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人既是一件难事，同时又是一件大事的情况下，我们要真正做到认识人的真面目，就只有出于公心，去掉私心，才能心明眼亮，慧眼识良才。

    如果我们不去掉个人的私心杂念，在识人的问题上不是前怕狼、就是后怕虎，怕丢面子，怕得罪人，怕断了后路。那么，你就很难识别出那种说人长、道人短，搬弄是非的人。不要搬弄是非的人，不与是非人来往，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忠告。我们深信这一忠告，可却又常常处于是非人的旋涡中，甚至被某些闲言碎语搞得有嘴说不清。

    这问题就出在辨别不清谁是是非人。一面警惕是非人，一面却又参与说长道短。于是，便陷入了是是非非的泥潭之中。

    谁是是非人？明摆着，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对此，为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呢？恐怕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啰！

    因为人家与我推心置腹，讲的是一些悄悄话呀。

    商鞅说过：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人，经常会被人误解。

    之所以聪明人被误解，原因就在于他们看上去却显得愚笨。

    这种例证很多。在生活当中，越是能说会道的人，越是不轻易开口讲话。有真才者，必不矜才。人人面前卖弄学问的不会在聪明人中出现。胸怀大志、胸装五洲风云的人反而看来老实巴交。一些事业上有作为的科学家、艺木家，却不懂得如何接人待物，甚至对个人生活一筹莫展。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现象和本质。识人一定要看本质，不能被现象所掩盖。如果把那些外表显得不圆滑，初次接触印象不佳的人，统统都作为愚蠢的人来看待和使用，那就要出问题了。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千古传诵的诗，是诗人通过登鹳雀楼这座三层高的楼，以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抒发了宏远的抱负和博大的胸襟，也表现了宇宙的无限。人们千古传诵这首诗，把它看做是追求理想和崇高境界的象征。

    我们在识人的问题上，要真正做到慧眼识良才，也应该像诗人那样，“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因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透彻。

    “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可算是我国古代识人高人一筹的人。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在齐桓公、晋文公、宋襄王、秦穆公和楚庄王这五位霸主中，从实力、人力和功绩等综合起来比较，大概就以楚庄王为最强。关于他的故事很多，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三年不鸣不飞”的故事。

    庄王即位三年，但是，却从来不曾关心过政事，每天只是饮酒作乐，不分日夜地游玩。并且，他还贴出了布告说：“谏者处死刑。”

    于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地就这样一年、两年过去了。臣子中有许多人也暗自庆幸着君王是个好逸乐之人；于是这些臣子也陪着他一同玩耍，十分愉快。不过，也有一些对庄王不以为然、不愿随之沉沦的臣子。

    某一天，重臣伍举抱着被诛杀的决心，来到庄王面前。当时，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丽人，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带着轻微的醉意接见他。“臣万分惶恐，希望告诉大王一些话。”

    “你难道不知道我已昭告天下‘谏者处死刑’吗？”“其实，臣只是想说个谜语给大王猜猜。”“哈哈！是谜语啊！那就没有关系。你说说看吧。”“是这样的：山丘上有一只鸟，栖息在那儿已经三年了。这三年里它不飞也不叫。请问它是只什么鸟？”庄王听了以后，就回答他说：“它虽然三年不飞，但却可以一飞冲天，它不鸣则已，一鸣则天下惊，你说的话我都明白，退下去吧！”

    庄王严肃的表情一过，代之而起的，又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之后，庄王依然没有改变，而且玩得比以前更过分了。

    这一回，是一名叫做苏从的重臣来了。他与伍举不同的地方是说话向来直来直往，毫不留情面。这回他是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打算向庄王进谏。庄王见苏从来谏便再三地叮嘱他：“你应该知道我那个‘谏者处死刑’的布告吧！”苏从回答说：“如果能唤醒沉睡的君王，我这区区小命，就算是牺牲掉又如何！”

    庄王原来就在等待，看谁会对他提出强烈的意见。现在，时候到了，他突然停止游乐，重新整顿起国中政事来。庄王首先就由人事上开刀，当初和他一起游乐的数百名臣子全部加以处分，并启用新人。另外则把国事委任于伍举、苏从二人。由此可见，庄王实际上故意沉迷于玩乐，然后趁机安安稳稳地看臣子的表现如何。等到他弄清楚了谁是可造之材、谁是不可靠的人之后，就当机立断调整人事，从而巩固了政权和国家的基石。庄王可谓一代英杰。不畏浮云遮望眼

