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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作了明确的论证。为简明起见，可以把这个分配原则用公式表示如下：
（Ⅰ）社会总产品价值＝国民收入＋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
（Ⅱ）国民收入＝消费基金＋积累基金
（Ⅲ）消费基金＝直接生产者所领受分配的份额＋非直接生产者所领受分配的份额＋不转化为劳动者个人收入的消费
（Ⅳ）直接生产者所领受分配的消费基金＝他所创造的价值-应比例扣除的（积累基金＋公共管理基金＋社会保证基金＋科学教育保健艺术基金）
关于分配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再三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交换将被废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不再存在，分配将利用劳动券。
社会主义各国的分配原则与马克思的论证是符合的。在分配方法方面，表面上看来，依然保存了货币，并以相对固定的工资率和物价表，作为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以及消费基金在不同各类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的杠杆。
在这里，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券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劳动券可以是规定领取一定种类一定数量消费品的领物凭证；也可以是不具体规定种类数量，而以某种计量单位（如劳动小时、劳动工分，或干脆仍用元角分这种货币单位）计算的，可以凭以自由选购各类消费品的凭证，根据恩格斯下述论证，它可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通过金属货币来实行的。……可是在公社与社员之间的交易上，这些货币，绝不是货币，绝不是尽货币的职能。它们成为真正的劳动券……”①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9页。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利用货币为分配工具，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具体途径如何。
一、个别企业利用工资与价值形式进行核算。假如没有其他使产品价值与价格差离的因素，那么产品成本、利润及企业缴纳的各种捐税之和，就是产品的价值；
二、工资是劳动者个人领受的劳动报酬，也就是社会总的消费基金中分配给他的部分。捐税与利润，归入国家预算体系。国家经过预算体系，将这部分预算收入分配为积累基金及公共管理基金、社会保证基金、科学教育艺术基金等等；
三、在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工资率与产品价格两者，决定全部企业缴纳利润及捐税的数额，也决定社会纯收入可供再分配的数额，所以也决定了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间、各类消费基金间分配的比例。
利用上述分配方法，进行下述各种调节是方便的：
（一）当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可以提高工资或减低物价，使国民收入中分配为消费基金部分不致低于应有水平；
（二）社会应用较大力量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工资的提高或物价的减低，应低于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程度，使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间维持适当的比例；
（三）当某部类生产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速度，高于别的部类时，可以降低这个部类生产品的价格，使价格的运动适合于各类产品间价值比例的变化；
（四）当各部类生产中的工资率，不适合于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差别时，可依不同比例调整各部类工资率。
目前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途径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复杂一些，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论到，现在姑且对此存而不论。假定一个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消费品的分配只存在于社会与劳动者之间（“公社及其社员之间”），作为分配工具的货币，除掉保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单位名称（例如元角分）而外，按照恩格斯的原则，就是劳动券，而不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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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货币这个工具来分配消费品，还有下列好处，是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所不能替代的。
劳动者及其家属的消费要求可归并为若干类，如食品、衣服、居住等等，这些种类的消费要求是可以统计出来作为计划生产的根据的。但从具体的消费品的品种、花色而言，由于消费兴趣的多样化，人们必然要求自由选购，反对凭证领取。
个人消费要求的满足，很大部分是用购买物品的方法，但还有不用购买物品的形式的，如：（一）住宅的租赁；（二）个人生活服务如理发、洗澡、市内交通、外地旅行、旅馆服务等；（三）文化娱乐；（四）劳动者个人负担的子女教育费、托儿所费用等等。满足这些要求，不能依靠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只有用货币来支付。
延期消费与提前消费，在我们社会中是通行的。前者，就是储蓄，后者如分期付款购买耐用消费品。劳动者消费兴趣多样化的结果，延期消费与提前消费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需要利用货币，并且还需要一个信贷系统，利息也还保存着。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储蓄、信贷与利息不会造成生产资料的名存实亡的状态，因为储蓄的数量，比之公共积累是一个微小的数额，因而是无关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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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有没有利用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的历史经验呢？从瞿秋白同志下述记录看来，那样的经验是有过的：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每一城市作为一共产社。又一友人告我，俄国现在无物不集中，消费者都以团体为单位，个人名义很难领到需用物品。……譬如莫斯科公社——市政工会之类，每月为莫斯科居民运取食粮，消费者凭劳动券领取，劳动券以工作高下为标准分好几等，每等可得若干，十日以前在消费公报登载。……（1921年3月21日）①
“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国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餐便饭唯一的食品。……现在丰富得多了，可是非得有钱不可，市场物价因投机商人之故很不稳。然而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工厂工资大增，废劳动券而令得购买于市场的可能。（1921年5月1日）”②
① 《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00-107页。
② 同上，第119页。
这里所提到的劳动券，按所记录的情形来说，应该是指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因而也就是不经过货币（不经过交换）的产品直接分配。这种产品的直接分配，列宁认为，在当时是“我们力不胜任的事”：
“在1921年时，即当我们渡过了国内战争中最重要的阶段，并且是胜利地渡过这个阶段之后，我们就碰上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极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造成颇大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造成颇大一部分工人的不满。……原因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与纯社会主义分配的直接过渡，乃是我们力量所不能胜任的事。”③
③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84-985页。
列宁所说的“力不胜任”的事，是指1921年前后。苏联从1936年建成社会主义到现在已有21年的历史，力量是空前强大了，“力不胜任”这样的事应该已经不再存在了。但是，苏联现在还利用货币，还没有提到用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这至少证明了，在目前条件下的苏联，利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还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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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同时也就是利用货币来实行核算。因之，价值与价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存在的。比之劳动时间，价值是一个“相对的、动摇的、不充分的尺度④”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以便彻底消灭价值范畴呢？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6页。
在实行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每个生产企业是一个核算单位。每个生产企业在核算过程中所能确切知道的数据是：（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