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实主义电影道路的迷失（6）

    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对“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一些披露，电影所反映的“土地改革”对地主的残酷镇压，对赵玉林等人的歌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土地改革运动真的就如此这般地正面和崇高吗？近年来许多历史学者已经著文指出它“发生了严重的‘左’倾偏差”，有的更直指它是以极为 激烈的手段“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甚至乱打乱杀”的“暴力土改”。杨奎松先生的《1946—1948年**中央土改政策变动 的历史考察》文中披露：“**在1950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一个数字，即‘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仅仅一 年多时间就能“消灭”25万人，看来说是“暴力”毫不为过。对那些被认定为地主的人，一般的“打耳光、跪瓦渣、浇毛 粪、剥衣服”等侮辱性体罚算是轻的，被“捆绑吊打”而“被活活打死”很正常，被“用捅刺刀、砸核桃或开膛破肚的残忍方法处死的”也不在少数，还有的更“被 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直刮到骨头，最后被刮死”。不光是一般的地主，就连在抗战期间支持**的“开明士绅”乃至一些**干部的家属也不放过，比如在贺龙和李井泉主政的晋绥区：“泉台三井镇一户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一空，剩下的唯一一个儿子在八路军某区任政委，得讯后赶回，‘亦愤而自杀’。”“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以后开肠豁肚，尸体被扔进黄河里。”“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贤交群众审判， 惨遭殴毙。”“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被武装押送回老家黑裕口进行批斗，当场被政府宣布撤销其副议长职务，并将其家人扫地出门。”“已将全部财产捐 出的开明士绅牛友兰被强行要求交出不存在的底财，竟把其在晋西北行政公署做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也拉来陪斗，并且当场让人用铁丝穿了牛友兰的鼻子，让牛荫冠 用铁丝牵着其父游街。”等等等等。许多这样的历史事件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都被严密地掩盖着，反映出其时“暴力”的怵目惊心。⑴因此，虽然《暴风骤雨》在当时是非常优秀的电影，但其思想内容依然有过重的政治痕迹和左的影响。同样是反映土地革命的作品，苏联的《静静的顿河》仅仅以土地革命为背景，展示的是另一翻天地。

    首先，从文本来看，《静静的顿河》被称为史诗，作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土地革命为题材比较，虽然说我们的《暴风骤雨》虽然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那也仅仅是在特定的中苏友好外表氛围下给中国人的一个体面的照顾和安慰，《暴风骤雨》与《静静的顿河》相差悬殊太大。打开《静静的顿河》首页，一首哥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