    我国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有两句著名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意思是说，只有站得高，才能不怕浮云遮眼，看得清晰透彻。同样，我们在识人问题上，也只有站得高，才能不怕浮云遮眼，看得清晰透彻。在识人问题上要想清晰透彻地发现、鉴别人才，必须升高一层观察、思考。所谓升高一层观察、思考，是指我们要站在较大的范围、较高的层次来看问题和想问题。我们识人要站在前人的肩上来观察、分析人。因为前人在识人问题上，已经为人们总结了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验和方法。只有以前人识人的智慧、经验和方法为基础，吸取其识人的精华，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去识别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我们在识人的问题上，不仅要站在前人的肩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识别人才，而且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识别人才。从当今所处的信息时代来识别当今时代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才。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识别人才。在识别人才时，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未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来识别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以满足当前的需要；同时又要考虑到未来对人才的需求，识别跨世纪所需要的人才。

    我们说识人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就是指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世界，而且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对古今中外关于识人的丰富知识和方法要充分地利用来为今天识人而服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站在较高的一层，来看较低的一层，有助于克服“固步自封”，或者“夜郎自大”，从而更准确及时地发现和识别有真才实学的人。在识人时，我们主张升高一层观察、思考或比较，第一是站得高，看得远；第二是居高临下，看得清。看得远就能高瞻远瞩，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能力，而会自觉追求更高的目标；看得清就会有自知之明，不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永远谦虚好学，自强不息。这样，就会对识人问题产生新概念，新方法，就会突破原有的识人的习惯领域，使自己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识人察人别具慧眼

    古人云：“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这是《吕氏春秋·疑似》篇中的一句名言，其意思是：琢玉的匠人最担忧的是像玉一样的石头；相剑的人最担忧的是有像吴干那样的劣剑。这两句话常被用来比喻忠奸相混，贤愚相杂，不易识别。所谓“大奸若忠”，就是疑似。玉人即琢玉的匠人。然而，“玉石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意思是说，玉和石的样子相像，只有技艺精良的人，才能识别出来。如果从识人角度来说，是讲只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从平庸的人中发现人才。

    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人才未识之前，如“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即好玉没剖出来时与瓦石相混在一起，如同一类；千里马没有奔跑时，与跑不快的马杂混在一起，分不出好坏一样，更需要良工巧匠那样的贤才，才能识别出贤才与不肖之才，有用之才与无用之才来。

    假如“买玉不论美恶，必无良宝矣；士不论贤良，则无士矣”。这就更说明买玉不识别好坏，必然没有珍宝；选择人才不进行识别，不论是否贤良，就没有贤才。既然识别人才是如此重要，我们就需要有识贤的贤才。如果没有识贤的贤才，那种“山中荆璞谁知玉，海底骊龙不见珠”的局面和现象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一旦有了贤才，“瞻山识璞，临川知珠”的奇迹就会出现。

    也就是说，贤者即有慧眼者能远看山崖，就可以看出山上有璞；面对河川，就可知水中有珠。换言之，这里是指善识人者能于众人之中发现贤能，有慧眼者能识奇才于未露头角之时。英国科学家戴维，在法拉第是一个印刷厂学徒时就慧眼识才，支持引导法拉第走上科学的道路，唐代诗人顾况提携白居易于未名时，这些人都受到后人的敬重。

    识人不易，识贤才更不易，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识人才。在古今中外识人史上，别具慧眼的人才也数不胜数。

    达尔文读的是剑桥神学院，神学成绩不佳。很多人认为达尔文只知道飞鸡斗狗，智力远在普通人以下，是个平庸者，但是植物学教授汉罗却看出达尔文有着特殊的才能。是他特别器重达尔文的观察力和喜欢独立思考的治学品质，并力保他随贝格尔舰进行环球科学考察，从而使一个“平庸”者，成为举世瞩目的科学家。

