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故乡杂记(1/2)

    第一一封信

    年青的朋友:

    这算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写几千字的长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千字以上的长信,但此刻提起了笔,我就觉得手下这封信大概要很长,要打破了向来的记录。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写一封长信的兴趣和时间。

    朋友!你大概能够猜想到这封信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起来的罢?是在我的故乡的老屋,更深人静以后,一灯如豆之下!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的故居。现在,这老镇起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可是现在我不想对你说到老镇的一切,我先写此次旅途的所见。

    朋友,我劝你千万莫要死钉住在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成天价只把几条理论几张统计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诀”在脑子里倒去颠来。到各处跑跑,看看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颇有益,而且对于你那样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来喜欢旅行,但近年来因为目疾胃病轮流不断地作怪,离不开几位熟习了的医生,也使我不得不钉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虽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愿意回故乡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来我是带了一本什么书在火车中消遣?”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

    这是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区域前后数日内,上海各马路转角的小报摊所陈列,或是小瘪三们钉在人背后发狂地叫卖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经在小报摊上买了好几种版式的《推背图》和《烧饼歌》,但此部《中国预言七种》却是离开上海的前夕到棋盘街某书局买来,实花大洋八角。朋友,也许你觉得诧异罢?我带了这惟一的书作为整整一天的由火车而小轮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们见过西洋某大预言家对于一九三二年的预言。路透社曾使这个预言传遍了全世界。这个”预言”宣称一九三二年将有大战争爆发,地球上一个强国将要覆灭,一种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种制度),将在战争的炮火下被扫除。路透社郑重声明这位预言家曾经”预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所以是”权威的”预言家。不妨说就是西洋的刘伯温或袁天罡,李淳风罢?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预言家”毕竟和封建中国的刘伯温等等有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预言家的”使命”是神秘地暗示了帝国主义者将有的动作,而且预先给这将有的动作准备意识,——换言之,就是宣传,就是鼓动。因此,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封建中国的”传统的”预言家如刘伯温等等及其《烧饼歌》,《推背图》,却完全是消极作用。取例不远,即在此次上海的战事。二月二十左右,日本援军大至,中国却是”后援不继”,正所谓”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的当儿,大批的《烧饼歌》和《推背图》就出现于上海各马路上了。《烧饼歌》和《推背图》原是老东西,可是有”新”的注解,为悲愤的民众心理找一个”定命论”的发泄和慰安。闸北的毁于炮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归咎于谁何,而且一切既系”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于目前的失败,大可安心睡觉,——或者是安心等死了:这是消极的解除了民众的革命精神,和缓了反帝国主义的**。这是一种麻醉的艺术品,特种的封建式的麻醉艺术品!

    朋友!我发了太多的议论,也许你不耐烦罢?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车中翻阅那本《中国预言七种》。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叫道:

    “喂,看见么?将军头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原来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商人;单看他那两手捏成拳头,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种姿势,就可以断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对于”官话”,虽说程度太差,可是还能听得懂,但眼前这位北方人的一句话,我简直没有全懂;“将军——什么?”我心里这样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时很能够——并且很喜欢微笑;我又常常赞美人家的”适逢其会”的微笑。但是那时我的微微一笑大概时机不对,因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气了;他的眉毛一挺,大声说:

    “他妈的!将军头上一棵草!真怪!”

    我听明白了。我虽不是金圣叹,也立刻悟到所谓”将军头上一棵草”是指的什么,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断定这是《推背图》或《烧饼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里的《预言》。

    “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在我左边,又一个人很热心地说。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于绅而商中间的场面上人;他一面说,一面使劲地摇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里的书页上。

    忽然一只焦黄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来了;五个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长,都填满了垢污,乌黑黑地发光;同时,有一条痰喉咙发出的枯燥的声音:

    “对勿住。借来看一看。”

