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选择是最好的。当然我希望这是最好的。拍卖进行得很成功，并没有出现较大的阻力来反对我们的新经济制度建立之初潜在的不公正和不道德。许多行业由其雇员所购买。

    另一方面，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一切权力归**者”。这是说前**高级阶层的各种关系运用第一线的人将一切都买了下来。拍卖被说成在1948年**者和其继承人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我不知道事情是否真的如这些忧郁的人们说得那样糟；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怀疑这种说法。

    但说到底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故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时我支持的提案显然并非是“纯粹的制度”（正如在第一轮中阻止外国人参加拍卖不“纯粹”一样）。结果是它在纯度上受到批评，而与此相反的观点因其体制的纯粹性受到赞扬。

    这是一个典型的情形。一个可能结论的所有方面和其复杂的结果都不得不被掂量一番。简单地运用教科书中的教条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制度上的纯粹”不能保证任何东西。日复一日地，政府不得不接受“制度上的不纯粹”但却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是在眼下环境中唯一可能的决定。这便是生活！顺便地说，甚至大范围内的私有化——我们通往市场经济的主要桥梁——如果没有制度的非常不纯粹的某些因素（通过投资担保人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可以免费提供给人们而不考虑其市场价值），也将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想见到大型企业真正的私有化，我们便不得不运用这类方法。

    一旦人们的直觉和不带偏见的考虑（在没有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告诉我们，一种纯粹的解决办法是可行的话，显然选择它是合适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方法才将是可行的——或者它不再继续有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一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政策也许被证明是自杀性的？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建立在经济理论之上的意见和建立在实际的经济政策上的意见加以比较和评估？我们如何最好地去审核所有这些科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方面的观点？说到底，人们总是借助他们个人的责任感、自己的思想、个人对于处境的估价、他们的深谋远虑，来作出决定。他们越是不理睬将理论转变为教条的意识形态，便越好。

    仅仅会区分“制度上的纯粹”或“不纯粹”，可以使一个人在大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在实际生活中，在采取政治决定时，如果没有另外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获得成功的。简言之，当我感到周围从某个方向来的教条主义或狂热时，我变得越来越警惕，哪怕来自市场经济这个题目及其抱有的“制度上的纯粹”。

    这里的制度应服务于人们，此外别无他途。这是意识形态总要忘记的一点，这是致命的错误。**最鲜明地向我们显示了这种遗忘将导向哪里。保守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一听到“国家”、“社会”这样的词就反感。令他们生气的还有诸如“概念”、“工业战略”、“计划”这些字眼。他们愤慨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担心这些词创造了那种叫社会主义的东西，刚刚好不容易才把它请出去，它却又从后门悄悄溜了进来，并带着那种自满的表情，确信国家可以而且必须组织工业生产、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未来。

    在我们的环境中，仍然有着这么多从**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和陈规，有着许多能言善辩的说客，以各种借口，想保留若干年来令他们过得很舒服的社会结构和实践，因此，某种警惕是必须的。尽管这样——包括我每天都在被劝说——我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不能由它自己来解决。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家，数十年间自然的市场经济发展被人为地中断，其间许多事情是头足倒置的，从能源生产到工业结构的农业组织，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依赖羽毛未丰的市场机制来为政府解决每一个问题。如果能解决，政府将没有多少事可做。不幸的是，情况不是这样，依赖一个如此简单的结论将会有着致命的后果。