    在中国历史上，别具慧眼的人也大有人在。晋代的皇甫谧亲自为无名青年左思所写的《三都赋》作序，使之名噪洛阳。唐代诗人顾况提携白居易于未显时；鲁迅举荐了肖红、肖军、柔石、叶紫；章靳以、巴金发现了曹禺的过人才华；赵树理对陈登科一篇错别字连篇的稿子格外器重，从中发现了作者未经雕琢的杰出文学才能；徐悲鸿睿目识宝，从一个国画展鉴会上发现了齐白石，使他60岁走出茅庐，称雄画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古人说：“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意思说，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十把宝剑，不如得到一个欧冶。这两句话把得马、得剑和得人比较，指出了得人的重要。说明伯乐、欧冶的识才和自身贤良的重要性。伯乐，即孙阳，古之相马者，春秋时秦穆公之臣。欧冶，即春秋时期善铸剑者，相传曾为越王铸过鱼肠、谌卢、巨阙、胜邪、纯钧五支宝剑。

    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原因就在于：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也就是说，只有当世上有了识别马的伯乐，然后千里马才能被发现。如果没有伯乐的出现，千里马就不会被发现。“飞黄伯乐不世出，四顾骧首空长嘶。”

    实际上，“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世上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不过是缺少九方皋那样的善于相马的人罢了。也就是说，世上人才到处都有，只是识才之才难遇。所以，有人提出“华章藻蔚，非朦腴所玩；英逸之才，非浅短所识”。这就指出了识别人才的人需要有良好的素质。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就是说，千里马是一直都存在着的，但是伯乐却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没有伯乐，千里马虽然存在着却不被世人所发现，一旦有了伯乐，一直存在着的千里马才被人发现。可见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意指有了识才之人才会涌现出无数的人才，能识别人才的人，比人才更难能可贵。

    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还在于“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人生机遇贵相知，孰谓世间无伯乐”。识人知人需要能识千里马那样的伯乐，而对于伯乐这样的人才，世上任何时候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问题在于患不识伯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唐代韩愈的名言。其意思是指世上有识别马的伯乐，然后千里马才被发现。千里马是一直都存在着的，但是伯乐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

    韩愈在《杂说》篇中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结论作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马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意思是说，虽然有千里马，但是由于缺乏伯乐式人才，千里马也只能辱没在不识马的人手里，和普通马一样，死在马厩里，而没有被认作千里马。这里说明了知人是很重要的，没有知人的伯乐，千里马也就难以发挥作用。屈原以骏马自喻，感叹无人了解他，“伯乐既没，骥焉程兮！”即伯乐死后，还有谁能识别骏马呢？苏轼在《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中也指出：“回看世上无伯乐，却道盐车胜月题。”意思是说，世上没有伯乐，明明人才不得其用却反说用得很好。《国策·楚策四》说：有千里马拉盐车上陡坡，拉到一半上不去，膝折腿抻。伯乐赶上，攀辕而哭，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千里马身上。后来就用以比喻有才而遭抑制，不得其用。识贤须贤才

    古人说，“唯圣贤知贤，圣贤唯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这就是说，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了解贤德的人，圣明的人才能了解圣明的人，平庸之人哪里能够了解杰出人物呢？从识人角度来讲，不无道理。

    “终是君子才，还思君子识。”贤明的人才，终究要贤明的人去发现。平凡的人，难以发现杰出的人才。因为历史经验也反映证明：“高世之器，非浅俗所能识也。”正因为杰出的人物，鄙俗的人是不能发现的，所以能够担任起识别人才的人，自身必是非同凡响的人。

    我们也常说，俗眼不识神仙，也是指普通世俗的眼光不能认识非凡的人物。非凡的人之所以能识非凡的人，就在于“视之明也，鉴于贤，不在见于蚊”。

    识贤须贤才，这是识才的一条基本经验。“得贤则昌，失贤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这就是说，得到贤人，国家就会昌盛；失掉贤人，国家就会衰亡。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得贤需要识贤的贤才才行。《战国策》记载的淳于髡荐贤的一段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策》记载：淳于髡在一天之内向齐宣王推荐了七名贤士。宣王觉得很奇怪，问他：“我听说人才难得。千里之内，能选择一个贤士就是相当多的了；百年之中，出现一个圣人就是很难的了，你怎么能一天之内可以为我推荐七个贤士呢？看来贤士真是太多了。”

