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本书第270页。
③本书第282页。
④本书第260页。
①本书第272页。
魏特林的天才正在于这里，就是：他在比较地还不发展的社会关系里，并没有承袭什么前人的科学传统，而能对于劳动阶级解放的各种条件取得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卓越的见解。他已经在理论上预见了他那未来的、刚在形成中的阶级的解放。魏特林把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道路教导给无产阶级，他还教导无产阶级，唯有依靠它自身的力量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魏特林的许多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偶然的，并且不只是受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成熟的限制。他缺乏工人阶级在1848年以前几年间的斗争中的国际经验，这些经验后来在《**宣言》里予以总结了，也缺乏两个革命年代的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后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理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随着《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出版，魏特林的革命活动达到了顶点。1843年他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各地方政府日益采取更强烈的压迫手段，驱逐他和他的合作者出境，以及阴谋破坏他的杂志的印刷和出版。法国和德国方面的《年轻一代》的递寄也几乎完全断绝。但是主要的是，当时在瑞士根本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①。加以手艺工人中间的频繁的流动性也阻碍了一个稳固的工人组织的形成。只是在现代的工业企业里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食堂逐渐变成了一种单纯消遣的场所，花费了许多钱而没有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最后在许多协会里没有能消除资产阶级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影响，这种运动日益强烈地倾向于青年黑格尔哲学，并且日益获得更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因素都促使魏特林日益退缩。
①恩格斯曾经写道：“同盟的成员们虽然一般说来是些工人，但他们实际上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当时剥削他们的人，甚至在世界各巨大都市里也多半只是小行东。甚至在大规模的裁缝业中，甚至在由于裁缝手艺业变成替大资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业后形成的现今所谓成衣工业中的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出来”。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瑞士。见恩格斯：《关于**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但是我们在1843年的上半年，还可以看到许多文件，主要是他在《年轻一代》上的文章，这些文件证明了他超出于资产阶级反对派之上，以及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物，特别是对维尔特的斗争。
在这期间，魏特林把他的编辑部从威维迁往洛桑，但是他还存着这样一个想法，为了可能更好地进行宣传鼓动，想迁到苏黎世去。1843年5月初，他到了苏黎世，并且把他的第三部著作《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交给印刷者赫斯去排印。他是那样的未加审慎，在该书出版之前，先印发了预定广告。在广告上说“这本书里有一百多处圣经的引文可以证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最勇敢的结论完全和基督学说的精神一致。”①此外在广告单上包括有许多章节的篇目（例如“耶稣教导废除私有财产”，“耶稣教导废除金钱”，“耶稣的原则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和罪人的交往”，“耶稣绝不尊重私有财产”，等等）。这种广告落到苏黎世的教士手里，他们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检察厅检举魏特林。现在瑞士的资产阶级得到了久已盼望的机会，对魏特林并同时对苏黎世的激进派（弗吕贝尔和福伦）放手进攻。6月9日夜里，他和其他一个苏黎世协会的会员被捕，经过审讯——除魏特林外——又被释放。在印刷人赫斯那里排好的版，已经印出的书页和存放的原稿都被没收。①检察机关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臭名昭著的国务参议官布伦奇里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是一份“呈送苏黎世政府”的报告，这份报告被立即公布，用最黑的颜色来涂抹污蔑**者，并且孤立和打击激进派人士。但是就同盟方面来说，这份报告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作用。用这样一些空话象“无底的陷坑”，“**的冷酷的、抽象的原则”，“贪婪的思想”，“世界历史上最可怕和最可恶的制度”或是“可怖的和不自然的结果”等等是吓不倒一个劳动者的，至多只能吓住一个胆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是此外在这份报告里也包括了许多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们的通信和文章里节取来的长段引文，这真是同盟方面所求之不得的一种最好的宣传。莫泽斯·赫斯在一份讽刺呈文里感谢布伦奇里对于这桩好事所表现的功绩，驻巴黎的普鲁士公使不得不向柏林报告，由于布伦奇里的这份报告促成三百名德国手艺工人加入了“正义者同盟”。在一本匿名的著作《关于瑞士的**》里揭露了布伦奇里的阴谋②。对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的拘禁和捏造的控告引起了群众的骚动，举行了示威，并且曾拟定了计划，要用强力去救出魏特林来。
①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28页。
①但是绝大部分原稿终于被挽救出来。德文第一版是由魏特林的朋友们于1845年以《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为题在伯尔尼出版的。第二版以《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为题和《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书的第二版同在1846年出版。
②1843年6月13日以煽动暴乱、挑拨公愤和破坏宗教的罪名，提起公诉。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9页。
虽然因此同盟的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开展，但是魏特林的第三部著作和他的那些仿效者们在同盟的领导上所产生的影响，却使运动停滞并且形成宗派。“尽管魏特林所著的《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原理是很英明的，但他那认定**跟早期基督教相联系的说法，终究在瑞士使运动大部分起初落到阿尔勃莱希特一类蠢人手中，后来又落到库尔曼①一类自私自利的江湖骗子式的仙人手中了。”②