    我正要抬头来看是什么人,猛又听得一声长咳,呸的一口黄痰落在地板上,随即又看见一只穿了”国货”橡皮套鞋的脚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这种随地吐痰而又用脚抹掉。我赶快抬起头来,恰好我手里的那本《预言七种》也被那只乌黑爪甲的枯黄手”抢”——(容我说是抢罢)——了去,此时这才看明白原来是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边破眼镜而瓜皮皮帽。他架起了腿,咿唔唔念着书中的词句;曾经抹过那堆黄痰的一只橡皮套鞋微微摆动,鞋底下粘着的黄痰挂长为面条似的东西,很有弹性的,跳着。

    朋友,我把这些琐屑的情形描写出来,你不觉得讨厌么?也许你是。然而朋友,请你试从这些小事上去理解”高等华人”用怎样特殊的他们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们用鞋底的随便一抹就接受了”请勿随地吐痰”的西洋”文化”。这种”中国化”的方法,你在上海电车里也许偶尔看到,但在内地则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样”调和”中西的方法很妥当。至于为什么不要随地吐痰的本意,他们无心去过问,也永远不打算花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这位老先生罢。他把那本《预言》翻来翻去看了一会儿,就从那玳瑁边的眼镜框下泛起了眼珠对我说:

    “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后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这一个声音来回答。

    “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

    我右边坐的那位北方人插进来说。

    但是那老先生从玳瑁眼镜的框边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又过一会儿,他方才轻声说:

    “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前后左右的旅客都热心地加进来谈论了。他们转述了许许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传说。他们所述的”未来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岁以至十三四岁的孩子,很穷苦的孩子。

    朋友,在这里就有了中国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乱极乃有治;然而拨乱反正,却又不是现在的当局,而是草野蹶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图》和《烧饼歌》就根据了此种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而造作。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种”政治哲学”就带了极浓厚的定命论色彩。在现今,他们虽然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变动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这变动的经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这变动是无可避免,他们在畏惧,他们又在盼望;为什么盼望?因为乱极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点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车了。

    第二内河小火轮

    从火车上就看见”欢迎国联调查团”的白布标语,横挂①在月台的檐下。这是中英文合璧的标语,今天清晨离开上海时,曾见到处张贴着此类标语,不料行了四小时,而此类标语,早已先我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办事的手腕,有时原也很敏捷的。据各报消息,国联调查团将于明晨到达上海,而且将来经行沪杭路与否,尚不可知;然而这里车站上却已先期欢迎。于此又见中国统治阶级办事的手段有时异常精细而周到了。

    ①国联调查团一九三二年四月,国际联盟派英国贵族李顿(V.Lytton)率调查团来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

    车站大门上又有一条白纸黑字的招纸:“税警团后方伤兵医院招待处”。

    于是我忽然由”税警团”联想到鼎鼎大名的王赓,又联想到了陆小曼女士和故诗人徐志摩。更想到志摩在《猛虎集》序文中所反复自悼的”诗情枯窘”了。记得前年秋天在上海遇见他时,他也有同样的悲感——虽然他说话的态度永远是兴高采烈而且诙谐。那时我曾经这么发问:“你推求过你这近年来诗思枯窘的原因么?”他耸耸肩膀微笑。过了一会儿,他吐露这样的意思:诗题尽有,但不知怎地,猛烈的诗情不能在他胸中燃烧。现在,经过了火与血的上海”一二八”,假使徐志摩尚在,不知他还依旧感到诗情枯窘不?

    这么胡乱想着,想着,我已经离开了车站,杂在一群各色人等皆有的杂牌旅客军中,冲开了人力车和脚夫的包围——还有连声唤问”南湖去喂?”的船娘,走到内河小火轮的埠头上了。这是个混杂的埠头。所有往来苏湖一带”内地”各市镇的轮船全都麇集在这里,卸下了旅客,又装上了旅客。我挤上了一条”无锡快”,问明白是经过我的故乡的,我就从叫卖着”花生酥”、“荸荠”等等小贩的圆阵内跑进船舱里去了。

    已经是满舱的人,都是故乡的土白。这条船虽则要经过不少”码头”,但照例十之**是我的故乡的旅客;十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就不知道再过十年将怎样。

    船,已经不是十年前那条船,但船中的布置,形形色色的旅客,挤来挤去的小贩,都和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多了一两位剪发时装的女郎算是一九三二年的记号。

