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是作者和我1973年至1974年两年间在通信中进行学术讨论，作者应我的要求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1966年底作者从房山监督劳动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断了。1967年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几年间，生死两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许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见的老母。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或许可说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这时，我已经知道他茕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后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我觉得无论在感情上、道义上我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去关心他。老母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怀念他，对他再要继续照顾，显然已经无能为力。离别将近10年的这次晤见，情景难忘。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他时，他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作为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一个大房间内四个人，相互用书架间隔，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室内悄然无声。劫后余生的会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从此以后，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直就像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二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译文及评注，我记得来信告我是“五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

    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里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着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引语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书，下同），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这些笔记的主旨。

    **曾经是我们为之忘我奋斗的人类理想。然而，几十年来的实践，却历史地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命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个问题，现在不仅困扰着我们，而且越出国界，正在困扰着更多的人们。作者在10多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严峻的现实，使他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他说，“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和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然而，从诗意转为散文，却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他说，“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那么，作者又是怎样克服自己这种思想危机的呢？他说：“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一个人用冷竣的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的轨迹，并且努力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彻底解脱出来，不可能不经历一番痛苦。这是作者对自己思想历程的诚实的剖白。这里，作者只是提到了从诗意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