①关于阿尔勃莱希特，见本书第36页注①。库尔曼（贝克尔也受他的影响），生于霍尔斯坦，曾在海德堡读过书，1843年在美因兹地方以“我们时代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为题进行讲演，1844年到瑞士。他在各个协会里讲演，这些讲演1845年以《新世界，或论地球上的精神王国》为书名出版。他反对**和无神论，主张一种通过说服的对现状的改革，并主张保存阶级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地揭露了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先知。后来证明库尔曼是梅特涅的间谍，他对梅特涅设在美因兹的情报机关供给关于工人运动的情报。魏特林自己在1845年宣告反对库尔曼，并且斥责贝克尔和库尔曼的合作。（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3页）。关于库尔曼，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575—587页；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3—234页；恩格斯：《原始基督教史》第1卷，1894年《新时代》（见《科学**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9—40页），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33年基尔版，第ⅩⅤ—ⅩⅤⅠⅠⅠ，75—79页。
②参看恩格斯：《关于**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4页。
关于《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这本书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相比是意味着一种退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一部著作在魏特林对于现有教会的态度和在他对于宗教的见解上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表白和说明。他仍然是教会组织的最严厉的反对者。你们决不要相信教士，他警告劳动者说，“如果他指示你们要用顺受和厌弃来对待那在尘世上压迫你们的痛苦，要你们把满足需要和**的期待寄托在天上，……”①他揭露那种假装虔诚和伪善，把这些东西和劳动人民对于宗教的冷漠作了对化。“……那外表虔敬的伧夫，这时（在讲道的时候——导言作者）几乎不敢在讲台下稍微大声喘一口气，而疲乏的农民却鼾声大作”。②他看透了统治阶级故意把劳动阶级抑制在愚昧无知之中，因为劳动阶级“随着科学教育的扩展，……将会识破这种机诈的诳骗，这些一直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保障它对公共事务的统御和欺骗劳动阶级对它忍耐和服从”。③在魏特林在法庭上的第一次的辩护词里，他虽然申称，他是通过圣经而成为**者的，但是他解释说，“首先是通过法国哲学家……扫清了堆积在人类社会上的污垢”。④他对于宗教的见解曾受了近代圣经批判的影响，主要是受大卫·弗里德利希·施特劳斯的影响。在魏特林看来，耶稣是一个平常的木匠，他三十岁之后成为一个秘密同盟的一分子，研究这个同盟的学说，然后和同盟的其他分子一样共同传播这种学说。这个同盟的目的是“彻底改造一切社会关系”，①也就是说是**。
①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页及以下部分。
②同上书，第8页。
③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7页及以下部分。
④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活动和学说》，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63页。后来魏特林从记忆中所追叙的辩护词里没有这一句。他是这样追述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这个通过宗教嘲弄者伏尔泰，否认上帝的神甫梅叶和自然哲学家卢梭的帮助而唤起的法国大革命，首先是这个从反基督教运动中所产生出来的革命，它迫使人类改善它的风俗道德……”。见魏特林：《法庭——五百天的经验》，1929年基尔版，第72页。
①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25页。
魏特林揭露了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滥加利用，同时他也知道，宗教作为现世生活的神化，作为对于一种幸福生活、一种“彼岸乐土”的追求和希望，在**里是不会再起任何作用的。但是他仍然相信应该为宗教保留一个任务：在个人的苦闷、命运的打击或是遭受不幸时的安慰的任务。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宗教是并将继续是“在这种浩劫茫茫的生活的狂风暴雨中的一个太平锚，人类纵然达到了尘世幸福的最高程度，这个太平锚也是不可缺少的”。②所以他不肯和伏尔泰一样地攻击宗教——对于他来说，宗教现在是推翻旧社会的工具，以后是在万一不幸的场合中的一个“太平锚”——而是相反地援引卡尔斯塔德、托马斯·闵采尔和拉梅耐作为根据，后者据说曾证明了，一切民主理想都是基督教教义的结果。③（对于《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的精神特别有说明意义的事实，是拉梅耐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加以否认。）对于宗教的这种态度也使得他广泛地容忍宗教的观点和特别是宗教的鼓动，甚至于攻击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无神论的宣传。这也是他和马克思、恩格斯敌对以及他很快地和海尔曼·克利盖结合的原因之一。
②同上书，第10页及以下部分。
③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7页。
尽管魏特林的《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如恩格斯所曾经说过的——有个别原理是很英明的，可是他那幻想的尝试，要想通过原始基督教来作为**的根据，却是那样的无用而且有害，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开始从社会的发展规律里推论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从而为工人阶级指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可能而且正确的道路的时候①。
①这时候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态度表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部分；《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19—467页。