    船头上仍旧挂着一块”水板”,淡墨的字是沿途所到各市镇的名儿,并肩排作一列;另一行大书”准一点半开船”,却是照例不”准”,照例要延迟。

    我看自己的表,还只有十二点钟;我只好耐心坐在那里等候了。

    渐渐儿从嘈杂的人声中辨出两三个人的对话来。一望而知都是小商人,很热心地在谈论上海战事的将来。他们以为中日间的”不宣而战”,还要继续与扩大,而结果一定是日本军的败北。他们中间一位剃了和尚头的四十多岁的人,很肯定地说:

    “定规还要打!不打,太呒交代。东洋小鬼就是几只飞机兵船厉害,东洋兵是怕死的!东洋兵笨手笨脚,不及中国兵灵便,引他们到里厢,东洋的兵船开勿进来,飞机不认识路,东洋兵一定要吃败仗!”

    “蛮对!要引他们进来。松江造好一个飞机场了。火车来时,你看见铁路旁边掘战壕么?松江落来,一连有四道战壕已经掘好了!”

    另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长子接着说;并且意外地对我看了一眼,似乎要我出来证实他的”军事发见”,我又微笑了。松江左近新筑飞机场,当车过松江时,已经听得人们在那里说。至于”一连四道的战壕”呢,我是目击的;但我就有点怀疑于那样短短而简陋的壕沟能有多大的防御能力。从前我看见军官学校学生打野操时掘的战壕,就还要长,还要复杂。可是我并没把这疑问提出来叫那两位”主战的”小商人扫兴,我只是微笑。

    坐在我旁边的第三位”老乡”,五十多岁的小商人(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故乡某绸缎铺的经理),觉得我的微笑里有骨头,就很注意地望了我一眼,同时他摸着下巴很苦闷的自言自语着:

    “定规是还要打。不过,一路来总不见兵,奇怪!——”

    立刻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跳起来纠正了,险一些碰翻了站在旁边仰脸呆看的江北小孩子的荸荠篮。瘦长子虽然清瘦,声音却很大:

    “啊,老先生,你弄错了。中国兵不是沿铁路驻扎的,都藏在乡下。——为啥?避避国联调查员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兴城里也不扎兵。不过,落去到陶家泾,就驻扎了两万多兵,全是驻扎在茧厂里——”

    他的话在此一顿,伸手抓一下头起,然后转身把嘴巴凑近了那位剃光和尚头的同伴的耳边,又用左手掌掩在嘴边,显然有几句更重要更”机密”的话将要说出来;却不料他身旁那位仰脸呆看的卖荸荠的江北小孩子猛然觉醒过来似的本能地喊卖起来:

    “荸荠呀!拴白荸荠呀!”

    这一声叫卖虽然是职业的地响亮而且震耳,但在此嘈杂的”无锡快”中却也并不见得出众地讨厌;然而我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老乡蓦地生气了。他不说话了,反手将卖荸荠的江北小孩子一推,就喊道:

    “讨厌!卖荸荠的出去!江北人顶惹厌!上海要捉江北人,江北汉奸!”

    同船的人都哄然大笑,也一叠声喊着:“江北人出去,出去!”那边房舱里的客人也被惊动了。有一位剪发的女郎探出头来看望。她穿一件灰色法兰绒的春大衣,毛葛长旗袍,旗袍的跨缝也开的很高,露出那长而且大的裤管,粗看就仿佛像一条裙子似的晃着晃着。小江北人提起荸荠篮怔了片刻,就慌慌张张跑到后艄去了。另一个卖花生酥的黄脸男子,门牙都落在嘴唇皮外,又怪样地留着一抹黄须的,就填补了那个小江北人遗下来的地盘。

    不知道是何因缘,那卖花生酥的黄脸汉子认定了我是一个好主顾,用了苍蝇叮血那样的韧精神来向我兜售他的货品了。他翘其他那乌黑的长爪甲的手指,从他的托盘内取出一盒花生酥打开来,拈了一块直送到我的鼻子尖,一面夸奖他的货色:

    “闻闻看,喷香,鲜甜,时新货!你先生是吃惯用惯!上一趟你交易了十盒去,送送朋友,大家称赞!今回还是十盒罢?另外买一盒,船里消消闲!”