    淳于髡说：“不能这么说。你看，同类的鸟儿总是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是一道行走。比如说要寻找柴胡、桔梗这些草药吧，你若是到洼地去找，一辈子也找不到；可是如果到泽泰山、梁父山北面去找呢，那就可以车载而归。天下的东西，都是同类相聚的，人也是这样。我淳于髡总算是一位贤士吧？你让我去挑选贤士，正像到河边汲水，用火石取火一般容易。我准备再推荐一批贤士给大王哩！何止这七个呢？”

    在国外，识贤靠贤才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历史上达兰贝看到18岁的拉普拉斯一篇力学论文就敢于推荐他担当教授。

    在著名希腊文、数学和天文教授巴罗的赏识、荐举下，26岁的牛顿就当了数学教授。美国诗人惠特曼未成名时自费出版《草叶集》诗集，被有的评论家辱骂惠特曼是“不懂得艺术，就像巴罗不懂得数学一样”，诗人爱默生看到后立刻亲自写信给惠特曼，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草叶集》再版时，附上了爱默生的信，从而使这本诗集蜚声诗坛。

    慧眼识良才，识贤须贤才，从汉文帝见周亚夫治军有法而赞其真将也能看出这一点。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匈奴大肆入侵边境，汉文帝便任刘礼为将军，驻军坝上；任徐历为将军，驻军棘门；任周亚夫（绛侯周勃之子）为将军，驻军于细柳，以抵御匈奴。文帝亲自前往慰劳军队。到坝上和棘门军营，文帝车驾长驱直入，将军们都下马相迎。来到细柳军营，将士身披铠甲，持锋锐兵器，拉满了弓箭，戒备极其森严。文帝车驾不得入。生行官上前说：“天子且至！”

    守卫军门的都尉说：“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久，文帝驾到，所以也不得入。于是，文帝派使持节告知周亚夫：“吾欲入劳军。”亚夫才传令开壁门。守卫壁门的将士对随文帝来的从属说：“将军曰，军中不得驰马也。”文帝便鞍辔慢行。到中军营帐，将军亚夫手持兵器拱手行礼说：”介胄之士万年平，请以军礼见。”

    文帝脸色变得严肃，身靠车前横木以示敬意，使人称谢说：“皇帝敬劳将军。”劳军仪式结束，文帝离去。即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说：“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坝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赞扬久之。过了一个月，因匈奴退，三处驻军皆撤。文帝因见亚夫治军有法，便升任为中尉，负责保卫京师。

    文帝从劳军中，看见两种不同的军营：在坝上、棘门两军营，将士军队迎送，皇帝车驾长驱直入，是没有纪律、没有设防的军营。可是，文帝一到细柳军营，将军在中军营帐，将士手持兵器不离岗位，戒备森严，军纪严明，将军下令，皇帝才得入军门。车驾不能乱动，皇帝也要遵纪按辔慢行。如遇见昏庸帝王，将认为大不敬，会招致杀身之祸。幸好文帝是个贤明皇帝，他不只不怪，反而改容向将军亚夫致敬。他将所慰劳的两种不同的军营进行对比，认为坝上、棘门治军如此，是“儿戏”，而细柳军营敌人是不能侵犯的。文帝见亚夫治军如此有法，赞为“真将军”，认为他是可以托以军事重任的，不只给予保卫京师的重任，当他临危时，叮嘱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直可任将兵。”文帝死，刘启继位，是为景帝，任亚夫为车骑将军，汉景帝三年（154），吴楚七国叛乱，景帝遵父嘱，升亚夫为太尉，命他率兵镇压，终于平定叛乱。

    文帝从军纪严明，治军有法中发现周亚夫这个“真将军”，可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明君。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举贤荐才是摆在各级领导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好这项任务，首要的前提，是荐贤者本身要具备知贤的学识和荐贤的美德：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有真知灼见的领导者能够不失良机地发现和推荐出优秀人才；而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领导者，所使用的往往是平庸之辈。在部队中，有些有真才实学的军事人才，由于不为领导者所识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些有一技之长者，由于领导者用非所长而被埋没。由此可见，能否做到人尽其用、才尽其用，领导者是否善于举贤荐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领导者要当一个合格的荐贤者，成为新时期的“伯乐”和“鲍叔牙”，首要的问题是努力破除在人才的识别和选拔上的落后意识和各种偏见，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念。

