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其立场、事实的选择和怎样评估的东西，仅仅是缺乏自我依靠、力量、坚定、独立，缺乏一种令人振奋的长远观点及一种善意的理解，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使得一个人看到处处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引证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

    这听上去也许奇怪，但是每当我听说我们某项事业处于危机之中时，我对此欣然接受，并将其做为这项事业仍然存在的证明：如果它不存在，就不会处于危机之中。你看到，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更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

    1983年2月5日

    一年总有两三次，一些灾难性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来，其中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报怨：“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也许猜想我对这样的消息特别脆弱，因此感到不安和压抑。或在绝望中大声抱怨：为什么我呆在这里？如果什么也不发生会引起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想把事情简单化，但是我必须承认，有时我对这种消息的反应是与你的想像完全相反的方式：我经常生气地反问：想要发生什么？为什么非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总要有什么事情“被做”？什么是那些必须要做的？当然，我的生气不是对这样一些个别消息的反应，而是对于这种抓住事物的反常方式所作的反应。不管怎样，它们总引起我的关注。这是一种建立在虚幻之上对于事物的了解：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在于“做”，做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从根本上说，当事情在“做”，原则上总比“不做”要好，换句话来说，这是一种为行动而行动、为做而做的崇拜，唯一重要的是让某件事发生；而发生了什么行动，谁在做及为什么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将会有怎样的反响，引起的结果如何，则是不重要和整个没有意义的。事件开始或结束的意义仅仅在于它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那么尽可能多并尽可能经常发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数目和次数成了生活的尺度。

    这样的必然结果是一种空洞的信仰，“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么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因此，生活事实上成为一种持续的死亡，被一些事件在这儿或那儿打断的事实。事件越多，我们似乎越存在，而事件越少，看起来则越不可避免地死亡。我不认为是否有多少事情发生是根本重要的，也不认为事件的数量本身会告诉我们任何本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那种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就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感情，是一种表面化的、依附性的偏见，是空洞的精神，是始终屈服于时代，仅仅通过不断编织伪事件的数量来证明自身的优秀，像一只蜜蜂那样，走向自己的结局。沉默往往比最雄辩的言词来得更雄辩。一个精心选择、安置恰当的词往往比一百页处心积虑的空谈更有效地净化空气。

    显然，存在过一个非常混乱和闹哄哄行为的英雄时期。每个人做每一件事，人人友好地对待他人，愉快地分担事情，互相帮助而无人拒绝，每一个团体都有过这么一个年轻时期。显然人们偶然地会对此怀念，而借助这个背景，现在确实好像“什么也没有再发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警惕，并回想起那种从激情澎湃到虚无主义熟悉而危险的循环。在那个时代，它曾经席卷了我们同胞中的大批人，他们并不比我们年长多少。想到这一点确实悲哀，因为那些人曾经这样坚决地反对盲从主义和幻想，他们似乎能够摆除这种立场，结果却以这种方式告终。

    换句话来说，我并不在乎发生事情的多少。我仅仅对所发生的——或没有发生的——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我喜欢这样的事情：确实可靠的，有根基的、独创性的，有活力的、均衡的，有味道的、富有交流性、挑战性的，对时代是中肯的——简言之，带来意义的事件。一桩这样的事件甚至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要比所有那些单调乏味，尽管其动机也许是高尚的，而其仅有的理由是无事可做而来得有价值得多。这种没有意义的行为通常仅仅使所采取的立场贬值，劳民伤神，结果落得个无补于事的印象……

    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大声喊出和接着很快放弃它有意思得多。一个沉默的伙伴，尽管你敢肯定当他开口时将像敲钟一样清晰，但却从来不能预言他什么时候开口和他将要说什么，他将比每个事先断定的人远远有能力搅动这个世界。

    1983年1月22日

    （崔卫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