    我真有点窘了,碰见这样生意经烂熟的小贩。居然硬派我是他的老主顾,并且上一趟还交易过十盒。已有十年之久,我不曾坐过这条船!何来”上一趟”的交易呀!但是这位黄脸汉子,当真有些儿面熟。哦,想起来了,前年五月我送母亲回家,曾到这轮埠来过,许就是那时见过这卖花生酥的黄脸汉。至于时新货的花生酥,我在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时常碰到,我实在很不喜欢此类甜点。可是被他这一纠缠,我不能再静听老乡们议论军国大事了;我只好逃开,也是往船艄上一钻。

    经过了那房舱时,我看见里面塞满了人,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另外一个将近三岁的小孩子。刚才探头出来张望的时装剪发女郎坐在那里吃甘蔗。另一位女郎(看后影也是很时髦的),则在船窗口买进了大批的水浸去皮的荸荠来。那浸荸荠的水就是从河里汲的,太阳照着微微闪着金绿色;不远的地方就有人在河滩洗衣,淘米,甚至于倾倒垃圾。

    我们故乡一带的河道,负的任务可真不少呀!它是交通的脉络,它又是人民饮水之库,它又兼任了垃圾桶的美差!

    当下我爬上后艄,立刻又被另一批小贩所包围了。我应付不开,便取了不理的态度,一面在口袋里掏出卷烟来。哪知道当即有人划着火柴送到我眼前。我一怔,就站起来了;还没有看清是什么人送火来,却已经听得那人带笑说:

    “客人,请坐罢!——便的,便的!交易几包瓜子大王罢?船里消消闲!”

    我这才明白又是一位小贩。我忍不住微笑了,但心里却是一阵酸。艰难的生活斗争把他们磨炼成这种习惯了!虽然我素来不喜欢咬瓜子”消闲”,此时却觉得不交易几包似乎太对不起人了。我便买了几包所谓”瓜子大王”,塞在衣袋里,转身去找船上的茶房攀谈:

    “客人已经塞满了,还等什么呢?”

    “等邮政包封呀!”

    是异常不客气的回答。

    我又微笑了。我以为船上茶房之类大概是不大会客气的。但是我这决定立即被推翻。又来了一个中年灰皮色脸的男子,那位不客气的茶房立即就变成异常”君子之风”,——简直可以说是过分的巴结。他撩起身上的”作裙”,在一张凳上抹了又抹,陪笑地请那位灰皮色脸的男子坐下,又赶快找出话来报告道:

    “四先生,你看!前面两只装米的杭州船被兵营里扣住了,装了子弹!四先生,你看船脚多少重呀!”

    灰皮色脸的男子微微一颔首,从牙缝里哼出几个字来:“还要打呢!造伊拉娘个东洋乌龟!”

    我向河里望,果然有两条木船并肩泊着,船里有一些木箱子,有两三个丘八坐在箱子上吸烟。我想:沿铁路有些玩意儿的”战壕”,离铁路沿线乡下有兵,而这里又扣船运弹药,这一切,在嘉湖一带的小商人看来,当然是很浓厚的战时空气了。然而他们又有一个古怪的思想:一星期内尚不至于开火,因为国联调查团在上海。这一个不知何所见而云然的理解,立即又由那所谓四先生者表示出来:

    “喂,阿虎,今天上来时看见斗门有兵么?造伊拉格娘,外国调查员一走开,就要开火呢!火车勿通,轮船行不得,造伊拉格娘,东洋乌龟勿入调!”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他们把”东洋人”和大中华民国看成为两条咬打的狗似的,有棒子(国联调查团)隔在中间时,是不会打起来的,只要棒子一抽开,立刻就会再打。而国联调查团也就被他们这么封建式的理解作三家村的和事老阿爹。他们的见解是这样:和事老阿爹永远不能真正制止纷争,但永远要夹在两造中间作和事老,让打得疲倦了的两造都得机会透回一口气来。

