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失控”问题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处理政治问题上的片面性以及美国政党纪律性缺乏与影响力的减弱。因此，本书的次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现代社会带有一定程度的失控性？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其社会的能力远远不如过去那样有效？
还有一些问题必须等待我们作出了大部分的分析之后才能解释清楚，因而此处只能简单地提及。其中之一可称为“头重脚轻”的社会，这是由于大城市内经济巨头与名门望族的权力过大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在经济不发达而政治也不稳定的国家内，同时由此引起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分配。
最后一个主要问题与前述问题有所不同。由于它涉及充满矛盾与含混不清的概念，因此要花费较长的篇幅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简而言之，似乎可以直截了当地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某一国家内或某一时期内阶级结构比另一国家与另一时期内更加明显与固定？但这种提问方式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因为“阶级”一词有时用来指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不同的人群，几乎与“等收入阶层’与“教育水准”成为同义语，而此处所强调的问题则与此不同，它至少涉及社会各阶层间的对立性与排他性，或不同人群中机遇的不同与价值观念上的对抗。在英国，对阶级的理解往往就是如此，因而本书内提出的模型可以很好地阐明英国阶级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人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僵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他们最好想一想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它剥夺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参加某些活动的权利。这种对比肯定会使他们改变自己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达到僵化程度的观点。如上述阶级理论一样，本书用于阐明其他问题的一些理论，恰好也能用来很好地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
（五）
对于本书提出的上述许多问题，曾经有过种种答案，其中有些甚至在民间传说中早已出现过。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飞速成长的问题，情况更是如此。例如，日本与西德战后经济的突飞猛进，一般往往归因于战争对原有工厂及设备的破坏，从而重建过程中普遍采用了最新的技术。同样，有时将其归因于该两国人民的秉性特别勤奋，而将英国的滞后归因于其人民特别贪图“英国式”的安逸。
也许是由于英国过去很长时期内经济发展速率特别高，对其经济得失的这类肤浅的解释特别流行。近年来英国经济增长的迟缓往往归因于其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及固执，或归因于其工人阶级拒绝变革及不合作的态度，或归因于其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另外一些学者则指责英国的企业家缺乏进取心理和革新精神；保守思想和轻商风气使最优秀和最博学的人才脱离企业界；以及英国统治阶级盲目追求国家“荣誉”而将财富浪费在发展“协和式”飞机这类愚蠢事务上的癖好等等。大多数这样肤浅的解释都来自对英国某一阶级的所谓特殊气质以及其僵化的阶级制度的不恰当的夸张。
这些肤浅的解释并不像稻草人那样容易推翻。与此相反，作者认为其中有一些解释是部分正确的，从而应当努力为某些肤浅的答案找出理论上的根据。在此必须首先明确一点，即上述解释仅仅是主观的臆想，而肤浅的解释不可能是理由充分的。
这种理由不充分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一般未能用范围充分宽广的数据或事实来校验其正确程度。实际上，每个国家、地区、历史时期与个人都在许多方面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因此，用某种特殊属性来解释异常高或异常低的增长率，就无法辨明隐含于其中的因果关系。只有英国有伦敦大钟而只有德国人吃泡菜，但决不能把英国的低速发展归因于大钟而德国的高速发展归因于泡菜。除非这种因果关系能解释大量现象的起源，或者它们由某种普遍适用理论的逻辑严格地推导而得到，否则用它们来解释历史事件就正像用英国的大钟和德国的泡菜来解释历史事件那样贻笑大方。有时甚至仅由一个样本的统计结果就归结到该国的某种特殊属性，然后用它来解释某一现象；这无异于掷出两枚骰子恰好出现两个幺点就下结论说掷出任何两枚骰子都必然出现一对“蛇眼”一样地可笑。在某些情况下，仅仅考虑某一国家的某种特殊属性时，还会产生另一种不公正性：这种属性在该国不同地区表现程度极不相同，而且其他属性的影响有时更为显著，从而使原来的论点缺乏说服力。这正是许多较好的历史学专著所作种种结论的通病。正因如此，只有能够确切地说明大量的各种历史现象的理论，才是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