魏特林在瑞士所领导的同盟组织之所以没落，其决定性的原因上面已经指出过了。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发展，还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魏特林当时没有能认识到这个原因，并从中得出有关他进一步的工作的结论，以致他最后完全失去了目标。因此，他所面对的那些日益增加的困难，以及他所遭受的许多失败使他在运动中特别趋向于偏重宗教的因素，这种偏向主要表现于他对青年德意志的斗争中。当时在手艺工人中存在的还很强的宗教观念是这种偏向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不可避免地、魏特林愈来愈被迫扮演一个教派领袖，一个先知者的角色，这和他本人的气质是完全相合的。他的合作者对此也不无重大的影响，他没有及时和他们脱离，造成对他自己的极大不利。这里首先要说到“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他以“救世使者”的身分周游瑞士，并且加入“正义者同盟”①。这种结合大有影响，使得革命的宣传庸俗化和神秘化，并且把同盟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宗派，这在1843年5月魏特林被捕之后更成了定局。奥古斯特·贝克尔②是辅佐魏特林参加在瑞士发展同盟的工作最多的人，他也加强了这些倾向①。阿尔勃莱希特和贝克尔的消极的影响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是显然可见的。
①阿尔勃莱希特，生于阿尔屯堡，曾以“煽乱者”罪名在狱中被囚禁六年，六年中除圣经外不能接触任何其他读物，出狱时成为宗教狂人。后来他到瑞士，以先知者的身分漫游了许多省区。贝克尔、苏特麦斯特以及其他人曾多次并且深切地警告魏特林要对他小心。但是这两个人仍有密切的关系。贝克尔给魏特林的信上说，“你可以用他作为沿街叫卖书刊的人，但是此外你不应该多和他往来；你没有读过他的神经错乱的作品，不然，你对他的想法一定会不同的。……他要把我们大家从以色列的十二宗族离开，重建所罗门的统治似乎是他旧日的迷梦。我很知道，他还要求作种种社会改革，对于这些改革他已经找到了榜样，例如亚伯拉罕和所罗门的多妻制，……总之，你不要和他这样密切来往”。阿尔勃莱希特的著作有：《对民族的召唤》、《郇山（郇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高山——中译本编者）王国的重建》、《对妇女界的号召》、《在自由的神坛边的不久的重逢》、《玫瑰之光里的目的，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威廉·泰尔的一个警告》以及其他等等，这些书魏特林应该看过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对他进行住宅搜查时这些书曾作为他的财物被没收过。阿尔勃莱希特自己写信给魏特林告诉他在文特图尔地方的活动说，“每逢我走过城市或是走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人们就活跃起来。这边有人说，这是一个代表和平的人，那边有人争着跑过来听他的安慰人心的话。因此我对你来说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给你开辟着道路”。以上贝克尔和阿尔勃莱希特的信，都载入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68页、第46页。关于阿尔勃莱希特，参看同书第44页，第67—75页。
②参看恩格斯：《关于**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页。
①贝克尔曾在吉森学过神学，1833年至1835年是威迪格教士的合作者，并成为布希纳的忠实朋友。他因为参加传播“黑森乡议员”而被捕，1839年被赦免，并去日内瓦。在日内瓦他担任手工业协会的教员，直到他与魏特林结识并跟从他一起工作。1847年贝克尔写到他自己时说，“他希望迟早会有某种比傅立叶主义和**更好的东西出现，这种东西会扬弃这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并一般地把宗教、政治和社会主义中的纷歧的意见和争执都在一个真理之下统一起来，从而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美丽的生活”。1843年出版了他的《我们今日的人民的哲学》，1844年出版了《**者要做什么》？1845年他还出版了期刊《宗教和社会运动的愉快消息》。他给魏特林的信上说：“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仇恨他的压迫者，就像同样那些压迫者也没有任何理由蔑视他们的奴隶一样。他们应该大家一起诅咒和粉碎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把他们置于这样一种错误的、非人性的关系中。他们大家都有过失，但大家又都是无辜的，要看人们怎样来看它”。他劝魏特林写一本“小册子”，以《富人的声辩》为题，它的内容按照下列的提纲：“对于新时代从中产生的那个灾难的描叙，财神的神庙将被拆毁，黄金的偶像将被投入大海，……财神的传教士的血是不是能少流些，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先把危难和地狱描写得非常吓人，然后来保卫贫苦的受难人——在这件事上还没有人效法过你的榜样。”总而言之，要写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你——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可以把你的填满着仁爱的心像江河一样倾泻出来”。关于贝克尔论他自己，可以参看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29年基尔版，第27页；他给魏特林的信，见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118—120页。
魏特林具有一种鲜明的阶级意识。他对于那些要在政治生活、报刊言论和在协会里对工人阶级作监护人的知识分子予以充分的鄙视。但是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任何行动都保持一种行会性的窄隘的疑忌心，并且特别是没有理解到一种科学理论对于工人阶级的必要性。这以后特别表现在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上，他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落入了一种反动的宗派主义。
特别突出的是他完全否定黑格尔的哲学，但是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他和这个哲学的关系。他不过是通过米哈依尔·巴枯宁和莫泽斯·赫斯大略知道黑格尔的哲学，而他们也根本不能算是这方面的教师。但是主要是这种哲学在劳动者协会内部青年德意志派里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姿态和他对立，后者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他是看透了的。①他正确地讥讽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所谓“绝对的批判”，意识里的革命化，所有这些将不会触动现存秩序的一根毫毛，相反他举出人民群众的行动来和它对立。他知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象这样一种认识，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这是他没有能力达到的。在他缺乏那些先决的条件，他不能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在他对于科学理论的蔑视中，最后他又回过头来去抓住圣经，企图用圣经来作**的根据。
①魏特林：《贫苦罪人们的福音》，1846年第二版，“前言”。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60页。
