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代议制政体，采取了用双重方法选择代议团体成员的办法，最初的选举人只选举另一些选举人，后者则选举议会议员。这个办法大概是要给民众感情的冲击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给予多数人以选举权，连同完全的最后权力，但迫使他们通过比较少数的代表行使这种权力，后者被认为不会象民众那样容易为民情的激发所动。由于这种选举人已经是挑选出来的一群人，可以指望在智力和品质上超过选民的一般水平，他们作出的选择较之群众自己的选举，被认为可能是更慎重和更开明的，无论如何是以较大的责任感作出的。

    这种通过一个中间团体把民众的选举权加以所谓过滤的方案，有着一个像煞有理的辩解；因为人们可以表面上颇有理性似的说，判断我们的邻居中谁能最可靠地受托去选择议会议员，较之判断谁本人最适合于当议会议员，所需要求的智力和教育要少得多。

    然而，首先，如果说民众权力易有的危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这种间接的安排减少的话，民众权力的好处就也会减少；而且后一效果比前一效果要肯定得多。要使制度能照所希望的进行，就必须按照设计它的精神付诸实施。选举人必须按照该理论设想的方式行使选举权，就是说，每个选举人不应问谁应该是议会议员，而仅仅问他最愿意让谁替他选择议员。显然，间接选举被认为胜过直接选举的优点，要求选举人具有这样一种心情，而且只有靠他认真地接受那样的原则才能实现，那就是，他唯一的事情是选择选举人，而不是选择议员本人。由此产生的推论就一定是，他将不把政治见解和措施或者政治人物放在心里，而是依照他自己对某个人的尊敬而给这个人以代理人的广泛权力替他行事。那么如果最初的选举人采取对他们的地位的这种看法，给他们以选举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达不到了。因为要求于他们的政治职能未能发展公共精神和政治才能，未能把公共事务变成他们感情上的关心对象和锻炼他们能力的机会。而且，这种推论包含着互相矛盾的情况；因为，如果选举人对最后结果不感到关心，又怎能或何以能指望他关心导致最后结果的过程呢？希望有个特定的人作为他在议会的代表，对一个具有中等程度的道德和知识水平的人是可以做到的，而他自然也就会希望选择一个将选举那个人的选举人。但是对于一个并不在乎谁被选上，或者感到不得不把那种考虑搁置一边的人来说，要对仅仅提名一个最有价值的人让他按照他自己的判断去选举另一个人表示任何关心，就意味着对理论上正确的事情，对为尽义务而尽义务的习惯原则，具有一种热诚，这就只有具备不如说是高度教养的人们才能做到。这样的人们，由于具有高度教养，就表明他们可以也该当被委托以更直接方式的政治权力了。在所有可能赋予社会中较贫苦成员的公共职能中，这肯定是最不适于激发他们的感情，并且是最引不起对它的任何关心的，除了有利于激发人们诚实履行一切应尽义务的善良决心以外。如果选民群众很关心政治事务，对如此有限的参加政务也予以重视的话，他们就不大可能会满足于没有广泛得多的对政治事务的参加了。

    其次，即使承认一个人由于文化不高，不能对一个议会候选人的合格条件作出很好的判断，而对于他可能委托去为他选择议会议员的某个人则能充分判断其诚实和一般能力，对此我可以说，如果选举人承认对他的能力的这种评价，并真正希望他所信赖的人为他作出选择，也没有必要在宪法上作这种规定；因为，他只须在私下问问他所信赖的这个人他最好投哪个候选人的票就行了。在这情形下，两种选举方法的结果完全一致，直接选举就得到间接选举的所有优点了。如果我们假定选举人在代表的选择上宁愿自行判断，只是由于法律上不允许他采取更为直接的行动方式才让另外一个人替他选择，则两种制度就只是在做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假如这是他的心理状态，假如他的意志不接受法律所加的限制，而希望作直接的选择的话，尽管有法律限制他仍然那么做。他只须选择一个大家所知道的和要选的候选人同党的人作为选举人，或者选择某个保证投该候选人的票的人作为选举人就行了。两阶段选举实行起来的自然结果多半就是这样，因此，除了对政治完全不关心的情况外，很难指望它不是这样。美国总统的选举实际上就是这样进行的。名义上选举是间接的：一般居民不投票选举总统，他们投票选举那些选择总统的选举人。但是选举人总是在明白约定投特定总统候选人的票的情况下被选出的；公民投选举人的票也从不因为他对那个人有何偏爱，他投的是林肯（Lincoln）候选人名单，或者布雷肯里奇候选人名单的票。必须记住，选举人被选出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寻遍全国并找到最适于当总统或议会议员的人。假如情形果真是这样，这种做法犹有可说，但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将来也永远不会是这样，除非到了人们一般说来都同意柏拉图（Plato）的意见的时候，那就是说适于委托以权力的人是最不愿接受权力的人。选举人预定要在作为候选人出现的人当中选择一个人，而选择选举人的人们早已知道这些候选人是谁了。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有某项政治活动，所有毕竟愿意投票的选民就已经作出愿意要哪个候选人的决定了；并将在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