    目前，在识别和选拔人才问题上，新的人才观念正在形成和普及，但是与军队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仍然存在不少片面认识和错误倾向，存在着压抑人才、用人不当的现象，使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受到阻碍，特别是在人才的识别和选择方面，还未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那么当前束缚我们观念更新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什么？

    一是“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是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实施改革创新的主要障碍。比如在人才使用上的“铁饭碗”观念，在人才待遇上的平均主义等，都是以“左”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

    二是“旧”的传统观念，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形成了许许多多被世人称道的传统观念，但是也应当承认，有的传统观念在过去曾是积极进步的，而今天，由于时过境迁，却已经陈旧过时了。

    三是知识面“窄”。就是我们识别和选拔人才的眼界不开阔，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狭隘落后，不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

    古人说：“贤者知贤，能者知能”，在今天来讲，仍是有现实意义的，愿我们今天的识人者能早日成为贤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现和推荐更多更好的贤才。人之善恶丑美

    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假恶丑与真善美总是并存的。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幸福、健康、才能、财富、快乐、权势等一切，但放弃了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他就会堕落成动物。所以，我们识人时也必须识人的真、善、美。真、善、美是十分相近的品质。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就是真的，凡是既美而又真的也就在结果上是愉快、和善的。爱因斯坦说过，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体美，是万美的荟萃。再没有比人类形体更美的了。人体美在于四肢五官端正匀称，再加上鲜明的色泽。人的美丽可爱，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容貌，还决定于他的精神面貌。一个品质高尚的人，永远是年轻和美丽的。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心灵美比形体美更为珍贵，我们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为珍贵。论起美来，状貌之美胜于颜色之美，而适宜并优雅的动作之美又胜于状貌之美。同样，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真正有美的心灵的人总是有所作为，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们识人就是要对实实在在的人进行考察，看其有无真、善、美的品质。例如，在科学界，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达尔文与华莱士的友谊。达尔文在环球考察结束之后，投入了写作《物种起源》的紧张工作。正当他写到第十章的时候，收到远在马来群岛华莱士的一篇论文。论文不谋而合地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观点，这不能不使达尔文大为惊异。可是这时，达尔文想到的并不是对方可能捷足先登，成为进化论的创始人，而是满怀惊喜，希望优先发表华莱士的论文。后经一些学者的劝告，他才决定同时发表论文。识人就是要识那些真、善、美统一的人。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可是自古以来，就有人相信，相貌跟才能有关系，甚至跟命运有关系。鼻直口方，两耳垂肩，是帝王之相；倒眉豆眼，尖嘴猴腮，是鼠辈之相。唐代考选官员有明确的规定，考试之外，还要看应选者的身相口齿。当然，那主要还是出于朝廷官员形象的考虑，就像今天秘书、公关人员要求有漂亮的外表、优雅的风度一样。至于科试录取以貌定名，这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在明代科举史上，有几个皇帝以貌取人。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查继佐的《罪惟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明朝举行开国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本来拟定郭种为状元，可是朱元璋觉得此人貌不惊人，不足以显示大明帝国的新兴气象，于是将气宇轩昂、相貌堂堂的吴伯宗点为状元。有其父必有其子，明惠帝朱允炆登基第二年，也就是建文二年（1400），殿试原拟王艮为第一名，明惠帝听大臣描述了王艮的长相，嫌王艮形象不佳，改为第二。谁来做状元呢？阅卷大臣意见不一。一部分人主张定胡广，一部分人主张定汤溥，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请皇帝定夺。惠帝命令宣胡广、汤溥上殿，他要亲自看看再定。胡广接到圣旨，立即前往；他长得广雅秀气，一表人才，惠帝一看即中，就定他为状元。不过惠帝觉得他名字不太好，“胡”通常指北方那些袭扰中原的少数民族敌对国，“蛮胡”怎么能让它扩张广大呢。惠帝让胡广改名为胡靖，“靖”有安定、肃清的意思。汤溥本来长相也不差，可惜他动作迟缓了些，胡广先他上殿，汤溥只能痛失状元桂冠。

