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特医生昨天曾经提议，把今天整个上午用来参观本市的普通学校和大专学院。他准备向我介绍二十世纪的教育制度。

    “你会看到，”当我们在早餐后出发时，他说，“我们的教育方法和你们的教育方法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但主要还是这一点：现在所有的人都同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在你们当时，那只是极少数人享受的权利。如果只是在物质享受方面做到平等，而教育机会却不平等的话，那么，我们会认为，我们的成绩是不值一谈的了。”

    “想必费用是很大的，”我说。

    “即使在这方面需要花费国家的一半税收，也不会有人吝惜，”利特医生答道，“甚至除了留下一小部分以外，全部用去也都可以。不过事实上，教育一万个青年所需的经费，并不会比教育一千个青年多十倍或五倍。不论办什么事，规模大总比规模小相应地要便宜一些，这个原则在办教育方面同样适用。”

    “我们那时候，大学教育的费用贵得惊人，”我说。

    “如果我们的历史家没有使我误解的话，”利特医生答道，“开销大的，倒不是大学的教育费，而是大学的各种铺张浪费。当时你们大学教育的实际费用似乎很低，假使学生人数更多一些，那就会更低了。现在，高等教育的费用和中小学教育同样便宜，因为各级教员的待遇和所有担任其他工作的人一样，都是相等的。我们只不过根据一百年前马萨诸塞州盛行的义务教育的普通学校制度，额外增加了六个高级班次，使一个青年学习到二十一岁，接受你们所谓的绅士教育，而不是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便对他放任不管，以致他除了懂得一般的读写和乘法表以外，便毫无所知了。”

    “就算不谈额外增加这几年教育的实际费用，”我回答，“但是由于不能参加生产而损失的时间，在我们看来，也是负担不起的。贫苦阶级的孩子往往在十六岁或年纪更轻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到二十岁左右便学会一种行业了。”

    “甚至在物质生产方面，我们也不承认你们通过这种办法会取得任何成就，”利特医生回答。“教育把一切劳动的效率，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大大地提高了，这样在短期内就可以补偿所损失的时间。”

    “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说，“高等教育虽然能使人们具备从事专门职业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却会使他们厌恶体力劳动。”

    “根据我从书本上了解的情况，那是你们当时的高等教育造成的，”医生答道，“但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体力劳动意味着一个人要同粗野的、愚昧无知的阶级混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阶级了。在当时，这种感觉是难免的，因为进一步说来，大家都认为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注定要担任专门职业，或从事优裕闲散的工作。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结果既不富有，又未担负专门职业，这就说明了他失意潦倒，毫无成就，属于下等社会而不是上等社会。当然，今天只是为了使一个人能在社会上生活，就有必要使他受到最高等的教育，而不考虑他将来可能担任的工作，因此，接受高等教育，也就没有上述那种含义了。”

    “总之，我说道，“不管你给一个人多少教育，也无法医治他天生的愚钝，或补偿他先天的智力缺陷。除非人们天生的智力平均起来大大超过我那个时代的水平，否则对于多数人来说，高等教育几乎是白费的。我们一向认为，一个值得培养的心灵，对于教育必需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正如耕种要有收获，土壤中必须含有某种天生的肥沃成分。”

    “好啊，”利特医生说，“我很高兴你借用这个比喻，因为这正是我想用来说明现代教育观点的一个例子。你说，在生产抵不上所费劳动力的贫瘠的土地上，不要耕种。可是，在你们当时以及我们现在，却耕种了很多在最初是得不偿失的土地。我指的是花园、公园、草地；而且，总的说来，还有一些土地因坐落地点的关系，倘若听其生长杂草和荆棘，对附近一带人们来说，不但有碍观瞻，而且造成不便。因此，这些土地我们也加以耕种，尽管它生产不多，但从广泛的意义来看，任何土地都不像这些土地那么值得耕种。我们在社会关系中同许多男男女女打成一片，就他们来说，情形也是如此。他们的声音永远在我们耳边响着，他们的行为通过无数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欢乐，——实际上，他们正像我们呼吸的空气，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任何一种物质元素那样，成为我们的生活条件。假使我们确实无法让每人都受教育，我们就应该选择那些天资最愚钝的人，而不是那些最聪明的人来接受我们可能提供的教育。天资敏慧的人比天资愚钝的人更有条件少受一些教育。

    “借用你们当时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必须处在愚昧、粗俗、卑劣而且毫无教养的男男女女当中，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没有多大意思了。这正是你们当时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痛苦。难道一个人处在臭不可闻的人群中，仅仅因为他自己是香的，就会感到满足吗？即使一个人住在一所宫殿似的房子里，如果四面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