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良心一定要跟上我们的理性，否则我们就会迷失。

    我的基本信念是，只有一条途径可以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抛开我们自私自利的人类中心论，抛开我们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主人、能够为所欲为的习惯。我们必须发现一种新的、对那些超越我们的事物的尊敬：对宇宙的尊敬、对地球的尊敬、对大自然的尊敬、对生命的尊敬和对现实的尊敬。我们对其他民族的尊敬、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尊敬，只能产生于对宇宙秩序的谦逊的尊敬，产生于意识到我们是它的一部分，意识到我们与其共生死，意识到我们所做的并没有白做，而是变成生命永恒记忆的一部分，并在那里受到裁决。

    因此，人类前途的另一条更好的去路是明显地存在著的，以一种精神特质浸透著我们的文明。这不仅需要理解其多元文化的本质，并为创造基于各种文化深处的共同根源的世界新秩序寻找灵感，而且需要欧美文化领域——它创造这一文明并让人类知道其毁灭性的骄傲——回到它自身的精神根源并在探索新的人性的过程中，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榜样。

    对这种形态作出总体的观察显然不难，并且一点也不新鲜或具有革命性。现代人善于描述危机和描述由我们构成并要我们承担责任的世界的苦难，但我们却较难称心地使事物井井有序。

    那么应该做哪些具体的事呢？

    我不相信某些普遍的方法或灵药。我并不主张卡尔·波珀所谓的“整体社会工程”，主要是因为，我大部分成人时间都不得不生活在由企图创造整体马克思主义乌托邦造成的环境里。对于这方面的努力我是知道得太多了。

    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不去思考寻求创造更好的世界的责任。

    显然，要唤醒人们对世界的新的责任感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表现得好像要永远活在地球上的能力，一种有一天要就其状况作出回答的能力。谁也不知道，倒底人类要经历多少可怕的灾变后，这种责任感才会得到普遍的接受。但这并不意味著那些希望为此而努力的人不能立即著手。这是教师、教育家、知识分子、牧师、艺术家、企业家、新闻从业员、活跃于各种公共生活中的人们的伟大任务。

    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

    即使在最民主的情况下，政治家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也许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巨大。这种影响力并不一定来自他们的实际职能，因为他们的实际职能无论怎么说也是有限的。它来自于别的，来自于他们的魅力对公众产生的无意识影响。

    我想，当前这一代政治家的主要任务不是透过他们所做的决定或他们在电视上的笑容来讨公众的欢心；不是继续嬴得选举和确保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要履行他们对我们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从而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坚立榜样。他们的责任是勇敢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不怕失宠于群众，让他们的行动浸透著一种精神特质（这当然与宗教仪式那种讲究排场不是一回事），去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反映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当然，政治是一种为社群服务的事业，这意味著它是实践中的道德。难道政治家们在全球（及全球受威胁的）文明中寻找自身的全球政治责任，也就是说，为人类的生存负起责任，不是比单纯服务社群和实践道德要好得多吗？

    我不相信一个政治家走上这条风险的路会不可避免地危及他的政治前途。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假设市民是傻瓜，而政治家靠玩弄这个傻瓜取得成功。事情并非如此。每个人都休眠著一种良心，休眠著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对它寄以信任。

    不言而喻，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和影响力的人也担负著最伟大的责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现在担负著指导我们世界要走的方向的最伟大的责任。因此，美国应对它的责任作出最深刻的反省。

    美国从未还清孤立主义的债务。要是它早点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它就不必付出像它实际上遭受的伤亡那样的代价。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希特勒准备入侵捷克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暴露出它们缺乏勇气，美国总统致函捷克总统，恳求他与希特勒达成某种协议。要是这位总统不哄骗自己和整个世界相信可与这个狂人达成协议，要是他反过来作出威胁的姿态，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千千万万的美国青年也就不必战死沙场。

    同样地，就在那场战争结束之前，如果那位怎么说也是一位杰出人物的美国总统斩钉截铁地向斯大林瓜分世界的决定说一声“不”，也许花费美国千百亿美元的冷战也不会发生。我恳求你们，不要再重犯这些错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你们根本就没有逃避责任的余地。