    一个人不需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理解单靠市场不可能决定捷克斯洛伐克能源生产的方向。同样，在今天也没有某个人而只能是国家才能决定诸如戈巴苏可夫·丹或泰米力核电站这些狂妄自大的**的巨型产物的前途。未来的能源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能源的生产而不去毁坏我们的环境？如何保证它将是高效率的？以及如何能够拥有多种分散的能源，不至于将我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与任何人捆绑在一起？我们没有自己的原油，我们将去什么地方购买，并如何确知我们不再变得像从前那样依赖于某些来源？就我们现有的地理布局而言，大型的水坝不再会是一个解决的办法。面对濒临崩溃的从前的小型水电站网，我们如何重新起用和扩展它们？如果我们将要支持这种发展，那是在何种程度上？运用什么样的途径和设备？还有我们如何限制和最终完全停止褐煤的开采，它差不多毁掉了整个北波西米亚？我们怎样才能不从燃烧褐煤和污染空气的发电站中获得电源？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核能？显然我们不可能继续建造像泰米力那样的巨型反应堆。我们必须开始建造小型的、绝对安全的核电站吗？还是我们完全不应去利用核能？对我来说这很显然，我们必须有一个展望未来几十年的能源战略（事实上经济部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那里，一切都是自然运转和没有强力干涉，也提出了适合自己情况的能源政策。如果说今天的法国从核电站（并有着很好的安全记载）中获得70％的能量，基本上解决了它的能源问题，那么这肯定不是市场自然运作的结果（怎么可能在短期内从核能中获益），而是二战后所作出决定的一个结果。

    显然，国家在引导经济发展——决定在哪里和由谁来做，怎么做和必须生产多少能量及以什么样的价格卖给谁等方面起着一个逐渐减少的作用。这个作用表现为提出适当的法规和经济政策，来鼓励亟需发展的方面，向着能源分散化、多样化、高效率、生态合理以及外国供应商的多项经营发展。然而在政府采取必要的法规步骤和作出种种协调的经济决定之前，它首先必须知道它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哪条道路才是正确的。简言之，这就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战略，考虑到自然条件、预期的消耗结构及其他许多事情。法规的建立和采取何种经济手段将遵循这项战略。这个战略的角度将保证法规和过程两者都不仅是来自经济理论，而是始终用于某种具体情况的理论。

    我们现在的工业结构是50年代**工业政策的一个结果。当时，主要的重点是重工业，许多成功的生产日常用品的轻工业和工厂都被关闭。一切都在中央集权垄断控制下，后来逐步发展为从属于苏联下达的指令，服务于苏联的需要，后来是听从经互会的指令。在许多部门，至今还在“产品也许并不好，但至少是我们自己的”口号下，尝试创造一种奇怪的自足形式。

    现在，我们的工业将经历一次根本的重构。有些部分将被压缩，另外一些会发展；有些企业将破产，另外新的被创造出来；有许多将改变他们生产的项目；被忽视的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会得到发展。所有这些结果将是巨大的社会运动，甚至是剧变，劳动力的巨大变迁以及失业。在这种情形下，首位的权威将是市场的规律，它最有能力来决定哪些是可行的，哪些不行。然而如果这一切发生如此之快并伴随着某些灾难，这种重构将要求国家也要有它的立场和观点，要从我国的潜力、需要、位置出发的复杂的总体看法中，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那些项目。当然，这不会通过政令来强加，而是把它们运用到经济政策中去。以具体的尽管是间接的方式，国家支持那些有前途的企业，并以严厉的方式对待那些仅仅想靠惯性和损害社会谋求幸存的行业。

    我相信为高层公寓生产预制板将被一个从事小型的砖房建筑的系统所取代。我听到一个建议（现在我不能说这是否现实），将那些逐渐停止生产的褐煤矿工调到砖房建筑上来，这样便为那些遭解雇的矿工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这样一种提议的可行性建立在我们的能源计划和建筑业的情况这两者上面。几乎不可能指望在它们自己内部完全是通过聪明的企业家的意志来完成。

    国家将会支持这种计划，为此创造积极的经济条件。但是，国家必须知道它想要什么，拥有一个战略计划，然后付诸实践。另外一个例子，现在也经常被提起，即军工的转产。显然国家不可能为个别厂家发明新的生产项目，也不可能要求外国提供新的工艺和为未来的产品寻找市场。出于若干很好的理由，已经决定限制我国重武器（进攻性的）的工业和停止其出口，尤其不能落到世界上的不稳定地区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国家——寻找途径来从经济上赞助这些企业，帮助其转换到其他产品。

