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哥白尼革命使人容易接受这一点。他不仅向我们表明，我们在物理世界中所处位置毫不相干，而且表明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我们的宇宙是围绕我们而旋转的；因为我们从中发现的秩序(至少其中一部分)正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正是我们创造了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我们是发现者，发现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

    6．自主性原则

    现在我从宇宙学家、认识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康德转向道德家康德。我不知道以前人们是否注意到康德伦理学的基本观念等于另一次哥白尼革命，而且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刚刚说过的革命相媲美。康德使人成为道德的立法者，正像他使人成为自然的立法者一样。在这样做的同时，他既归还了人在道德世界的中心地位，也归还了人在物理世界的中心地位。康德把伦理学人化了，正如他把科学人化了一样。

    康德在伦理学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22]包含在他的自主性原则之中。我们不能接受一种权威的命令，不管它是多高的权威，这个原则是伦理学的终极基础。因为无论何时我们面对由某权威提出的一个命令，判定这个命令究竟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正是我们的责任。这一权威可能有实施它伪命令的力量，我们则可能无力抵制。但除非我们从**上被阻止作出选择，我们仍然负有责任。是否服从这个命令，是否承认这一权威，这正是我们决定的。

    康德大胆地把这个革命带进了宗教领域。这里是引人注目的一段：[23]

    我有许多话可能会使你大吃一惊，请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说“每个人都创造了自己的上帝”而谴责我。从道德的角度看……你甚至必须创造你的上帝，以便膜拜你的这位创世主。不管以何种方式……上帝都应当被造得为你所知，而且即使……他应当向你显示其自身，……必须判断你是否被容许[被你的良心容许]去信仰他、崇拜他的人，正是你自己。

    康德的伦理理论并不局限于这样的说法：人的良心是他的道德权威。他也试图向我们说明我们的良心所要求于我们的。对于这种道德律，他作出了若干表述。其中一种是：[24]“永远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他自己的目的，永远也不要仅仅用他作为达到你的目的的手段。”康德伦理学的精神可用几个字加以概括：敢于做自由人，也尊重别人的自由。

    在这一伦理学基础上康德建立了他最重要的政府理论[25]和国际法理论。他渴望[26]一种国际同盟或政府联盟，它最后是要宣布并坚持世界永久和平。

    我已试着总的勾画了康德关于人的哲学和他的宇宙哲学，以及他的两个灵感源泉——牛顿宇宙学和自由伦理学；康德在谈到[27]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时涉及了这两个源泉。

    再退后一步，用更长远的观点看康德的历史作用，我们还可以把他同苏格拉底相比。二者都被指控为曲解国家宗教、腐蚀青年人的心灵。二者都否认了这种指控；并且都坚持思想自由。自由对于他们都不仅意味着没有约束，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苏格拉底的辩解以及苏格拉底之死，出现了一种新的自由人观念：人的精神是不屈的；人是自由的，因为他是自给自足的：人不需要约束，因为他能够控制自己，能够自由地接受法律统治。

    苏格拉底这个自给自足观念构成了我们西方传统的一部分，康德从知识和道德两个领域给予它新的含义。他又进一步增加了自由人的社会的观念——所有人的社会。因为他已表明，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不是因为他生来自由，而是因为他生来对自由的决定负有责任。

    [1] 康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所作的广播讲话。最初发表时(无脚注)题为《伊曼努耳·康德：启蒙哲学家》，载《听众》，1954年，第51期。

    [2] 康德去世六年前，据波埃茨克报道(见他1798年7月2日给费希特的信)说，由于康德的隐居生活方式，他甚至在柯尼斯堡也为人们遗忘了。

    [3] C.E.A.Ch.瓦先斯基：《康德在其晚年》(Immanuel

    Kant in Seinea letzten Lebensjahren)(采自《论康德》Ueber

    lmmanuel Kant，第3卷，柯尼斯堡，尼古洛维乌斯，1804年)。“公众报纸和一份专门刊物使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康德的葬礼。”

    [4] 康德同情1776年和1789年革命的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他经常公开表示这一点。(参见莫色贝关于康德第一次会见格林的目击报道，载R．B．雅赫曼：《谈康德——给朋友的信》Immanuel

    Kant geschildert in Briefen,

    —《论康德》，第2卷，柯尼斯堡，尼古洛维乌斯，1804年。)

    [5] 我说“最重要”，因为康德从贫困到享有盛名这种理所当然的地位的升高，以及他的相对顺利的环境，都有助于他在大陆上提出通过自我教育以求解放的思想(英国人对这种方式难以理解，在那里“自我造就的人”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这个思想的意义同这一事实相联系：在大陆上，受过教育的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中产阶级，而他们在英国则是上层阶级。

    [6] 《牛津字典》说(有些着重号是我加的)：“启蒙运动……2．有时往往[按照德文Aufklarung,Aufkarerei]是指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精神和目的，或者是指其他同这种精神和目的有联系的、暗中受到浅薄而狂妄的理智主义支配、无理地蔑视传统和权威的人等等。”《牛津字典》没有提“Aufklarung”是从法文“elaircissement”翻译的，也没有提它在德文中并没有这些涵义；而“Aufklarerei”(或“Aufklaricht”)则是由浪漫主义者发明并单独使用的毁谤性新词，浪漫主义者本来就是启蒙运动的敌人。《牛津字典》还引证了J．H．斯特林:《黑格尔的秘密》(1865年)和凯尔德：《康德哲学》(1889年)，作为这个词第二种意义的使用者。