在他失去目标和绝望迷乱状态中，在他不顾事实情况而要求迅速推动社会发展的愿望中，魏特林陷入了最荒谬的冥想。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已经有了这些思想的萌芽。当魏特林说到统治阶级可能的抵抗的时候，他写道：“那时候就必须宣扬一种迄今还没有人宣扬过的伦理”，……这里他是指的所谓“整个军团的战斗员”，它的作用我们到现在还“望而生畏”，①并且最后他说，“关于这方面也不必多说了”。下文他说到未来的革命，“……最后一次的风暴！如果在这次风暴中我们失败了，那就让我们采取我们的最后手段！”②这里他是暗示他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③又重新提起的那个看法，就是：为了更快地消除现存的状况，人们可以组织一个由“二万名勇敢、机智的壮汉”组成的军队，他们“翻倒和搜查钱柜、货橱，把它们里面的东西象垃圾一样抛在大街上，总之，把财产贬低到那样的程度，使得它再也抬不起头来”④。虽然这需要加以说明，出于什么原因他才有了这样一种想法，要公开宣传一种普遍的窃盗行为，但是这种理论是显然反动的。在他的绝望迷乱之中，在这里他说出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情绪。虽然贝克尔、艾韦贝克以及其他人立即对此采取了反对态度，但是效果很少，因为无论贝克尔，他是有宗教偏向的，或是艾韦贝克，当时正是卡贝的热忱信徒，都不可能给魏特林指出一个实际的出路，并使他信服这种看法的危害性。
①本书第270页。
②本书第280页。
③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里，魏特林使耶稣对有产者们这样说：“……不要高声叫嚷，如果穷人偷了你，因为如果他不需要，如果他的辛苦的劳动能保证他的必需，他将不会来偷你”。“因此”，他写道，“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去处罚窃贼……”，并且从那些比别人有更多东西的人那里，我们可以去拿走他的东西，“因为今天我们还不是生活在基督教的社会里，而是生活在战争和个人利益的社会里”。此外，“如果你们这些贫苦的罪人在试着打扫和清除神庙的时候，手指头上粘着了几个从兑换商打翻了的案桌上滚下来的钱币，并且他们因此把你们抓到他们的法院里去算账说理，那末你们就把这本福音拿给他们看”。见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29—130页及第Ⅱ页。
④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29年基尔版，第68页。又参看约·卡·布伦奇里：《瑞士**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8年苏黎世版，第90—117页。
魏特林在1843年9月第一审里被判处六个月监禁。他提起上诉，苏黎世高等法院在11月里把判决的刑期加重到十个月。并且在判决书上又加判从瑞士驱逐出境五年。魏特林在羁押期间所已经耽虑的事现在到来了：他被引渡给普鲁士。他的朋友们所计划的，并且当然也是他所盼望期待的援救释放，没有成功。1844年5月21日夜他被捆缚着解赴瑞士边境并移交给德国政府。经过在马格德堡六个星期的备受折磨的停留之后，普鲁士警察以如果再潜回马格德堡即处二年徒刑为威胁，把他解往赫尔姆斯特德。从那里他又被立即解回，因为普鲁士政府认为马格德堡市长的建议可行，给他配备上护照和旅费遣送到美洲去，以便永远把他摆脱掉①。8月18日他到达汉堡，8月27日到达伦敦。普鲁士驻汉堡领事给他订好了一只直接开往美洲的船，但是魏特林拒绝了，“于是不得不”如同该领事所报告的，“放弃了使这个人永远离开欧洲的最好的机会”②。千方百计要把他撵到国外去，这表明了他的活动所发射到德国的光芒是如何强烈，也表明了资产阶级对他是如何的害怕。
①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2页）说：魏特林在马格德堡曾被迫服军役，但因为体力不合格不久即被除名。魏特林自己的说法和其他的说法都不能证实这一点。
②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04页。
在魏特林居留在汉堡的时候，认识了出版商和书商尤利乌斯·康培，把他羁押中的诗稿卖给康培①。这些诗于1844年以《狱中诗》为题出版。关于这些诗的价值，他自己很明白。他在序言里请读者不要过于苛求，原谅他只是为了卖钱才把它发表的。那是二十三首诗，反映了他对于统治阶级司法的愤怒和憎恨，以及对于他所遭受的失败的悲痛和失望，许多诗的内容关系到他后来所写的关于语言、认识论和天文学问题的著作，关于这些著作的计划，在羁押期间已经开始了。此外魏特林宣布要写一部关于他作为囚犯的生活情况的详尽的作品。
①魏特林也曾在康培那里遇到过海涅。海涅在他的《自白》里描述了这次会见。参看本书第15页注③。
在伦敦的一次德国、英国和法国**者的大聚会上，他以“德国**者的勇敢的和天才的领袖”的身分受到热诚的欢迎②并且在以后的期间为“正义者同盟”所支持。但是再没有达成有成效的合作。他企图说服同盟的领导人信奉他的见解，但是不久就遭到他们的反对而失败了，因为卡尔·沙佩尔和鲍威尔由于英国的较为进步的条件——在这段时期内的大规模的宪章运动正是这些条件的表现——已经超出了魏特林的**之外。在这些年间，也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同盟领导人的日益增长的影响，自从1843年以来，恩格斯就已经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①。因此魏特林企图强迫他们举行关于未来社会问题的讨论，终于没有成功②。魏特林没有利用他在英国居留的机会，去研究当地的经济状况以及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条件并改正他自己的见解，而是自己隔绝起来，顽固地继续站在他的观点上。对待以前取得的观念采取僵持不变的做法，是他自己曾经对傅立叶主义者作过严加批判的，这实际上是对于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所发表的意见的背弃，即认为思想是必须不断进步并且表现实际存在的需要的，以及最后加上他的自高自大和不能接受批评，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迫使他成了一个宗派主义者的角色。
②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2页。
①恩格斯从1843年起就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以及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所接触。他是欧文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世界的新道德》的撰稿人，并从各方面对革命运动起着影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在伦敦的同盟的领导人的系统影响是从1845年底才开始的。
②魏特林企图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中进行一次对于傅立叶、欧文、卡贝和他自己的观点的讨论。对于这些体系的比较应按照下列各点来进行，即：1．劳动应如何组织？2．什么东西推动人类去进行劳动？3．应如何领导劳动者，谁来领导？4．什么样的交换制度是最好的交换制度？5．应如何领导教育工作？6．妇女的生活地位应如何？7．可能有怎样的一些过渡时期？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38页及以下部分。
据许多普鲁士代表的报告里所述及的，魏特林在伦敦协会里并没有起特别的作用，虽然他仍然被许多人看作德国**的重要代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后来把卡尔·沙佩尔等人的功迹贬低为只是救济和支援的活动。①他在各手艺工人集团里曾对某些小范围的人作过讲演——也有关于技术问题的。但是直到1845年中，他的主要工作除了通讯以外，在于草述他那已经宣布的关于他的囚禁生活的作品，以及编定了一本《思维和语言学》（或是按照他自己曾经用过的名称，“真理的体系”），前一部作品题名为《法庭——五百天的体验》（除了若干出自他青年时代的材料外，包括从1843年4月到他抵达伦敦的这一段时期），他于1845年春写成，并且向康培及其他出版商洽印，但是他们拒绝承印。1849年原稿落入汉堡警察局之手。因此这本书在魏特林生前没有发表②。他的《思维和语言学》这本书所遭遇的命运也是一样。无论在《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两本书里都已经表现出他对于世界语和天文学问题的兴趣。随着他在瑞士活动的失败，以及他和工人运动的日益隔离，他主要从事于（后来在1855年之后也是这样）这些问题的研究①。