    还有一件事情是：许多外国专家提醒我们不要允许市场力量在我们的城市掀起盲目的大兴土木的狂欢。许多西方大城市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至今仍在后悔当初不曾小心翼翼地监督其城市发展。这样的责任是地方管理的权利义务，即在城市规划委员会，而不是联邦政府。这是另外一个不能盲目相信市场的领域，而必须缜密地加以规划。如果仅凭市场提供的“制度上的纯粹”自由那样去做，可以想像一座10层的旅馆突然出现在布拉格坎帕岛上或多瑙河畔的布拉迪斯拉发，这将会完全遮住那里城堡的风景。眼下我们还不致因为我们的无能而终止与外国投资者的交易，不存在由于所有权和财产权不确定引起的严重困扰，和在决定这样一些问题时由于能力不足而造成的混乱，以及面对仍然没有消肿的官僚主义带来的巨大危险。但是当这些问题冒出来的时刻将发生什么？现在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前政权集中了全部农业土地，现政府和国会则花了大量时间就归还财产权、国营农场的私有化、农业合作社的转型做出计划和制定法规。但是在这个转折阶段，我们太缺乏对于具体的农业政策的关注。现在的问题来了：农民们竭力反对并要求一个联合的耕地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制定出这些合理的政策，使得国家突然花了四百万克郎去购买剩余的农产品。如果政府事先有个深思熟虑的农业战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像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列出许多。我谈这些试图说明什么？

    就经济方面而言，国家——毋宁说政府——有着三个主要责任：第一，它必须为新的经济制度提出法规，在法规的基础上，决定将要运作和建立的“游戏规则”的框架。第二，它必须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作出某些宏观决定，如税率、预算支出、债权方针、利率、兑换率等。第三，它必须建立具体的“日常”经济政策，来决定诸如选择哪些公司来接受政府的企业或将要接受政府的援助、利息贷款、贷款保证，以及何时在重要的外国合同上签约、减税的考虑等等。换句话说，即政府应为这个国家每天的经济发展作出反应。

    如果政府不能有力地把握这个国家的需要和潜能，对必需的长期目标没有战略上的总体上的考虑，那么，依我看，政府便不能恰当地完成这三项使命中的任何一项，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同样如此。能源和农业政策、更好的工业结构、经济目标、对外政策等，所有这些，必须以协调的方式制定出来。必须有我称之为具体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繁荣的展望，有超越仅仅是对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了解之外的东西，以及将它们带进人们生活的兴趣。我相信国家（或政府）将要获得成功的每件事情都只能来自于这样一个广泛的、总的目标。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所提出的法规、政令、微观或宏观的经济决策才拥有一个普遍的、合乎逻辑的、具有连贯性的和有意义的内在结构。不幸地，我不得不运用那个可恶的词“计划”。这不仅是想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对我们在捷克洛伐克想要做的我们必须知道得更多。

    我用“计划”、“战略”、“总体的和具体的展望”来表达的某种东西的重要性，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不可避免地衰微。国家将越来越看不见。它将逐渐地——在经济领域中——变为仅仅是一个征税者，将税收发放给（至少是资助）那些眼下不能指望它能够养活自己但在未来将数倍地回收的那些领域，如教育或研究和开发。并且发放给那些从来不能替自己支付但必须存在的领域，如保证国家安全的军队，以及一个现代的富有人文精神和文化的国家颇具特色的方面及社会服务（健康事业、养老金、环境保护、风景区、历史遗迹和文化等。）

    换句话说，列车已经上路，偶然去检查它是否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便已足够。没有必要不停地寻找那个方向，在经济战略部门重新确定它。在日常经济事务中越少指望政府开口便越好。

    然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正在寻找我们未来的方向。并且寻求真正的包容性的思想。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我们在什么地方，在我们所选择的轨道上，有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我们。这样去考虑问题便使得我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主义者？我想不是的，我和不同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谈过话，他们表达了我们仿佛刚刚丢弃的东西，即作为政府，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形象有着决定性影响。

    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我有一个印象：我们总是忙于追赶，在许多事情上反应总是慢半拍，并且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复杂时期以及与一个复杂的遗产打交道。我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总是将对自己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之间微小的分歧中去，转向我们自身的争吵，我们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缺少自信（表现为政治上的虚张声势），缺乏宽宏大量而互相恐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承担我们刚刚赢得的自由的责任。

    再重申一遍：不是建立在责任感之上的专家意见并不能拯救我们。

    1991年

    （崔卫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