    小贩们的兜卖不绝地向我下总攻击。好像他们预先有过密约,专找我一人来”倾销”。并且他们又一致称我为”老主顾”。可是我实在并没”异相”可以引其他们的注意,而且自从上船以来除买了瓜子而外,也没撒手花过半个钱。而何以我成了他们”理想中”的买主呢?后来我想得了一个比较妥当的解释:因为其余的旅客大都常乘这班船,小贩们已经认得,已经稔知他们不肯买时就硬是不买;而我呢,则是生客,又且像是一个少爷,——所谓吃惯用惯,因而就认为是有缝可钻的蛋,拼命的来向我咷卖了。而也因为是生客,所以虽得小贩们的热烈包围,却不能得到船上茶房的较为客气的接待。

    不用说,在等候船开的一个半钟头内,我这位生客很叫那些拥上前来又拥向后去的小贩们失望了;和不客气的船上茶房却成立了一笔生意,我泡了一壶茶。

    一点半又过二十分,拖带我们这”无锡快”的柴油引擎小轮方才装足了燃料,发出了第一次的马达声,和第一声的汽笛。

    我松了一口气。为的终于要开船,而且为的小贩们都纷纷上岸了。

    拖了我们那”无锡快”的柴油引擎小轮船气喘喘地发怒似的全身震动着,从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的乱阵中钻过,约莫有半小时之久,方始绕到了北门。在这里,又有”片刻”的停泊,又涌来了最后一批的搭客。实在我们那”无锡快”早已”满座”,并且超过了船里所挂的煌煌”船照”上规定的乘客人数了;但最后下来的十多人也居然如数收纳,似乎人们所占的面积是弹性的,愈压紧就愈缩小。而”船照”上所规定的限制人数三十位却是弹性最大限度的标准罢了。我这理论,立刻又被证实。因为一注”意外的收入”又光降我们这条”无锡快”了。有一条”差船”和十来个武装同志要求拖在我们后面。他们要到陶家泾,正是我们那轮船所必经的”码头”。那”差船”是乡下人用的”赤膊船”,光景是征发来的;船里仿佛就只有十来个兵。

    我不能不说这些武装同志委实是十二分客气。因为他们仅仅要求”附拖”,并没把施之于乡下赤膊船的手段加在我们那轮船上。虽然这一来附拖,轮船局里将多费了毫无代价的几加仑柴油,然而随轮的帐房先生也知道”爱国”,毫没难色地就允许了。实在也是不由他不答应,因为”差船”早已靠上来,十几个武装同志早已跳在柴油小轮和”无锡快”上,沿着船舷,像觅食的蚂蚁似的不断地来来往往。

    “那边好!那边好!”

    他们叫唤着,招呼着。立即有五六位跳到船头上,把身子一矬,就打算往舱里钻。舱里实在挤得太满了,探头在舱门口的两三位也显得踌躇了。于是他们将就在船头上蹲着。他们都是徒手,湖南口音。

    这时候,另外有五六位实行了”包抄”的战略,从船艄侵入到舱里来了。他们在那狭得只容人侧身而过的孔道中(实在就是人缝中)拥来拥去,嘈嘈杂杂叫喊些不知什么。

    忽然船窗外的舷板上有一个人品急地高声吆喝:

    “出来!出来!里边不准去,不准去!”

    一面这么说,一面这人就也跑到船头上了。这是一位挂武装带的官长(我猜他是一个排长),灰布的军衣和马裤,却没有绑腿,腰间是一支盒子炮,并没那木盒,很随便地倒插在武装带里,另用一根南货店裹扎货包的细麻绳一端拴住了那盒子炮口的准头,又一端就吊在斜皮带近肩头的孔内。所以虽则是一支盒子炮,却不是取了”佩”的方式,而是像长枪那样”背”起来了。这位官长到了船头上,就用手里的一根细竹梢敲着自己的皮鞋,带几分口吃的样子对他的弟兄们说:

    “里边不准,不准去!这里,这里,也不能蹲!老百姓要做生意!”

