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语言学和法学角度来看，“共同或共有（the common or

    commons）”都是指共有财产，也就是，若干个（许多）人（家庭）共同使用的有潜在价值的资源。私有化意味着，以明确划定的边界，在独立的使用者之间，分割这种资源。使用的激励改变后，有价值的产品就会增加。这一简单命题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但它却是我们理解基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点。

    在这本书里，我的命题是，这个简单的（为了方便，我们就称之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绝对不同于现存的对财产权的另一种辩护；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律及政治学家，都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因为后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源的使用上，效率或者生产力并不是占绝对控制地位的要素。和效率相比，自由更重要，尽管效率和生产力这两个要素在很多场合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人总在努力减小他人对自己福利的影响，无论这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独立于他人的行为所强加的影响，是令人向往的目标。面对各种选择的机会，人们想要“选择的自由”，他们不想让自己的选择受到其他人活动的限制，无论这活动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有个频谱：从最大相互依赖到最大独立。

    作为共有财产的分享者，人们间的相互依赖是最大的。有保障的对联合生产的物品的份额的价值，取决于该分享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这价值还受到仅与群体规模有相应关系的个人的行为的影响。按特定形式将共有财产分派给私人，和确保有个独立行为的领域，除能产生更高的产品价值的激励动机外，还减少了个人对他人行为的依赖。个人自由也增加了，如果把自由定义为个人福利对他人行为的依赖的反面的话。

    只有个人存于和社会关系（甚至是贸易和交换产生的自愿互动关系）完全孤立的境地，最大独立才得实现。打个比方，美国边远地区的有自己的地产、完全靠自己力量生存的自足的家庭，就实现了这种最大独立。因此，共有的共有财产和这种自足的家庭地产，分别位于前述的想象的频谱的相反的两极。

    在生产率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