    前人创式，后人效尤，以貌取状元就形成了习惯。陆容的《菽园杂记》里说，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朱祁镇第一次临朝试进士，大学士杨士奇主持阅卷。初定浙江的周旋为状元，名单刚宣读，就有人发问，周旋相貌如何；在场的几位浙江籍官员连忙插话，说这个人身体修长，皮肤白皙，算得上浙江的美男子，大臣们一听，那还有什么好说，又有文才，又有扮相，于是奏报皇上。御旨批准，周旋定为状元。等到传胪唱名，官员们大吃一惊，站出来的周旋不仅谈不上漂亮，而且相当丑陋，浙江籍的众位官员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事。原来浙江应试的还有一个周碹。周旋是温州人，周碹是淳安人。“旋”和“碹”，浙江人听来音差不多，浙江籍官员把周碹当做了周旋，造成了误会。生米煮成了熟饭，状元已经宣布出去了，也不好更改，周旋幸运地保住了状元头衔。

    英宗有了第一次的经历，第二次就谨慎了。正统四年（1439）殿试，大臣奏报名次，定张和为第一名。英宗不放心，特地派贴身太监去实地观察一下长相。太监偷偷到张和的住处看了看，回来报告说张和的一只眼睛有毛病。英宗提笔一下将张和降至二甲第一（总第四名）。可怜张和爹妈没有给他一副好脸相，套到头上的状元帽又飞了。最后经过太监相面，取施励为状元。

    让皇帝操心中魁状元的脸相，总不是个事。后来，殿试初定名次后，干脆就让新进士们都到内阁来唱一次名，看了长相再最后确定状元。陆粲的《庚巳编》记录了一件趣事：成化十四年（1478）殿试，大学士万安主持阅卷。开始大臣们看了一天卷，找不出一份十分称意的卷子。万安左翻右翻，觉得江西泰和人曾彦的卷子比较出色。大家经过反复比较，觉得万安有眼光。当天晚上，入选新进士唱名。喊到曾彦时，万安特意留神观察了一下。曾彦身材伟岸，面目英俊，气度不凡。万安暗暗高兴，一唱完名，就兴奋地对同僚们说，状元可以确定了。大家也一致同意万安的意见。宪宗问明情况，批准了万安所定名次。传胪唱名的那天，应声站出来的状元曾彦，皱纹满脸，髭须满腮，分明是个六旬老汉，毫无儒雅之气，万安和大臣们大吃一惊。典礼结束，他们急忙找出曾彦的卷子看，怎么文章也觉得非常平庸。一夜之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大臣们眼睛有毛病，还是曾彦有神明相助，施了障眼法。其实，哪有神明相助，只不过是万安和大臣们老眼昏花而已！这一年取录进士350人，平常人也会看花眼，更何况万安是个60岁的老头呢。

    郭种、王艮、张和都是不幸的，周旋、曾彦则是万幸。和他们比较起来，丰熙的命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明弘治十二年（1499），殿试结束后，明孝宗朱祜樘亲自阅卷。看到浙江宁波人丰熙的对策，十分赞赏，定为第一。孝宗派人打听丰熙的相貌，回报说丰熙的脚有毛病。祖宗之法不可改，只得易人。于是，孝宗心生一法以作宗补，定丰熙为一甲第二，赏赐同状元。丰熙也就成了身着状元袍的假状元。人之长短

    “天生我才必有用”。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有其所长，有其所短，如能发掘人之长处，则能发现更多的人才；如不见人之所长，只寻人之所短，将认为人才缺少甚至无才。因此只视人之所短，则不知才；能发现人之所长，则人才来源不绝。

