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开端或切入口。倘若在日益发达的地铁里，大家沉默而愉快地看报纸，而不随便大声说话和吃东西，不就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进步吗？它既可以提高市民的知识水平，也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还能促进媒体的市场化和大众化。

    同样属于国际大都市的东京，地铁的拥堵程度绝不亚于北京，乘客们所承受的压力同样是巨大的。东京的每一地铁站台都设置着固定的便利亭，里面卖的有饮料、食品、书、杂志，还有报纸，由一个阿姨来负责销售。东京的地铁很安静而有序，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各忙各的，互不干涉。没有人把“拥堵”和“卖报”挂钩，使它问题化。这两者虽然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发生，但各自运转和有不同的功能，不可混淆。

    把目光投向北京的地铁，造成站台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卖报的叔叔阿姨以及买报的乘客吗？如果非要说是不可，难道就不能把报纸销售处挪到固定的位置规范一下吗？这么一点调整，政府应该能落实吧？难道有必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民众对政府的愤怒和首都先进文明的退步——去“禁售”吗？

    四

    2010年6月，高考那一天，我在北京地铁一号线终点站四惠东站入口处看到了“高考生优先安检”的牌子。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着那张牌子陷入沉思。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当过外教，人大附中毕竟是升学率高的学校，学生们也都很活泼、聪明、睿智。只是除了那些靠金钱或权力出国留学的孩子之外，他们都要面临高考的压力。曾经无数家长为孩子的未来表示过担忧，并向我询问：“加藤老师，您看我孩子怎么样？”

    我平时也收到无数高中生的邮件，其中来自高考生的邮件最多，内容大概都是“加藤老师，我是您《Vista看天下》专栏的忠实读者，很喜欢您的专栏。我是即将面临高考的学生，最近压力很大，实在受不了，我们中国的孩子为什么……”

    我很清楚，对于一个孩子或家长来讲，高考意味着什么。高考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在如今不公平现象无处不在的失衡形势下，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制度，是比较廉洁的平台和大概透明的过程。

    我想起自己的高考经历。2003年1月中旬，日本山梨县在下大雪。与平时一样，我早上3点钟起床送报纸，6点钟回家吃早饭，7点多钟出发。骑着自行车大概要走15公里，中途发生了些意外，摔了一下，把制服弄破了，最后勉强赶上考试时间。我记得，其他同学也都是自己骑车或坐电车去往高考考点的，没有一个是父母送过去的。高考结束后，我们也自己回家，准备第二天的考试。电车、公交等公共交通也不可能为高考生提供任何便利。

    我来中国七年，第一次了解到高考生是可以优先安检的。我知道高考当天的疯狂，几乎所有家长都小心翼翼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考试期间一直在考场入口等候着，孩子考完赶紧把饮料或小吃等送过去，好像秘书或保姆似的。

    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发生应该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独生子女、竞争激烈、孩子脆弱、家长疯狂等等。我对中国家长围绕孩子高考表现出疯狂的现象表示理解的同时，必须得提出一个简单而普遍的道理。家长越那样疯狂，孩子越是紧张；社会越给高考生什么特殊权利，高考生越是备感压力。不管高考还是其他重大考试，以平时的节奏与规律正常面对并处理，是最能让孩子发挥潜能的。我建议，取消“高考生优先安检”这一荒唐的制度安排。高考生也要正常安检，早点出发不就可以吗？被社会照顾就能发挥你的水平吗？作为前国家队运动员，我想告诉即将高考的学生：越是重要的比赛，越需要以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否则失败的概率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