    [7] 这一声明的日期是1799年。参阅《康德著作集》，恩斯特·卡西勒等编，第VIII卷，第515页以后，还有我的《开放社会》，第12章注⑦(第4版，1962年，第Ⅱ卷，第313页)。

    [8] 《启蒙运动是什么》(What

    is Enlightenment)(1785年)；《康德著作集》，Ⅳ，第169页。

    [9] 见T．G．冯．希佩尔的《康德传》(哥达，1801年，第78页)。又见D．鲁恩肯(康德在虔诚派弗雷德里克学院的同学之一)在1771年3月10日用拉丁文写给康德的信，其中他谈到教育过他们的“狂热者的严峻而无可追悔的训练”。

    [10] 出版于1755年。整个主标题可译为：《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自然通史”等字用来说明这一著作是奉献给星系演化理论的。

    [11] 1798年9月21日绐C．伽尔夫的信。“我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探究上帝的存在，而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世界有一个开端；世界没有任何开端’，等等，直到第四个……”(在这里康德显然把他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二律背反搞混了。)“正是这些[二律背反]惊醒了我的教条主义迷梦，并驱使我走上理性的批判……，以便消除理性本身之中的明显矛盾的耻辱。”

    [12] 见上注。又参见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通信(《哲学文献》，(Philos．Bibl．)克什曼编，第107卷，第134-135、147-148页和188页以下)，以及康德：《批判哲学回忆》，(Reflexionen

    zur Kritischen Philosophie)B．厄德曼编，特别是第4号。

    [13] 见《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第454页以下。

    [14] 《纯粹理性批判》，第518页以下。“先验唯心主义原理是解决宇宙学辩证法的钥匙”(The

    Doetrine of Transcendental ldealiism as the Key to

    the Solution of the Cosmological Dialectic)。

    [15] 《导论》(1783年)的《附录》：“在研究《批判》之前先给它作判断的例子。”又见《批判》第2版(1787年；第1版出版于1781年)，第274-279页，“对唯心主义的反驳”，以及(实践理性批判)序言的最后一个脚注。

    [16] 见第256页注②提到的段落。

    [17] 见康德1772年2月2[日给赫兹的信，其中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第一本(批判)的试探性标题：“感觉经验和理性的局限”。又见《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第738页以下(着重号是我加的)：“在经验中运用理性，并不需要理性的批判，因为理性的原则不断地交付检验，接受经验标准的检验。同样，在数学领域之中也不需要这种批判，在这里其概念必定以[空间和时间的]纯粹直观立即呈现出来……但是，在一个理性既不受感觉经验的强制，也不受纯粹直观的强制，不必追随可见轨迹的领域中——也即超验地运用理性的领域中……——则非常需要训练理性，使它那种超出可能经验的狭隘界限的倾向可以有所抑制……”

    [18] 例如见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86年)，其中包含对牛顿力学的先验证明。又见《实践理性批判》最后倒数第2节。我在别处(本书第2章)曾试图表明，康德所遇到的某些最大难题都是由于这一不可言传的假定，即牛顿科学可证明为真(它是绝对知识)，在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时，《批判》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就消失了。又见以下第8章。

    [19] 见《导论》第37节末尾。康德关于克鲁修斯的脚注是有趣的，它表明康德已模糊地想到他所谓的“哥白尼革命”同他在伦理学中的自主性原则之间的相似之处。

    [20] 这里的正文是从(纯粹理性批判)意译的，见该书第2版，第xvi页以下。

    [21] 《纯粹理性批判》第xii页以下；特别参阅这一段：“物理学家……意识到他们……必须强迫自然界答复他们的问题，而不要让自己被拴到她的围裙带上。”

    [22] 见《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nmdlegung zur Met．d．Sitten)，第2节(《康德著作集》，第291页以下，特别是第299页以下)：“作为最高道德原则的意志自主性”，以及第3节(《康德著作集》，第305页以下)。

    [23] 这是一个意译(尽管我相信同原文十分一致)，摘自第4章第2部分§1关于“纯粹理性范围之内的宗教”脚注中的一段(《康德著作集》，Ⅵ，第318页；又见本书第38页注①)。这一段是这样开头的：“我们自己判断道德律的启示”(《伊曼努耳·康德的伦理学讲演》，L.田费尔德译，1930年；这段译文经过P．A．希耳普的改正，《康德的前批判伦理学》，1938年，第166页，注⑦)。在这之前康德正好说到道德律：“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够把它启示给我们。”

    [24] 见《基础》，第2节(《康德著作集》，Ⅳ，第287页)。我的译文还是意译。

    [25] 特别见康德的各种不同表述，其大意是：公正政府的原则是在对其公民自由的各种限制中建立平等，只要每个人的自由应与所有人的自由并存这种限制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第373页)。

    [26] 《论永恒和平》(On

    Peacc Etemal)(1795年)。

    [27] 《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语》；特别见倒数第2段末尾，本书第257页注②曾提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