    他接连说了几遍,弟兄们方才懒洋洋地起来,分做两支,又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后艄那方面跑,因为他们那”差船”就泊在“无锡快”的后面。那官长探头向舱里一望,刚好看见先已在舱中的五六位像痴人似的在那里乱钻乱拱,于是他也钻进舱来,在人堆里扬其他的细竹梢,满口嚷着湖南白,也要赶那五六位出去。好容易把这五六位赶到船头上,又也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后艄跑,这位官长已经累得满脸汗珠了。他自己倒并不想坐这”无锡快”,他重复跑到船头上,也沿着船舷往后走,不料刚才被他从舱里赶出来的五六位又早盘踞在船艄上,而最初蹲在船头的几位则已经由船艄而中舱,又蹲在船头上了。

    这一个新式的捉迷藏,引得满船的旅客都哄然笑起来了。站在后艄舷板上的那位官长却笑不出来,只是把脸涨红。大概他觉得在许多老百姓前暴露了自己的没有威严是太丢脸罢?他下了决心了。他发急地用细竹梢敲着船板,对后艄上的弟兄们说:

    “对你们说,这里不得蹲,不得蹲!何该?——这里是老百姓要做生意的!到差船上去!那边是一个空船,没得人,蹲在这里不——”

    他的呼吸急促了,脸更涨得红,手里的细青竹梢不住地呼呼地挥着。

    弟兄们垂着头装瞌睡,完全不理这位官长的命令。

    而小轮上的老大恰又拉起回声来,是催促这些武装同志赶快安排好,船是不能再多延挨时光了。

    后来幸而老百姓也来”说话”,这才总算把后艄上的五六位弄到了那只”差船”上,那时蹲在船头上的几位却在那里吃花生,唱”打倒列强”的老调子。那位官长也就”善刀而藏”,他自己也挤到船头上蹲在那里。

    陶家泾是沿途所过的第一个码头。这是极小的乡镇,总共不过十来家小铺子,但现在却连这十来家小铺子都关着门,只有兵在岸上彳亍。附拖的”差船”在这里放下,兵们都上了岸。此时方才看见”差船”里原来还有东西,是几把青菜和油豆腐,一个兵提了,笑盈盈地走到一座草房后去了。

    此时已有三点钟,而横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却还有三分之二强。近来内河小轮常常遭匪劫掠,天黑后行船是非常冒险的;有几位旅客因此很表示了焦灼了。他们惟一的希望是此去别无延搁,可以开足了速率走。然而不幸,在陶家泾开船后走不到两三里路,船又忽然停了。看岸上时,是一座停业中的茧厂,现在却借作兵营,沿茧厂左近的矮小平房也都驻了兵,其中有一间平房的门口站着门岗,立一杆幡形的长旗,大书陆军第某师某团某营营本部。军用电话的铃声在那间平房里急令令地响。

    同船的旅客都忙乱起来了,交头接耳地纷纷询问:“船又停了,为什么呀?难道要扣去装兵么?”

    没有一个人能够给确实的回答。但船是停住了,声音最大的柴油引擎小轮船此时默然不响,简直是不打算再赶路的模样。

    “机器坏了!”

    有一个茶房从船头上跑来说。原来不过是机器坏!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杂乱的议论跟着就起来了。在先那位喜欢谈谈军国大事的瘦长子老乡就很得意地在大腿上拍一下说:

    “我说不是捉差,果然呀!他们白天里不调动兵队。——为啥?恐防东洋人在飞机里看见掷炸弹呀!”

    于是他就屈着指头,历数某日某时东洋人的飞机曾经飞过院,飞过桐乡,飞过某某地方。他已经忘记只在两小时前他还同意过他那位光头同伴的”东洋人飞机不认识路”的论调。

    光头的同伴努力附和着。他又称赞这兵调来得真快;前三天他”上去”时经过这里,还没看见有兵哪。但是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却在一旁摇头,——谁也不能猜透他这摇头是什么意思;他的脸色依旧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