    而能否发现人之所长，使众多人才涌现，用人者必须抛弃论资排辈的成见，排除个人的爱憎，眼睛不只是向上，主要是要向下，不拘一格选人才，能如此，则不会因“一叶障目”，人才在身边而如视不见，众多的人才将会脱颖而出。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既是知人用人的准则之一，也是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国策·齐策三》记载：孟尝君有个门客，因不喜欢他，拟赶他走。鲁仲连对孟尝君说：“猿猕猴错（离）木（树）据（居）水，则不如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曹沫之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使曹沫释三尺之剑，而操铫（大锄）耨（锄草具）与农夫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民。故物合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则谓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则谓之拙。抽则罢，不肖则弃之，使人有弃逐，不相与外，而来害相复（报复）者，岂非世之立教首（重要教训）也哉！”孟尝君说：“善！”才没有赶走那位门客。

    孟尝君曾任齐相多年，其门下食客三千人，以养士著称。鲁仲连是齐高士，有卓识奇谋，常游说各国，排解纠纷。孟尝君最尊敬鲁仲连，通过两人的谈话，可见两人对人才看法的不同在于：孟尝君派人干的事没有做好，便认为他无能；教人的事不会，就认为他笨拙，要将他赶走。鲁仲连则认为事物合其长而取其短，即使是圣王唐尧也不能把事情办好。这说明鲁仲连是主张用人要弃其所短用其所长。孟尝君与鲁仲连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实是反映了两种知人用人的不同观点。

    鲁仲连所谈的是如何正确用人的问题，即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才能知人用人，充分发挥人的才能，这样就能团结更多的人为己所用。如果是弃其所长而用其所短，这就不可能知人，必然认为其人无用笨拙而不用，如此则无可用之人，从而孤立自己，增加了仇敌。历史上得人失人，都与用人所长或用人所短有关。这确是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由于孟尝君采纳了鲁仲连的意见，纠正用人所短的做法，懂得用人之所长，其食客三千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为之所用。识人坚持量才适用的原则，要注意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每个人才的具体情况往往不同，有的是通才，有的是多才，有的是专才；有的少年得志，有的大器晚成，等等。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每个人才的长处与短处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例如，有的人才很有魄力，敢想敢干，但考虑问题往往不够周密，显得不够稳重；有的人才处事稳重，深思熟虑，却往往又失之魄力不足；有的人才原则性强，但工作方法却可能欠灵活，等等。正像吴玉章同志在一段自我总结中所分析的那样：“我觉得我有优点，但同时又有缺点。如我忠诚坦白，因此常缺乏警惕性，易受人欺；有恒心毅力，但因此做事迟缓，不敏捷；志趣远大，但又好大而不顾实力，常常不能完成计划；……”这种现象在我们人才队伍中较为普遍。所以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个人才的长处和短处，在看到一个人才的短处的时候，需要再分析一下，与短处联系的会有些什么长处，在看到他的长处的时候，也要分析一下，与长处联系的还可能有什么短处，在某种情况下，扬长能够避短，避短必须扬长，扬长了也就避短了。扬长与避短之间不是孤立的或平行的，而是交叉融合在一起的。使用人才，不要把着眼点放在“全才”上，而应当放在扬其所长上；实事求是地取长避短，先看长处，多采长处，使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挥长处，施展才干。

    人才，不是全知全能的完人，但各有特点和所长。有的善于做军事工作，有的善于做政治工作；有的精通某种专业，有的具备多方面的才干；有的懂专业但缺少组织领导能力，有的则二者兼而有之；有的适合当主官，有的适合做副职；有的长于带兵，有的则做机关工作更能发挥作用，等等。领导者的责任，就是按照他们这些不同的长处和特点，量才使用。为各类人才提供最能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和条件，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坚持量才使用的原则，首先是要正确处理好按需使用和量才使用的关系。中国**历来主张人才使用要“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为主，应急也不可免”。提拔人才要“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用人得当，适得其所”。就是说，合理地使用人才，要从事业和工作的需要出发，同时又尽可能地照顾到个人的志趣和专长，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里，事业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个人的才干和特长，应当服从于事业的需要并为事业服务，不能离开党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而过分强调照顾个人的才干和特长。在实际生活中常常有这样一些情况：在一些德才素质大致相当的干部中，有的人因本单位工作需要而提拔了，有的人却因暂无这种需要仍要做一般的工作；有的人走上关键岗位，有的人则为了培养接班人而要腾出位子；有的人虽有某种特长，但为了服从大局，则需要转行；有的人虽缺乏某方面的才干，因职责的需要却要从头学起，等等。所有这些，如果单从发挥人才的某种才干、长处着眼，似乎是不好理解的。但是，如果放眼于整个事业发展的需要，却并不难理解，而且还会自觉地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当发挥个人长处与服从革命需要之间发生了矛盾，应该在服从需要的前提下再考虑个人特长的发挥。那种只看重发挥个人特长，不顾及整体利益和客观可能的态度，是党的人才政策和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放大眼光了解人

