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人物形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强调创作指导思想的世界观因素，强调无产阶级的创作立场。这一时期以及40年代的优秀作品，如《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她在保卫祖国》、《虹》等，显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生命力。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也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主要是把世界观的因素和创作方法混同起来，把方法当作一种限制性很强的艺术规范，从而限制了艺术个性的发展。50年代，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整个文艺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展开了讨论。1954年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在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时，删去了“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这一句话(同时还删去了前一句话中的“历史具体地”一词，但195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决议中又加以恢复)。大多数理论家和创作者着重强调“方法”所包含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理论阐述时的一个重要发展；还强调“方法”应鼓励艺术手法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在内容上应充分反映人的内心世界，赞美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随着在理论上的理解的发展，在创作上出现了不同流派和主张，如诗电影、散文电影、思考电影等，民族风格得到强调，出现了一批真实反映苏联人民精神面貌的作品，如50年代的《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我住的房子》、《列宁的故事》、《**员》、《生活的一课》、《没有说完的故事》、《狂欢之夜》、《高空》；60年代的《晴朗的天空》、《主席》、《士兵的父亲》、《***》以及其他一些不同体裁、样式的作品。70年代苏联文艺界进一步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讨论，并断断续续延续至80年代。讨论的中心是对“方法”的容量的理解。有的理论家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这一见解逐渐为多数理论家所接受。在电影界，有的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是稳定的，作为一种思想美学体系实际上是“封闭”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应是“开放”的，它随时可以吸收不同的艺术形式、风格手法。总的来说，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内涵仍在扩大，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表现手段和手法的探索仍在继续，反映在作品中，即出现了众多的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样式的作品，如《奖金》、《我请求发言》、《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个人问题访问记》、《白比姆黑耳朵》、《列宁在巴黎》、《大地之子》等，以及一些在格调上与以前明显不同的影片，如《途中考验》、《女政委》、《自己去看》等。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也已不再被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