必须谨慎对待这类肤浅解释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历史事件的结果为已知时，历史学家能够使用任意数量的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总可以编造出别人难以驳倒的某种“解释”的。甚至当他找不到任何特殊属性来充当其解释的根据时，总可以从丰富多彩的复杂现实世界中找出不同结果的不同原因的。任何两个国家、两段历史时期或两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会具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点，从而可以找出几乎无数的材料来说明其中原因，由此得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然而，除非构成这些解释的不同因素在其他情况下也能适用，否则又回到前面指出的只根据单一样本的数据就进行推理的老矛盾中。正因为很容易找出一种或几种属性来解释某一件人类或社会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种判别真伪的原则，即对历史规律的任何解释必须适用于两个以上的事件才算成立。
对历史事件这种肤浅解释的缺点的严重性可以很形象地用作者幼年时看过的一本杂志中一组照片作比喻。在那本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照片中有几个是罪犯而另几人则为最可尊敬的名人，要求读者先进行猜测然后再翻阅书后的答案。结果，我和朋友们都没有猜对——我仿佛还记得，照片里有一个看上去最贼头贼脑的人，竟然是一位最有名的作家！然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查对了答案之后，就会使人恍然大悟：原来照片里看到的那对鬼鬼祟祟的眼神与狡猾的面容竟然是引导我们犯错误的一个陷阱！
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如果在这些照片的答案中，还列举了所有这些人的童年经历与家谱。那么，是否就更容易分析其中罪犯的犯罪原因呢？这一个罪犯是由于对他父亲严厉而冷漠态度的反抗，而另一个罪犯则因没有父亲而得不到管束，而第三个则由于受到母亲的溺爱。当然，另外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也正好有一位严厉而冷漠的父亲，但他却并不因此而产生仇恨；还可以发现，那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幼年丧父，却由母亲的溺爱获得了灵感，如此等等。只要一个人有了与众不同的表现，不论是犯罪或是有伟大的成就，总会有人根据他的这种或那种特点作出非常肯定的心理学解释。有时几个不同的专家会对同一事件在事后给出几种不同的解释；但很少有人能够在事前预言某人会有何种突出表现。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历史事件的某些历史的及心理的解释，正如以上所述对已知罪犯的照片所作面貌特征解释同样地不可信。
鉴于这种肤浅解释方法的局限性，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每个国家或时代的历史往往过一段时间之后又要重写，而且每次都能编出不同的故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发现了新的历史材料、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兴趣或发展了新的分析方法；但另一部分则应归因于：如果对历史的解释不限篇幅，同时对选择答案的原则又毫无规定，则历史学家尽可以编出无数逼真的故事，而按其偏好挑选他认为最合理的解释。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可以写出一本又一本的绘声绘色的巨著，但其中哪一本都给不出最终的答案，同时也没有对历史的因果关系增添什么新的见解。
如果有一种解释能适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而且简明扼要，则可以认为此种解释比较可信。由于目前取得信息与储存信息的代价高昂，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解释愈简洁愈好；自中世纪以来，奥克汉“剃刀原则”——即在论据中应将所有不必要的假设与复杂性全部剔除－－对于哲学家、数学家与自然科学家都完全适用。不过当论据的简洁性与权威性同时成立时，该论据极可能也是真实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既有权威性又十分简明扼要，就不可能只根据一两个独特属性就能解释已知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简明的解释说明了许多历史事实——即其权威性很高——则此种解释的成功决不可能归因于偶然的巧合。正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自己的《物种起源》第六版内所述：
“不能设想一种错误的理论能够像自然选择理论这样成功地解释上述几大类事实。最近有人反对说：这种推论是不可靠的；但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以判断是非的准则，而且也常为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所采用。”’
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取决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件事实，而在于它能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大至鲸鱼小至细菌这样千差万别的生物起源与演化规律，这就使它比只能解释某种蚊类（哪怕有数以百万计的蚊虫）的理论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如果一种理论能解释差别很大的各种事实，则其具有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9世纪的科学方法论述家）所谓的“统一性”。休厄尔争辩说：“据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例子说明凡具有这种‘统一性’的理论在以后被发现是虚伪的。”
