“现实”的一面。“社会”上固然有那一批多钱而又“精力过剩”、唯消遣是求者，但也不少煎熬着知识的饥渴，转侧于感情的枯燥，不惜节衣缩食求读好书的人。因而书店老板的“统计”却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只要真是好书，即使是百分之百严肃的抗战作品，销路还是有的。

    一方面，抗战作品在找出版家，另一方面，出版家却也在找抗战作品：这是供求情况的第三方面。换言之，抗战作品在找读者，而读者也在找抗战作品。

    有制造叶子牌、麻将牌、乃至春画的人；也有制造锄头、斧头、镰刀、锯子的人，现社会上充满了这些矛盾。因此，如果有所谓“制造麻痹”的作者，原因倒是社会上先有麻痹现象的存在（自然，麻痹人心的作品产生后也反过来助长麻痹的），而消除社会上的麻痹现象需要政治上的强心针和清泻剂，文艺作品呢，可比作这针和剂的药引子。如果一方面盼望有功于“世道人心”的文艺，而同时又不许文艺作品带着强心和清泻的药品，这何异南辕而北辙？这一个矛盾中的矛盾，正在苦恼着态度严肃的作者，也在苦恼着态度严肃的读者。

    我们相信，现在有绝对多数（比起那些有钱有闲以消遣及官能刺激为目的之读者的总数来还是绝对多数的）态度严肃的读者，在渴求确能表现抗战现实的作品。他们是文艺书籍读者的绝对多数。这绝对多数的意义，并不表现他们的购买力，也就是并不从书店老板的帐簿上表现出来；这表现在一本好书到了他的手里就转辗传观以至于字迹磨灭，这表现在一本好书到了他们手里是被一遍一遍咀嚼，一次一次讨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