①参看本书第301—302页。
②这本书对于魏特林的性格和他当时的心情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并且提供了许多要点，可以说明他前此以及后来的发展。书的内容准确地追叙他在整个被拘押期间每天甚至每小时的经历，并且对被拘押以前和以后的事态作了一个简略的叙述。魏特林的意图，首先——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唤起他的同时代人注意普鲁士司法制度的本质和它的实际情况，这从他原来想把这本书的书名题作《法律》可以看出来。其次，他要揭露在他被拘押时对于他的（实际的和预谋的）陷害，最后，他要把一个囚犯的生活状况明白描写出来。而与此同时，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那作为殉道者以及作为工人阶级一个受召唤的领袖和先知的角色更充分地表现出来。《法庭》一书于1929年由E．巴尼科尔在基尔出版。
①魏特林想要撰写一本《真理的体系》，这个计划是由于他在狱中得到一本蒲鲁东的书而引起的。这是蒲鲁东1843年出版的《人类秩序的建立，或政治组织的原则》。魏特林认为他的这些思想有极大意义，认为完成这些思想比参加工人运动中的实际活动更重要，他甚至相信通过这个工作可以把**建立在一个比迄今更深刻、更正确的基础上。《思维和语言学》一书从未作为定稿发表。甚至魏特林可能已经在1869年销毁了他的原稿，但是这本书的体系已经接近完成。1849年魏特林从汉堡逃亡时，曾把《思维和语言学》的一个摘要留下来，这个摘要他希望送给亚历山大·冯·洪堡特去审阅。摘要的标题是：《宇宙的分类》，它同时也是一个“根据自然法则的普遍语言的分类”。在这里他一个个地列举并区分了种种概念、字、物体、存在与运动的形式、性质以及作用等等。1855—1856年所写的第二部著作：《在宇宙电磁作用中运动着的原始物质》一书显然是对他的体系的天文学部分的进一步发挥。在这本书里他想把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一种“宇宙力”，归结为一种“原始物质”。“在这种原始物质里有相吸与相斥作用，有流动、热、光、力、运动和生命……”。魏特林把这部稿子送到美国去印刷，并把它分送给很多科学家和院士。第三个文件（1859年）是向柏林科学院秘书爱伦堡教授的第二次申请书，并说明他的1856年的作品。这个文件题为：《世界体系的理论》，是对《原始物质》一稿的继续发挥。在这里魏特林写道：“在我的《原始物质》一稿里，我还保留了哥白尼的学说，现在我已经摆脱了它，哥白尼的世界体系，和托勒密一样，都是错误的。……提科（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比较接近于真理”。此外，如魏特林的儿子所说，他手头还存有一份《论天体力学》的稿子；按这部稿子所说，太阳“从西向东围绕着地球在一个大圈子上移动，而这个大圈子的中心则是地球的运行轨道”。这一切作品都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这些作品已经于1931年由巴尼科尔发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里，宗教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地位。这无疑是伦敦的同盟领导人以及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影响的结果。
1845年5月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通讯委员会的驻在地。1845年末，他已经离开伦敦几个月，在《特里尔日报》担任编辑工作，以及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和其他杂志写文章。虽然在他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之间有若干相近之点，但是他不久就直觉地体会到这个“肮脏的，没有神经的刊物”（恩格斯语）的阶级性质并辞去了他在那里的工作。“我从格律恩那里得到一句‘最后的话’作为答复；我们就分手了”，这是他在1845年9月写给赫斯信里的话。①在布鲁塞尔，魏特林第一次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会见。当然以前他早已听说过他们和他们的工作。例如在伦敦就已经知道了马克思对《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评价，并且在1844年10月的一封信里向马克思表示他的友谊。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说，“我相信在《前进报》的若干文章里已经认识了您，因为我比较了这些文章的精神和人们所曾经告诉我的关于您的事，使我欣佩。我不需要在这方面多所费词，总之，我们是朋友，并且希望以朋友的身分能彼此时时有所相闻，也就是说时时互相寄几行信……”②。当他到达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切方式来欢迎他，并且企图努力说服他，使他相信他还在不断地宣传的那些早先的见解是既不够又错误的。“但这时他已经不是一个天真的年轻的裁缝帮工”，恩格斯这样写道：“惊奇于本身才能，力求弄清**社会究应是个什么样子了。这时他已经俨然是个伟大人物，受那些羡慕其优越的人们所追逐，到处都觉得有人跟他竞争，有人跟他作对和暗算反对他了；这个从这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的仙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实现天堂世界的现成药方，并且以为每个人都在打算偷取他这付药方。”①他到达之后没有几天，就在**通讯委员会里发生了第一次原则性的争辩，争辩中表示出来，魏特林既不能也不肯放弃他那宗派性的乌托邦式的见解，而站到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取得的那种认识的观点上来②。
①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68页。
②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65页。
①恩格斯，《关于**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3页。
②这里，我们是指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纲》，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中所已经达到的水平。
