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序(1/2)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故乡。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西方哲学各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

    322年)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古代最博学的人物,出生于马其顿的斯它吉拉城,家族以行医为世业。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是竭力摆脱外部干扰,潜心于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一生。公元前367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亚里士多德,离开了宫廷中正在进行着惨烈的夺权斗争的马其顿王国,来到了雅典,投入正处鼎盛时期的阿加德米亚,师事柏拉图。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年,大约前10年按照柏拉图所规定的,修习基础课程,后10年则以辅导员(agagnostes)身份,做教学辅助工作。他最早的著作被认为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它们仍以对话体为形式,罗马的西塞罗尚见到这一批作品,盛赞其文采的华美和语言的流畅。柏拉图逝世之后,大半是为了避免学院的人事纠葛,他离开雅典到了小亚细亚,在这里他充分利用了沿海礁岛林立的地理条件进行研究,积累了初步的生物学资料。不久他应聘回到了马其顿,作了当时的王子、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在这里他开始注意于政治、伦理问题。他的第一批政治伦理作品,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阔别12年的雅典,雅典已在马其顿的控制之下了。这时候,他以知命之年在吕克昂创建了自己的学校,亲自主持讲授,并广泛地开展学术研究。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较为完整的著作,大都是亚里士多德这一时期的作品。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猝死于远征的军旅之中,雅典对他这个外邦人已充满敌意。他不得不把学校移交给自己的学生和朋友,避居于优卑亚岛卡尔基斯城他母亲所遗下的老屋中,独享其寂寞,于次年病死,终年63岁。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漫步学派(Peripatetikoi)。

    我们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并不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宣示了几条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因为他把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辨的精神,也就是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精神,充实、具体化了,发扬光大达到顶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尊重经验,跟随现象,最后归于理智和思维。他认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而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通过经验得到了科学和技术。经验造成技术,元经验则只能诉诸偶然。并且,对于实际活动来说,经验和技术似乎并无区别,而一个有经验的人,比那些只知道原理而没有经验的人,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亚里士多德把理智置于灵魂的最尊崇的地位,把它看作是本原。在自身的思想,是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的思想,是以主善为对象的至高思想。理智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被思想的东西生成于接触和思想,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思想就是对被思想者的接受,对本质的接受。在具有对象时思想就现实着。这样看来,在理智所具有的东西中,思想的现实活动比对象的具有更为神圣。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快乐。如若我们能一时享受到神所永久享受的这种至福,那就令人受宠若惊了,如若享受得更多那就令人感到更大的惊奇,事情就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把智慧,把哲学称之为思辨科学。他更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在与其他科学的不同关系中,对哲学作出不同的规定。首先,在哲学的起源上,在它和创制科学的关系上,他把智慧规定为关于最初原因和本原的科学。哲学不能满足于事物是什么,还要探索日常所见事物生成和存在的原因,要去解决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样才能使人去了解这样的难题。在这一方面,哲学就有别于创制科学。创造科学进行创制以实用为目的,哲学则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一种想知道个别事物为什么而做的科学。因此哲学起源于好奇,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最初,人们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在开始,人们对身边所不懂的事情感到好奇,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感到好奇,如关于月象的盈亏,太阳和垦辰的变化,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和好奇的人,就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所以,人们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很显然,这是为了知识而去追求知识,而不是为了其他的效益。正如我们把为了自身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那么,这种为知识自身而存在的科学,也是唯一自由的科学,是高尚的科学、神圣的科学。其次,亚里士多德又在哲学的对象上,从它和其他具体科学的关系上,把它规定为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这就是说,哲学是一种普遍科学,而不是一种特殊科学。其他的特殊科学,都是从存在截取一个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而探索它的属性。例如数学,就是从存在截取数量部分,只探索其数量方面的属性。哲学则以未经任何划分、不受任何规定的存在为对象,以作为存在的存在为对象,而探索它就其自身而言属于它的属性。既然哲学所探索的是最初本原和原因,那么很显然它自身也必然有所依从,有所归属。如若先辈哲学家们所寻求的事物存在的元素就是这样的最初本原和原因,那么很显然,它们就不能作为偶性,而只能作为存在。所以,人们必须就作为存在的存在来把握最初原因。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的这两个著名的定义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一方面,必须就作为存在的存在来把握最初原因;另一方面,又必须就最初原因来把握作为存在的存在。这样就艳艳荧荧千古绵绵形成了一个不断的循环、宇宙的奥秘,为那些不以无知为自足的人所不懈追询、无穷探索,却始终得不到一个自足的、最后的答案。关于什么是存在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明确地宣布,存在是什么,换句话说实体是什么,不论在古老的过去,还是当前的现在,以至永远的未来,都是一个被不断探索而总不会得到答案的问题。很显然,如若存在是什么果真得到了最后的答案,那么,这一存在也就不是普遍的、无条件的了,探索也就终止、哲学也就消亡了。关于最初因问题,从形式上看,亚里士多德似乎作了一个肯定不移的回答。他根据无穷后退不可能的推理原则,最后达到了一个永远不被运动的运动者,或者称之为神,而停住了脚步。这样一个神发动万物,是宇宙的最初动因,它甚至具有生命,享受着不尽的至福。看起来,很有一点人格神、创世主的味道。然而,只要稍微体察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本文,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神就不过是一种以思想为实体的东西,神的生命就是思想的现实活动,它就是现实性,是就其自身的现实性,它的生命是至善和永恒。如若它是至善,那就是思想它自己,思想就是对思想的思想。这样看来,神不过是一种不懈追询、无穷探索的别名,亚里士多德就是爱智慧、尚思辨的希腊哲学精神的化身。黑格尔说:假如一个人真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了。

