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实在论与构想乌托邦所须具备的勇气

    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还在方法论上获致了这样一个洞见,

    即在复杂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情形中, 我们所能够确定的永远只是这些自生自发秩序之运行所赖以为基础的一般性原则, 或者说,

    我们绝不可能预见此一环境中的任何事件所会引发的特定变化。就政策而言, 这个方法论上的洞见具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首先,

    在我们依凭自生自发之有序化力量的情况下, 我们往往不可能预见种种特定的变化, 而正是经由这些变化, 我们才可能对业已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必要的调适；其次,

    我们有时候甚至无力认识那个被打破了的“均衡”或“平衡”是以何种方式得以恢复的。我们对自生自发秩序之机制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维续这种整体秩序而不使它分崩离析,

    那么我们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时所诉诸的方法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 然而就是这种无知, 常常会造成一种恐慌并促使人们要求政府为恢复被打破的平衡而采取行动。

    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 人们之所以要求采取刻意的控制措施,

    往往是因为他们对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之特征所获得的那种一知半解所致。只要贸易平衡(或者任何一种特定商品之供求关系的平衡)在被打破之后又以自生自发的方式调整了自身,

    那么人们就不会再去追问这种调整得以实现的方式了。但是, 一旦他们意识到了不断做出这种调整和再调整的必要性,

    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有必要让某人去专门负责落实这些调整和再调整的工作。经济学家从他们关于自生自发秩序之图式的性质出发,

    只能以下述那种自信的断言来打消人们所具有的种种忧虑, 即只要我们不去干预自生自发的力量, 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新的平衡就一定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得到确立。但是,

    由于经济学家一般都不能够精准地预测这种自我调整的发生方式, 所以他们的断言也就不怎么能够令人信服。

    然而, 当人们有可能预见自生自发的力量可能恢复被打破的平衡的方式的时候,

    情势则会变得更糟。对不可预见之事件进行调适所具有的必要性,

    始终意味着某人将要受到伤害、某人的预期将会落空、或者某人的努力将会受挫；而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人们要求以刻意指导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必要的调整,

    而这种要求在实践中则必定意味着由权力机构来决定谁应当受到伤害的问题。此外, 这种做法常常还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即只要必要的调整能够被人们预见到,

    那么它们就会受到阻碍。

    科学能够为政策指导所提供的有助益的洞见, 乃是对自生自发秩序之一般性质的理解,

    而不是有关一具体情势之特定细节的任何知识, 因为科学没有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知识。有关科学在解决我们的政治任务的方面极具助益性的正确认识,

    在19世纪时基本上是众所周知的；然而,

    这种正确认识却在后来被一种新的趋向遮蔽了。这一趋向乃源出于当下盛行的那种对科学方法之性质的误解：即科学是经由对那些特定的被观察到的事实的汇集而构成的；就一般科学而言,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而当我们必须处理的乃是复杂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时候,

    这种认识就更具误导性了。由于这样一种秩序之任何一部分中的各种事件都是彼此独立的,

    而且这样一种抽象秩序并不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