    放大眼光了解人，这是识人学中一条基本定律，是人类自古至今对识人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上的升华。无论任何时代，要想从众多的人群中发现人才，识别人才，必然放大眼光了解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更应该重视放大眼光了解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选拔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

    在中国**的历史上，放大眼光了解人的事例屡见不鲜。1938年9月，陈云同志在题为“干部政策”的报告中，就曾提出“放大眼光来了解人”几个字。了解人是选拔人的前提。可是，我们一些同志缺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视野太窄，或者只看到机关，看不到战线；或者只看到眼皮底下的几个熟人，看不到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同志；或者只看到党政干部，看不到技术干部……选才眼光覆盖面积太小，选来选去就是那么几个人；只有扩大眼光，才能见前所未见，闻前所未闻，把真正有才学“而才美不外现”的同志，从最不为人注意的地方选拔出来。

    在眼光狭隘的人才选拔者中，有一种人专门把眼光放在“亲”字上，或者“亲信”，或者“亲戚”，或是“亲近”。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在狭隘的眼光者那里，还常常会出现矮子里拔将军的现象，这是难以使贤才得以重用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被刘邦打败、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任人唯亲，看不到其他有才能者或看到也不予选用的人，结果落得个树倒猢狲散的下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记载了这段史实：“陈平曰：‘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尽不知人，有蔽之者也。”意思是说，也不是项羽看不见可选用的人才，而是他旁边的人蒙蔽了他。

    选用人才，非亲不用，其他贤才一律视而不见，历来为一些有见识的人所反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臣闻用人才，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含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公日贤矣；已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用，皆众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遣贤旷官之足病哉？”

    司马光讲的“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举之以众，取之以公”的道理，就是“放大眼光”的意思，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今天，我们处在世纪之交的开放时代，我们不仅有了“放开眼光”的必要，而且有了“放开眼光”的可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公开选拔人才，我们应当放眼看世界，扩大视野，在五湖四海的范围内识别人才，了解人才。

    识人贵在放大眼光了解人，而要真正做到放大眼光了解人，必须树立和提高思想境界，克服在识人用人上的短期行为。

    **同志曾教诲人们要树立“美好的理想境界”。人们也常说：“××思想境界高”。可见境界是有美丑、高低之分的。

    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诗人宗白华于1943年在论述境界时就曾对境界问题有精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而于后两者之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反映，这就是“艺术境界”。宗白华在此文中还说，“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艺术境界主于美”。

    《汉语词典》中说：境界是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那么领导境界就是指领导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领导的程度和情景了。

    《老子》十七章有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其意思是说，最好的世代的最好的统御者，人民群众不感到有池的存在；其次，人民群众亲近和赞美他；再其次，人民群众畏惧他；更其次，人民群众轻侮他，老子在这里说的统治或领导优劣的四个层次，也就是四种境界，四种类型。老子所以推崇第一种境界，用他在同一章里的话来说，就在于其“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就是说，领导者悠悠然不轻易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都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美国著名学者哈林·克里夫兰在其所著《未来的行政首脑》一书的英文版的扉页上引用了老子的这段话，并在其《中译本序》中赞扬说：“老子关于领导人的座右铭，二千五百年以来，仍未有出其右者。成功的领导艺术的标志是：当事成之后，被领导者均认为事情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领导与被领导交变“同一”的结果。领导行为不仅力求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顺乎民心，合乎民意，与群众的意愿完全吻合，这样被领导者就感觉不到有外来的强制力量，而自由自在地做其所欲做，为其所乐为。于是，领导者对他们来说，自然也就“不知有之”了。虽然老子的构想有着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这仍不失为极高的领导境界，其合理的内核仍闪烁着理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