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春为将，于城上与寇将令狐潮相闻，弩射其面，中六矢，不动。疑其乃木人，嗣知其非，乃大惊。潮语巡曰：“向见雷将军，知君军令矣，然如天道何。”巡告之曰：“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后转睢阳，与许远同守，以一孤城，屏障江淮，保留此下唐代元气，关系以后一千几百年来之中国历史者，甚深且钜。张巡、许远与雷万春、南霁云之徒，虽同以身殉，而庙食江南，迄于余之幼年，犹亲祭拜焉。惟新文化运动，乃斥之曰：“礼教吃人。”是亦未识人伦，焉知天道也。而明祖文武非两途之说，亦由此益证其不误。
又如吴元济蔡州之乱，李愬平之。史称其“俭于奉己，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所以成功。凡中国历史上称道一武将成功，决不专重在其临阵打仗上。而韩愈《平淮西碑》，乃多叙裴度事。愬不平，诉碑辞不实。诏磨之，由段文昌重撰。此事极滋后人之讥议。李商隐有《读韩碑诗》曰：“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王相攀追。”苏轼诗：“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斯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实东晋淝水之战，领兵当前线者，乃谢元、谢石。而当时及后世，群推谢安。安与元山墅围棋，永为历史上美谈。元是安之兄子，石乃安弟。安特举此两人。有人说：“安违众举亲朋也。元必不负举，才也。”已而果然。中国人意见，文事必先于武力，安内必先于攘外，故政治必先于军事。汉高祖亦有功臣功狗之喻。裴度与谢安，同是文人，而史臣亦以韩碑意赞裴度。但却不能说此乃中国人之重文轻武。而如张巡之与雷万春，尤更显然。此亦所谓人伦之一端。人伦即天道，何谓文武高下，而又岂昧者之所识乎。又如柳公绰亦文人，亦在蔡州役中有贡献。此等事全部二十五史到处可觅，姑举于此，以当一例。
宋代如寇准劝真宗渡河亲征，论其情势功绩，亦当上媲谢安、裴度矣。其下如韩琦、范仲淹，皆以文人主边防。边人为之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及南宋，如韩世忠之梁夫人，黄天荡亲操桴鼓，又为中国历史上女子从军之一例。而岳飞则与关羽同尊为武圣。史称“飞览经史，雅戏投壶，恂恂如诸生”。其所填《满江红》词，到今传诵。其所书《诸葛出师表》，可睹其笔法之精。而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即此一言，便足不朽，更何论于立德立功，则其人又岂得专以一武人目之。
吴玠兄弟在蜀，只以文人领军事。玠善读史，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虞允文采石之捷，刘琦执其手曰：“朝廷养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宋祖鉴于五代之弊，重用儒臣，一时若有文武分途之观念，然儒臣报国，不下于武臣。而武臣修养，亦无逊于文臣。中国文化传统之精义，赖以重光。至文天祥，亦以文人给军符，其《正气歌》，尤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国社虽履，而民族精神，则不坠益张。
明代如于谦之对付也先，王守仁之平宸濠，俞大猷
、戚继光之御倭寇，皆文人。而功在邦国，辉赫史乘。戚继光之《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尤为谈兵者所遵用。下逮晚清，曾国藩平洪杨，亦取法焉。而尤如袁崇焕之经略关外，卢象升之剿僇流寇，可歌可泣，沁人肺腑。而至于史可法扬州殉难，在中国近代史上，堪与岳飞、文天祥，齐称为民族精神之三良。而乌有所谓文武之分途乎？惟败于政事，不败于疆场，尤更使读史者感慨悼念于无已。
中国人尤有一名言，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又与上述廊庙重于疆场之意适相反。非深晓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有关于军事观念政治观念以及人生哲学之大义深旨者不能晓。非其人，亦不当妄援此语以自恣。曾国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参戎务。其讨平洪杨，先定一通盘之作战计划。治水师、造战船，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然皆出于其职分与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调遣，国藩无不宛转逃卸，而终不转变其逐步推进之大方针，揽大江上下游之权重于一身，而终克有成。若一依君命，则事功成败，渺不可必。然国藩固非好擅权，好违命。迄其成功，而其身所训练之湘军，相率解甲归田。此下继剿捻，已早为筹划安排了淮军之新起，以终其大任。以一在外疆吏，而统谋全局，中央命令，置之不顾。论其志虑所存，则一切为公不为私。论其部署所定，则一切惟私自专，君命不以厝怀。此之谓文武才德。如国藩，可谓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此又岂临阵决胜负之一将之勇之所能望其项背乎！
以上拉杂陈述中国历史上之名将风范，智、仁、勇三德兼备，军务政事乃至于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气，此之谓明体达用。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之理想人格，大圣大贤之规模，而岂以搏斗格杀为能事，以暴虎凭河为果决之所堪同日并语。故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将才武德，非熟读历史上之名将事迹，则不足知之。而如《孙子兵法》之宏深哲理，苟非具此知识，亦不能真切了解。如赵括之徒读兵书，则仅足供人以嗤笑与鉴戒。
今日国人，率认中国文化重文轻武，又谓中国传统积弱不振。诚使其然，又乌能有此绵历数千年，广土众民，一举世无伦之大国家之屹然常在。中国人又曰：“止戈为武。”此即《孙子兵法》所谓“以不战屈人之兵也”。此非文德，又乌足以言武事？今日国人，亦率知中国民族爱好和平，然非能止戈屈人，又乌有和平之可期？苟使武人而不通文，文人而不习武，亦惟有愧对吾民族先人而已。一九七七年之十月。
（一九七七年十月《青年战士报》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