1846年3月30日在委员会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者的任务，特别是讨论了在德国国内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③。在恩格斯致开会词之后，就由马克思发言并且提出了两项主要的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贯彻革命的理论。正是为了这一点，因此**人就必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并且克服平均的、或是手艺工人式的**。马克思把对于这些理论的批判和在工人组织里对这些理论进行斗争，看作是最重要的任务，因为他和恩格斯通过他们的实际工作知道，特别是那些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起着什么样的消极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许多文件都表明了和格律恩以及其他人等等还有与“魏特林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争辩，这些人和这些主义阻碍无产阶级认识它的地位和它的任务①。魏特林曾经声明过，“他的任务不是创立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而是接受那样一些东西，例如，在法国曾经表现出来的最适合于使工人认清他们的可怕处境；看清那些为统治者和现存社会作为口号的一切对于他们不公平的东西，教导他们不要相信任何诺言，只有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自己身上，寄托在建立民主的**的社会上②。对此马克思反驳说，“把人民煽动起来，而对于他们的行动却不给予任何牢固可靠的、详加考虑的基础，这简直是一种欺骗”③。此外马克思指出，现在去从事于研究**社会的问题是无用的事。暂时先还谈不到实现**，而是问题在于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来消除德国半封建状态，而在这里面资产阶级必须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③关于这次重要的会议可惜只有两份不甚可靠的报道。一份是魏特林1846年3月31日给莫泽斯·赫斯的信，信里叙述了讨论的经过情形。另一份出于俄国的自由党人巴·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曾邀请他参加会议，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件事情。魏特林的信载入巴尼科尔的《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69页及以下部分，安年科夫的报道载于1880年的《欧洲使者》，并收入《卡尔·马克思，回忆录和论文集》，1934年苏黎世版（现在已编入《科学**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7页及以下部分）。恩格斯后来告诉倍倍尔（1888年10月25日的信），说魏特林的最主要的观点是表述得多少正确的。又参看E．P．康德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者同盟的组织者》，195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20—126页。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1949年柏林版，第32、36、65、108、109页以及其他有关各页。
②见：《科学**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8页。
③同上注。
在这两个问题上，魏特林都起而反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等等。他认为，一切集团和流派都必须共同为反对统治阶级而努力，把他们之间的纷歧撇在后面④。他看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成长和它在工人运动中的贯彻，只有在对不科学的和反动的观念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中才有可能，在这里他客观上是在企图阻止必要的澄清过程，企图阻止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彻底分裂，他站在前面掩护着那些反动的、有害于无产阶级发展的观点，并且试图把这些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调和。同时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也继续不变。他仍然和以前一样坚持他的乌托邦主义的观点，认为未来的革命必须直接导入**社会，任何对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支持只会延缓**实现的时日。因此，魏特林——面对着日益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的，他们也是用这些论调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的。及至最后，他认为“他对于共同事业所做的一份准备工作”总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远离受苦世界和人民的困苦所作的批判和书斋里的分析”更重要些，在这时，马克思以一句著名的话结束了会议：“无知从来不会使人得到教益”。①
④参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0页及以下部分。
①转引自《科学**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8—39页。
除了这些主要问题上的分歧以外，还表现在魏特林在印行他在布鲁塞尔完成的“体系著作”（《法庭》和《思维及语言学》）这个问题上，由于显然的原因，没有能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几个星期之后，就公开地决裂了。
魏特林在伦敦所结识的海尔曼·克利盖，1845年已经到纽约去了。在那里，他自称是“正义者同盟”的特派员，并以这个名义成立了同盟的一个支部。不久，他就和美国的“民族改良派”相结合，这是一种和社会主义、**相抵触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成立了一个秘密的“社会改革协会”，克利盖把他在1846年1月所举办的报纸《人民论坛报》供这个组织使用。他在这个报纸上展开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宣传，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情’为基础的、洋溢着爱情的、甜密温情的**”①，并且奴颜婢膝地向富人们呼吁，以便从他们那里取得实现他的计划（使每个公民有一百六十亩耕地）的经费。这种“**”必须予以坚决驳斥，因为它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不仅与无产阶级的**毫不相干，并且和它是相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一个真正**者的任务——和克利盖相反——应该是引导这个运动使它超出当时的要求，而克利盖却停止在那个目标上，要把一切人都变成私有者，从而也就把同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②
①恩格斯：《关于**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3页。
②“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最初应该以似乎和**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
下面所说的“决议”，就是这篇“通告”。——中译本编者