    现在的问题还不只是反对有人想再次把世界分成利益集团，或征服与他们不同、比他们弱小的人那么简单。现在的问题是拯救人类，也就是要把现代文明当成多元文化和多极文明来理解；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类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要从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而高尚地创造世界新秩序。

    在各民族和各种文明、文化及宗教之间共存的问题上，有一个伟大的机会是我们应当把握井把它发挥至极限的，这就是超民族或宗教社群的出现。迄今，世界上有很多这类社群，它们具有多样化的特色和不同程度的一体化。我相信这种近似性。我相信存在于民族国家与世界社会之间的机体，这些机体可作为全球沟通和合作的重要媒介。我相信，在一个我所说的每座山谷都渴望独立的世界，这种迈向一体化的趋势必须获得最有力的支持。然而，这些机体切不可成为仅仅是为一体化而一体化的体现，它们必须是使每一宗教每一民族，既可以成为自身又可以与其他宗教和民族合作的众多工具之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是这样一种工具:使那些在地理上、种族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相近并且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形成联盟，从而改善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的沟通。与此同时，所有地区社群必须克服这种恐惧，即以为其他杜群都在针对它们。

    还有另一股力量，它对普遍心态的影响与政治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这股力量就是大众传播。

    我是到了命运把我推入高层政治的王国里之后，才充分地认识到媒体的双重威力的。双重影响力并本媒体独有。它仅是我已谈及的当今文明双重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体现。

    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一夜之间发现有个叫做卢旺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正在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多亏有了电视，它使我们有可能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至少一点儿帮助；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在数秒之内就被发生于奥克拉荷马城的大爆炸所震惊，同时明白，那是对所有人的一次重大警告；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家，并知道从世界承认这个国家的那一刻开始，国际社会就在徒劳地试图按照一些从未被任何人承认为任何人的合法代表的军阀们的意愿、将这个国家分裂成一些奇形怪状的小国。

    这是当今大众传播，或者说，那些采集新闻的人的神奇的一面。人类感谢那些勇敢的记者，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去那些有悲剧发生的地方，以唤醒世界的良心。

    然而，电视也有其不那么神奇的另一面，即它仅仅陶醉于世界的各种恐布事件中，或无可饶恕地使这些恐怖事件变成老生常谈，或迫使政治家首先变成电视明星。但是哪里有谁白纸黑字地写明，某个人在电视上表现出色，就意味著他政绩骄人？我不能不震惊于电视导演和编辑怎么摆布我，震惊于我的公众形像怎样更多地依赖于他们而不是依赖于我自已；震惊于在电视上得体地微笑或选择一条合适的领带是多么重要；震惊于电视怎样强迫我以调侃、口号或恰到好处的尖刻，来尽量贫乏地表达我的思想；震惊于我的电视形像可以多么轻易地被弄得与我的真人似乎风牛马不相及。我对此感到震惊，同时担忧它不会有什么用处。我认识一些只懂得以电视摄影机的方式来看自已的政治家。电视就是这样剥夺他们的个性，使他们变成有点像他们以前的自己所制造的电视影子。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睡觉的姿态是不是也像电视里那样象模象样。

    我并非因电视或报章扭曲或忽略了我的话，或把我编辑成一头怪兽，而感到愤慨。当我明白了一名政治家的浮沉往往更多地依赖于它们而不是政治家本身时，我并不对媒体感到愤怒。引起我兴趣的是别的事情，是那些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的责任。他们也要承担对世界的责任和对人类未来的贡任。就像原子的分裂能够以千百种方式无穷尽地丰富人类，同时也能够以毁灭来威胁人类一样，电视也可以有善恶两种结果。它快速、富于暗示，且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传播理解、人性、人类团结和灵性的精神，它又可麻醉整个民族以至各大洲。就像我们对原子能的利用端赖于我们的责任感一样，恰当地利用电视的进入千家万户和每个人心灵的威力，也端赖于我们的责任感。

    我们的世界是否能够避过当今所有威胁它的东西而获救，尤其端赖于我们人类能否诉诸理智，端赖于他们能否理解他们的责任的重要性以及发现一种牵涉到每一个生灵的新关系。世界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有些人对它的命运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人强大。一个人的影响力愈大——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电视主持人——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感也就愈大，他们仅仅顾及个人利益的考虑也就应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