此外，还必须保证这种理论不能仅仅由于找到少数几个与之相符的例子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与该理论相矛盾。由于一般不可能考察所有的事例，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全部事例分类，首先考察某一类中的全部事例。这样至少可以排除在这一类事件中选取事例的偏见。但也有可能在所考察的一类事件中正好有其他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因此必须同时考察其他各类事件作为校核。如果真正能做到选择事件时不带偏见，更不是先有结论再去找理由，而且所选的事例在类型上差别很大，数量也足够多，则能够解释所有这些事件的理论很可能是正确无误的。
（六）
因此之故，读者对本书内提出的论点也不应当仅仅根据它们似乎可信并且与读者所熟知的事实相符合就轻易地接受。有许多过去流行的理论，看上去似乎很正确，广大公众也曾经深信不疑，但最后却仍然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希望读者在肯定了本书内的论点能解释不同范畴内的大量事实之后，而且确信其中不包含本书作者为了自圆其说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一些假设或“原因”，然后再相信这些论据的正确性。（事实上，我在提出这些论点时，也不知道它们能解释哪些历史事实；因此除了对我非常了解的读者之外，都不应对我盲目信任，而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判断这些论点是否正确，否则无法直接或间接地检验这些论点。）
最后，读者还应该鉴别本书所提出的理论与历史事实是否纯属巧合。
为了使读者不致误解作者在此提出的高标准是否有点过分，作者应该指出：任何有识之士在检验其他的理论时也将会采用同样的高标准。这些理论一般都是对有争议历史现象的肤浅解释，它们往往过分强调某国家、某地区或某历史时期的一些特殊文化或民族特点。总而言之，这类就事论事的解释一般都不免失之繁琐；即使理论本身并无错误，它们也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明最主要原因的由来，更不能据此提出改善局面的正确政策。
（七）
虽然我们主张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但这并不表明我们认为采用一种理论就能解释所有的事物，甚至不一定能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事物。在认识论中从来不认为正确的解释必定是唯一的解释。有时一种完全正确的解释只能说明问题的某一部分（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使我想起在飞机上写下这一段落时，听到驾驶员向乘客宣布的如下一句话。他说飞机对地面的相对速度取决于风速及风向。这句话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远远不够全面：决定相对速度的更重要因素是飞机的类型（如采用喷气发动机还是活塞引擎等）、油门的大小，等等。
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强调这一点，因为阅读本书初稿的某些读者非常赞赏本书提出理论的简单明了，从而认为其他人提出的理论全都是错误的，或者误认为本书的理论已能解释这类事实的所有方面。事实上，作者并不企图在本书中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唯一的或完满无缺的解释，甚至对本书内所分析的具体事例也是如此。作者的希望最多不过是像福尔摩斯那样从一只不吠的狗身上去寻找线索：即对整个历史的理解提供一把钥匙。
由于作者所提出的并非唯一的理论，因此不能采用众所周知的检验方法。在方法学的讨论中，一般认为必须发现一种或几种事实或现象（或者实验结果）与已确立的理论相悖，才能推翻该理论。然而，对于包含多种因素的现象而言，除非能进行非常完善的实验，并在其中确信并非由于实验的缺陷而是由于理论的错误才导致与理论相悖的结果，否则就无法用否定性的实验来证明该理论的谬误。鉴于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难以进行如此完善的实验，对历史事件更无法用实验进行模拟，而且无论自然界与历史本身更不可能提供与科学实验相似的理想环境，因而企图对某一理论作出绝对肯定与否定的结论是毫无意义的。有些哲学家与科学家曾经告诉作者：即使在物理学与自然科学中，有些理论也并不因为一次实验的负结果而被否定，而往往有待于观察到一系列的相反现象，并有了更好的新理论作为替代时，旧的理论才会失效。这样，要判断任何一种理论或假说，就必须弄清哪些现象会增加否定该理论的概率，哪些现象又能增加肯定该理论的概率。在以下两章内所阐述的理论正是如此：即使很难预见到何种事实可能会否定这一理论，也可以明确看到某些事实是否会对这一理论提出疑问，或需要观察到何种类型的事实才足以证明该理论的谬误。
鉴于历史事件包含许多因素，也可以设想：用于证明本书内所提出理论的那些历史事实，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由于其他原因发生的。也可能是由于其他许多原因的巧合，产生了本书理论所预言的复杂现象。然而，本书提出的理论是如此全面与有力，同时又如此简明扼要，所以发生上述情况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但仍不应忽视这种可能性。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可能使一种错误的理论被误认为是正确的，或一种正确的理论被误认为是错误的；因此，当理论只有一种证明时是缺乏说服力的，更不可能是全面的。本书中所提出理论的某些证明不够有力，读者可能会认为由于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但由于所有用作检验的历史事实都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因此总体看来，其说服力远大于单独的证明。譬如说，我们早晨醒来看见窗外有一两片土地发白，可能不会想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如果发现每一个树枝上和每一片土地都白茫茫一片，则肯定会想到是昨夜下了雪。
下面我们将进入全书最重要的一章，其中将阐明本书全部结论所依据的逻辑，从而使读者可以理解全书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