1846年5月11日，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在决议中谴责了克利盖的行动，并且否认他有权继续自称为同盟的代表。①在决议上署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日果、海尔堡、载勒尔、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而魏特林是唯一根据下列理由拒绝签署的人，这理由是，按照他的意见《人民论坛报》是一个“完全合格的**者刊物”，人们应该去批评德国国内的敌人，而不应该去攻击在外国的同盟的同志。他把对克利盖的批评拉在他自己身上，并且写信给克利盖说：“我是他们最痛恶的敌人，他们首先要砍下我的脑袋，……”②现在魏特林已经完全暴露了他那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说，在此以前，还有这种可能他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一些重要革命领袖保持密切合作，从中检验他的见解，并继续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那么，现在他已完全脱离了他们，因而也弃绝了发挥任何作用的基础——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克利盖趁此邀请他到美国去担任他那报纸的编辑，于是魏特林于1846年12月满怀忧愤地离开欧洲，他自信是一个真正的、但是被人误解的工人阶级的领袖。
①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关于克利盖，还可参看H·施吕特：《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7页及以下部分。
②参看H·施吕特：同上书，第38页。1849年魏特林对克利盖持反对态度，参看本书第307—308页。
在美国，他又和西蒙·施米特遇在一起，编写了许多传单，把《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出了一次新版，并出了英译本，还和美洲的傅立叶主义者发生了联系。（在这期间，克利盖的报纸已经停刊，克利盖本人加入了坦门内厅，一个民主党的反动政客的集团）此外，魏特林仿照美国自由圬工互济会的榜样成立了一个按等级划分的秘密组织“解放同盟”。及至人们在美洲听到革命风暴的消息，他被这个同盟的纽约盟部派往欧洲。1848年6月他到了巴黎，8月间——还有克利盖——到达柏林。他在德国的作用是完全无关重要。他参加过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大会（1848年8月和9月），并且创办了一个杂志《初选选民》，因为柏林为普鲁士军队所占领，在出版五星期之后又不得不停刊。它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份订户。11月21日被弗兰格尔驱逐出境，他又跑到汉堡去，想在那里继续他的宣传工作，由于警察不允许他居留——汉堡的所有工人协会曾经对此提出抗议，但是无效——他被迫迁居阿尔托纳，并且从那里不合法地继续对汉堡进行工作。他在汉堡成立了一个美国“解放同盟”的支派，一个“家庭的或是解放的同盟”，同盟的主席就是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第三版里，魏特林又把它叫做“民主——**的家庭联盟”。
除了试图使他的“思维和语言学”问世以外，他主要从事《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为此他加写了一篇新的序言。革命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的这本书，这本书——在1849年春出版之后——只能把在革命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工人们从他们的真正的任务上引开去。新序言表现出魏特林对于他所遭受的批评感到懊恼，也表现出他对于自己在革命时期的德国毫无作用感到失望。他把**运动的全部进展归于自己一人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以及“**者同盟”的活动，他不是一字不提，就是轻轻略过或是加以贬低。在结语中，他列举了一些非工人阶级出身、但是成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名字，其中也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这些人，他说，人们却是不能倚待他们，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困苦”而达到**的。①其实他正应该通过革命的事变取得教训，认识一种科学的战略和策略的研究和传播，对于无产阶级是如何的必要，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他的争辩里是抱着怎样的正确态度，但是他仍然不信任他们，坚持他的反动的敌视理论的立场。
①本书第374页。
第三版的文字和第一版相比有不少改动，这些改动——完全撇开它出版的时代不说——大大地减损了它的价值。一般的显然可见的是，魏特林的语调是伤感的、郁闷的，他的语调已经变得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很近似。如果说在第一版里他还只是把乌托邦——和粉碎旧社会这个意图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描写成一个值得赞美的目标，还只是希望别人把他的作品估价为供讨论的蓝本，那末，在第三版里所表现的就是一个独断、顽固的乌托邦主义者了。这个乌托邦主义者对于自己的体系是丝毫不肯让步的，不止如此，他还进一步把不能实现的种种见解分析为许多详尽的项目（例如交易小时）。内容上重要的和范围最广的是他在第二部分第四、第十、第十五和最末一章里所作的改动。他在第十、第十八章里详细地说明他关于交易小时、关于一种交易系统和“革命纸币”以及关于商品价值的意见。他用更长的关于无产者所具有的窃盗权利的说明扩展了第十五章。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曾暗示过，并且曾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作过进一步的说明。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第一版里，他说到两种实行革命的手段：启发或是强力，在那里无疑义地他是把重点放在工人阶级的强力行动上。现在他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地称作第三种手段，也就是说对于富人财产的有组织的抢掠和由穷人占有这些财产①。在这里魏特林自居于怎样一种反动的、暴乱骚扰的立场，已经是清楚可见的了。至于他在这里如此夸大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混乱的思想，这对于他的倒退发展来说正是十分典型的。在第四章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的尖锐批评作了重大的扩展。他否定单凭选举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样的选举永远不会表达人民的意志，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把这种批判推论到那样远，以至于完全否定选举的益处，以及它对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他认为一种真正的民主只有在**社会里才可能，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他同样也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比之封建的社会制度有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此外在这些地方也表现出来，由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居留，他如何扩大了眼界，认识了一个比较地更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但是因为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历史的规律性的无知和不理解，他只能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和资产阶级共同去反对封建势力也就是错误的。因此他非难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曾经主张“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①。他的思想方法使他完全以一个乌托邦宗派主义分子的态度来认识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写道：“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但是**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②。这个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中也彻底地实行了。反之，如果按照魏特林所设想的战略，就将使无产阶级完全隔离孤立起来，并从而削弱革命的力量。其结果将是对于封建**主义的一种支持。