    作为一个哲学教师,亚里士多德在讲授和著述中大概度过了40年生涯。他所留下来的作品,仅依公元之世纪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rtius)在其《著名哲学家传》中保存的目录所载,就有164种400余卷,共计445270行。可是到现在,在被誉为标准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里我们只能见到47种。而其中《论宇宙》(PeriKosmou)等13种,经学者们从内容及文体上多方考证,已被公认为是后人所托之作品。这些篇目虽非原作,但仍具很高文献参考价值,所以仍保留在全集中,加以标志以示区别。标准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由柏林科学院授命,在伊曼努尔·贝克尔(lmmanueI

    Bakker)主持下编辑的。全书共5大卷,从1831到1870年历经40年才最后完成这一巨著。这部书的前两卷收集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本文。商卷计1462页,每页分a、b两栏,每栏从30到40余行不等,大多为35行左右。每隔5行都标出行数号码。例如《形而上学》一书就是从980b25行开始的。这部《全集》的出版被认为给亚里士多德研究奠定了新基础。这个版本是力图从最优秀和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以亚里士多德为名的全部著作的版本。在贝克尔版之后,西方各国的古典学者们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做进一步的加工、订证、诠释的工作,出版了各种文本的版本,如《托布奈丛书》(TeubnerSeries,

    1868——1961),《牛津古典本文》(Oxford

    Classi- cal Texts, 1894- 1968),希法对照的《布德丛书》(Bude

    Series, 1926- 1968),希英对照的《洛布从书》(Leob

    Series, 1926- 1966),不过这些版本都是在贝克尔版的基础上进行的。此外,学者们还收集了亚里士多德已散夫的著作的残篇,并加以出版。

    在《全集》中,贝克尔对亚里士多德各篇著作的编排从《工具论》的《范畴篇》开始到《论诗》为止,大体是依照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的分类来进行的。在这里,以《工具论》六篇为方法学上的预备,接着就安排了思辨或理论科学的《物理学》或广义的自然学(PhusLka),以及与此相关的天文、气象、生理、心理、动物、植物诸篇章,然后就是总名为《形而上学》的物理学后的诸篇章。亚里士多德把数学也和物理学、形而上学并列为思辨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没有专门的著作保存下来。其次是实践科学,在这里,伦理学、政治学、家政学(或经济学)三部分是完整的。最后是创制科学,其中三个组成部分诗学、修辞学、辩证法三部分也是完整的。不过辩证法被看作是依据公认的意见立论和反驳的方法,把与此有关的著作《论题篇》和《辩谬篇》(Sophistikoi

    elenkoi)提到《工具论》中去了。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缺乏显明的客观标志,使人可以确定其写作时代的顺序,所以,在这里所用的方法,也许是能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找得到某种依据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在我们的译本里,也别无可选择,无可创新,只能依照标准本的办法,按贝克尔的顺序和页码来编排。贝克尔版的第三卷收集了在15和16世纪译成的、优秀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其他各卷是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注释中,选其重要的编辑整理而成,一部分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已散失了的著作的残篇,此外还附加了有关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目录。

    贝克尔版问世90年之后,在奥托·吉冈(OttoGigon)的主持下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新版1、2、4、5卷(1960-1961)。在新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里,贝克尔版的前两卷,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本文“完全按照原样重新交付印行”,因为吉冈认为,虽然在更完善的版本中,肯定会出现某种特点和优点,但和这些新的版本相比较越发显得贝克尔以其惊人的机敏选择了这些手稿,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审慎地规划并编排了这些手稿。此外,贝克尔版在当时是唯一用两卷或三卷就把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包容在内的版本。而在新的版本中所表现的一个或少数特点或优点,在学术上可能是足够的,但在实用上却显得不够。所以,按照贝克尔原文重新印行第1、2两卷。无论对文献研究,还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都将受到欢迎。在新版中,吉冈删去了第三卷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而代之以一个更完整的残篇汇编。因为这种拉丁文译本对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研究的发展虽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谁要想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词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了。而且,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残篇,自贝克尔之后,经过许多学者的大力搜求,已经大大地丰富起来。特别是《雅典政制》的纸草在1890年被意外地发现,更使这种残篇的搜集工作具有了重大的意义。此外,新版还从亚里士多德本文的注释中选印了最重要的文献,在第四卷中就刊行包尼茨(Bonitz)的著名的《亚里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