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张啸林都是小老婆几个，洋房几幢，财产几百万，一个人只要有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勇气来与人打明仗。这是他们的弱点所在。我就利用这个弱点，给他一个狠狠的打击。”接着又说，“一条‘江安’轮，给我个人能带来多大利益？实在是看不惯他们的横行霸道，因而也采取他们的办法来对付他们。我已准备，这次行动再无效果，我便把‘江安’号炸掉，大家都不要！”

    自“江安”轮船事件后，亚樵对他的自身安全，更加警惕了。6月的一天，我在南成都路碰见了他，他穿一件蓝洋布长褂，外罩黑沙背心，头戴旧呢帽，脚穿黑皮鞋，戴一副墨镜。我同他边走边谈，他问我：“你看我可像一个走四方的郎中？”我仔细观察后，答道：“有点像，但他们是没有皮鞋的。”他哼了一声。我又说道：“在上海这个地方，走方郎中很少。像你这样的装束，就显得有点突出了，难免不惹人注意。”

    翌日，我又在街上和他见面，他已换了一身浅绛色的半旧西装。他拉住我道：“你看我这样穿着怎样？”我说：“对呀，大上海像你这样的服色，满眼皆是，谁能从服装上认出你呢？”

    武力夺船得手后，王亚樵与骨干们商量，推举张文农、张爵林具体负责“江安”号的经营，用所得收入创办实体，在八仙桥开办和平米店，在辣斐德路经营励志文具店等，平时作为联络据点，所得收入，按月给部下、遗属们发放津贴，以维持“斧头帮”的正常运转。

    与他的爷爷李鸿章相比，李国杰无论是奸诈还是胆识，都有天壤之别，就像转基因植物，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他毕竟是读过书、留过洋的，心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知道上海滩黑道横行，无论是流氓大亨，还是斧头帮，都不好惹，也惹不起。于是，他心生一计，便借“江安”号，来了个“一石二鸟”，让斧头帮与流氓大亨来一个“黑吃黑”，自己好坐山观虎斗。遗憾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小把戏”，一下子得罪了双方。一女嫁二夫，哪个不生气？

    杜月笙也不是吃素的。不久，他就上了庐山，借蒋介石召见之机，告了李国杰一状。1932年12月，国民政府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虚报价款和欺蒙政府等罪名，将李国杰抓进监狱，赏给八年有期徒刑。他的家里人再次找到王亚樵，希望王亚樵出面帮助疏通关系，把李国杰保出来。王亚樵摆出了一副无所谓的神情，说：“富不过三代，贵也不过三代。让这个****进监狱吃点苦头，受受磨难，对他个人对家里人都不无好处啊。”

    身陷大牢，李国杰眼望窗外闲云飞雁，十分绝望，自以为此生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大门。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又有一名贵人出面说话，让他绝处逢生，提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