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冶矣。 【译文】

    法制不容私议，人们就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容宽赦，人们就不敢忽视为善；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假送于人，臣下就不会作乱于人君。这三事掌握在官府，就是“法”；推行到全国民众，就成其为俗。其他事情不用费力就可以安定国家了。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财厚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圣王既殁，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为国本，则大臣之赘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干利者必众矣。 【译文】

    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违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这样人人都行其私理，不行上面法制而宣传个人的主张。所以，百姓与官法对立，大臣与君主争权，国家的危险，一定从这里开始。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就不是这样，对于不执行君主公法的，一定给予惩处。这样做，用大量钱财和施惠来收揽人心的人，因整顿公法就自然纠正过来了。圣王既死，后继者就差多了。统治人民而不懂立君之道，并以此为立国的根本，大臣们拉拢下级而收买人心的，就一定多了；为君而不能审定立法的，并以此为下面的规范，百姓中自立私理而积极追求私利的，也一定多了。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译文】

    从前，圣王在考治人材的时候，不看重他的博学，但却希望他能与君主一致而听从君令。《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所以，纣王因亿万心而亡，武王因一心而存。因此，一国之君，如不能使人心归己，统一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使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规范，那末，虽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民，还不能算是安全的。君主失道的时候，大臣就联合权势在国中互相抬举，小臣们也必然为私利而趋从他们。所以，他们便举用国士作为私党，利用公法谋取私利；在君前互相推崇，在民间互相吹捧；各图己便，忘掉国家，以扩大势力范围，结聚徒党，上以蒙蔽国君，下以搜刮百姓。这都是削弱君主破坏国家的作法。所以是国家的危险。

    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圣王之禁也。　其身毋任于上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破坏国家正道，改变国家常法，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决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擅专国权以严重搜刮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不肯为朝廷任职作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进则受禄于君，退则藏禄于室，毋事治职，但力事属，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在朝廷领受俸禄于君主，回家来积藏俸禄于私室，不干自己应办的公事，只努力发展部属，私用国家官吏，私决君主大事，排除不该排除的人而私自行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修行则不以亲为本，治事则不以官为主，举毋能、进毋功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修德不以事亲为根本，办事不以奉公为主旨，举用无能的人，荐引无功之辈，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为国家结交人材当作自己的恩赐，推荐人材当作自己的功劳，任用人材又从中分取俸禄，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轻取于其民而重致于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者，圣王之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