①参看本书第280页。
①本书第3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03页。
第三版第十八章包括了“解放同盟”的基本原则，魏特林曾经成立这个同盟的汉堡分部，并且把这些基本原则——和在最近将来的社会革命中所必需采用的办法一起——印成传单。“解放同盟”在汉堡据说有一千名以上的盟员，但是依据报道，参加大会的最多不过五十人，甚至更少些。无论如何魏特林曾经写到过，第三版有六百份预订；他总共售出了九百到一千本①。1849年8月，“解放同盟”的活动为汉堡警察局所注意，并且加以干涉。魏特林不得不最后离开了汉堡，并因而也最后离开了欧洲，这一年年底又回到了纽约。
①魏特林：《宇宙的分类》，1931年基尔版，第60页。关于他在汉堡的活动，参看同书第50 59页。
他在美国的活动并没有为当地的工人运动带来什么良好的作用。相反，现在魏特林的组织和其他乌托邦主义的流派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分裂工人阶级并延缓工人阶级成熟的过程。1850年1月15日他的期刊《劳动者的共和国》出版，在一年之内由行销九百五十份上升到四千份。这主要是由于1850年的经济危机，使大部分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工人加入了运动。随着德国细木工的罢工，营造工人、成衣工、面包工人、钟表工人以及其他职业部门的工人都连续举行罢工。魏特林要想设立一个职工交易银行，主要目的是为准备在将来建立的移民组织筹集款项。在1850年10月一次由他召集的工人大会上，虽然通过了他的计划，但是因为参加计划组织的人数不多，这个计划没有见诸实行。此外他建立了一个“工人同盟”，从1847年起就在依和华州建立的一个移民组织“公社”加入了这个同盟，他在1851年和这个移民团体发生了联系。他曾十分详尽地从事于建立移民区的计划，草拟了广泛的组织计划和章程，尽管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第三版里还在谴责各种联合组织，也就是说，“在现存社会秩序范围之内的一种大小不等的小社团”。“一种这样的联合组织并不能对资本势力进行任何抵抗，必须忍受大资本家的竞争，并且只要一旦大资本家要它们破产，它们就立即不得不陷于破产。因此，凭这种办法是搞不好的。”①在接收时，这个移民区由十个成员组成；1851年末增加到十五个。1853年魏特林被选为移民区的主席，但是在1854年1月，因为发生经常的争执不得不辞去了这个职位。1855年这个移民区终于解散，同时“劳动者的共和国”只是宣传魏特林自己的见解，很少报道工人运动的消息，也不得不于同年7月停刊。在这个期刊上宗教的因素又居于主要地位，他不断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表示反对工会的斗争。和他自己的改革计划相比，他把罢工称之为愚昧无知，例如，他认为某一个工会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是不正当的，因为必须并且只能是一切工人都共同为争取建立交易银行等等而努力。
①本书第339页。
随着他在美国宣传的失败，他又重新从事于已经开始的天文学和技术问题的研究，完全退出了工人运动。但是，他之所以与其他许多人不同——包括这一期间在内——，因为别人虽曾参加过年轻的工人阶级的初期活动，后来就归结到与资产阶级和现存社会的和解上去了，而魏特林即使在他退出工人运动时，仍然保持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仇恨，他过去向它斗争，现在还要求向它斗争，尽管他所找到的是一条错误的、并且最后完全迷失方向的道路。在“劳动者的共和国”的最后一期上，他还表示了他的意愿，希望能生活在巴黎那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城市”里，而不愿活在美国的“钱袋共和国”和“欺诈共和国”里，“在巴黎无论如何不会不幸到这样，连跟压迫者作斗争牺牲的愿望都被剥夺了。”①虽然如此，他自从1855年以来，已弃绝参加无产阶级的任何斗争。1868年他拒绝在新成立的“社会党”执行委员会里工作，他是未经征得同意被选入这个委员会的。1871年1月25日他在纽约逝世，遗族处在十分贫困的境地。逝世之前不久，他还参加了一次第一国际的德国、英国和法国各支部的结盟典礼，或者这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愈来愈强大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早已指示的道路上，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地迈步前进。
①海尔曼·施吕特：《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124页。梅林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纪念版《序言》。
1843年——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建立——特别是1848年——马克思主义开始取得胜利——以后，魏特林的退步使他早先那些重要的成就也被大家遗忘了。但是，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对于他的重要性和他的发展，给予了一种客观的无偏私的评价，虽然为了给无产阶级指出必要的、科学的方向这个利益出发，曾不得不对他进行过原则性的斗争。1844年，马克思对他的高度赞誉，恩格斯在1885年还在无保留地加以复述。所以在学习德国人民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的时候，不容许忽略了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本著作是德国无产阶级形成时期的一个突出的凭证，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份宝贵的文献。
现在的这个版本是根据第一版忠实复印的，其中在文字拼写和标点符号上改用现代的了，并且校正了一些印刷上的错误，原文并无变动。“附录”包括：魏特林第三版的序言，增补和修改以及本版编者的注释。①
贝恩哈德·考夫霍尔德
①原编者的注释，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下面编者还有几句有关体例的说明，因中译本体例有所改动，所以这几句话未译。现将中译本的体例说明于下：魏特林在第三版所作的增补和修改，正文中用阿位伯数字右面括上圆括弧，如1）、2）、3）、……顺序标出，注释则以圆形注码，如①、②、③……标出。全书的注释绝大部分是原编者注的，只有一小部分是著者，译者和中译本编者注的，这一小部分注释分别注明了著者注、译者注和中译本编者注字样，原编者的注释没有标出原编者注字样，请读者注意。——中译本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