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遵循原则才能维续自由, 而奉行权宜之策则会摧毁自由

    一如我们所见,

    文明的助益性乃是以运用多于任何刻意安排的协调行动所能运用的知识为基础的；而立基于此一洞见,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

    我们并不能够通过把那些可欲的特定要素堆积在一起而建构出一个可欲的社会。尽管所有有益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讲都必定是以点滴的方式取得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这些分立的步骤不为前后一贯的原则体系所指导, 那么其结果就仍可能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压制。

    事态之所以会发展至此, 个中的原因极为简单,

    尽管这一原因还未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由于自由的价值在于它为不曾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行动所提供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鲜能知道对自由施以特定限制究竟会使我们失去什么。任何这种限制, 亦即除了实施一般性规则以外的任何强制措施,

    其目的都在于实现某种可预见的特定结果, 所以因这种限制而未能成就的东西则往往是不为人所知的。对市场秩序施以干预所会产生的直接后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即时且明确可见的, 但是其较为间接且影响深远的后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 因而也会为人们所忽略。①此外,

    我们也绝不可能意识到以这种干预方式实现特定结果所须付出的全部代价。

    ①参见A. V. Dicey,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 1914), p. 257：

    “国家进行干涉、特别是以立法的形式进行干涉所具有的有益效果,

    乃是直接的、即时性的、也可以说是明显的, 而这种干涉的恶果则是渐进的和间接的, 并且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因此, 多数人几乎必然会以某种过分的偏爱来看待政府的干涉。这种天生的偏好只能经由一个给定的社会里所存在的那种赞同个人自由的假定或定见而予以抵制；而这就是有关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的假定。”

    与此相似, E, Küng在其所著Der

    Interventionismus(Bern, 1941, p. 360)一书中也指出, “大多数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所具有的良好且可欲的效果,

    都会在它们实施以后很快就表现出来；而这些措施有时候所具有的长期且负面的效果则会在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

    依此而论, 当我们仅根据每个问题表面上的是非曲直来判断它的时候,

    我们就会始终高估中央指导所具有的益处。我们的选择往往是在某个已知且明确的收益与阻止不确定的任何人(unknown perons)做出某种不知有益与否的行动的纯粹或然性之间展开的。如果自由与强制之间的选择因此而被看做是一个权宜问题①,

    那么自由就注定会在几乎所有的场合都被牺牲掉。由于在某个特定情势中我们很难知道允许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将会导致何种后果,

    所以在每一情势中仅根据可预见的特定后果进行决策, 就必定会一步一步地摧毁自由。在对自由施以的限制性措施中,

    绝大多数措施很可能都是根据下述理由予以辩解的, 即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限制性措施会造成什么样的具体损失。

    ①一如约翰·杜威对美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极具深远影响的那种说教；就此而言,

    可参见他的论文“Force and coerc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ⅹⅵ,

    1916, 特别是p. 362：“不论强力的使用是否得到了正当性的论证……实质上都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否有效(包括经济)的问题”。

    早在19世纪, 一些极为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

    即只有当自由被视作是一项不得因特定的益处而予以牺牲的最高原则的时候, 自由才能够得到维续；他们中的一位思想家甚至把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系列原则的体系”。①当然,

    他们所提出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所看到的问题与看不到的问题”的告诫②以及有关“与实用主义代表人物之意图相悖的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向社会主义”的告诫③的真正要旨,

    也恰恰在此。

    ①Benjamin

    Constant, “De l' arbitraire”, in Oeuvres politiques, edited by C.

    Louandre(Paris, 1874), pp. 71 - 2.

    ②Frederic Bastiat,

    Ce qu' On voit et ce qu' on ne voit pas en economie politique(Paris,

    1850), 该论著的英文版可见于他的Selected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edited by G,

    B. de Huszar(Princeton, 1964)；而这乃是他最后一篇、也是他最精彩的一篇论著。

    ③Carl Menger,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L. Schneider(Urbana, Ⅲ. ,

    1963).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所有上述告诫都被当成了耳旁风；与此同时,

    逐渐放弃原则的趋向以及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日益形成的从实用出发进行决策和行事的趋向①,

    则成了制定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的最为重要的创新之一。那种主张我们应当为了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我们自己的命运而否弃所有的原则或“主义”(isms)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