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首都机场，先坐机场快线，到了三元桥站，换乘十号线，大概6点多，相当拥挤。不像东京乘客们那般默契，北京乘客的素质和意识五花八门，没有一条有规矩的。要上车的人在车门的中间站着，阻挡着要下车的乘客，造成摩擦。原来靠近车门附近并不下车的乘客也不下去，坚决在那里忍着，结果里面要下车的人无法下来。该下车的人还没下车时，已经有大量新乘客上来了，造成至少几个人下不去车。

    听日本长辈说，上世纪60年代，东京和大阪的地铁也没有今天那么顺畅，经常发生摩擦。今天北京糟糕的地铁秩序也不要紧，要慢慢来。从地铁文化的过渡阶段看，指望乘客们像东京那样形成默契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政府花了一笔钱派遣了大量的指挥人员。问题是，这帮人没起到预想中的作用。明显是高峰时间，同事之间却在聊天，认真一点的也被那些大喊着“**的！”“你别推我！”的情绪化了的乘客卷进去，不仅没化解矛盾，还参加了吵架。

    我建议，政府应该把素质高一点，有沟通和协调能力的人派到地铁里去。最好的是大学生，给他们实习的机会，当然要给工资的，不用太高，这也是给不懂社会规则的90后们提供了绝佳的锻炼机会。

    地铁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的成熟度和现代化，因此，北京需要尽快迎来高水平的地铁文化。快速、大量建设好地铁线是硬件措施，软件措施更重要，如何创造条件让那些趋于急躁和不安的乘客们之间形成默契：先下车，后上车。我想，北京市政府为改善软环境投入1个亿都不过分，这可以降低大量的行走成本，也能降低居民在大城市过日子的压力。

    晚上跟曾去过日本的新华社干部喝酒，我谈到上述想法。他总结说：“我去日本后深有体会，礼让原来是把内耗降低到底的有效工具。”这位领导把日本人的国民性看得相当透。我回应说：“您说得很有道理，对我们来说，礼让不仅是态度问题，更是利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