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做许多现在被认为是属于其他行业的事。他们常常自己盖房子，制造工具和做衣服，特别是常常做修理工作；他们常常烤自己吃的面包，酿自己喝的啤酒，酿自己吃的咸肉，保藏自己吃的水果。结果，小农或其妻子几乎总有事情做，富裕农民在田里没活儿时总可以为其雇工找到活儿。这种次要工作的价值有时低得可怜，以致如果要按日付工资的话，还不如不做。但在一个人被按年雇用的时候，就不会让他闲着不做事。半个世纪以前，这种按年雇用农业工人的做法在英国的一些地区还保留着。但随着1874年农业大罢工而开始形成的移居习惯，使这些劳动者得以把自己的处境与日工的处境作一番比较。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偶尔失业的害处确比受人驱使的害处小，无论如何，有工作时可以为以后没工作时作些准备。渔夫和自耕农，即使在气候恶劣的季节，也比那些被按年雇用的农民过得快活；后者虽然天生是自由的，但在被雇用期间却不得不遵从粗暴的雇主的命令。因此，按年雇用农业工人的做法已几乎绝迹了。①

    ①现代靠工资过活的工人反对按年雇用的理由，见韦伯的《工业民主》第431—433页。

    艾登（《穷人的国家》第三卷附录2）把主要在伊丽莎白时代许多行业中给酒肉和不给酒肉的年工资率和日工资率排成了一些可比较的表格。有时或许还要扣除发给按年雇用的工人的制服和向他们提供的住房；但即使扣除这些，统计数字仍表明，日工的平均工作时间不超过劳动日的60—70％。并参阅坎宁安的《英国工商业的增长》第三版第一卷第390页。

    3．在货币工资主要由习惯和官方决定时，货币的实际价值的下跌（不管是怎样引起的）会使工人遭受严重损失。

    很久以前，生产方法和运输方法的进步，以及大机器的不断发展，就增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但当权者的无能和自私却推迟了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相应改善。付给劳动者的硬币都被剪了边或用其他方法减轻了重量，而大规模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则以一定数量的白银进行，铸成硬币与否没有关系。这些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做法被基本纠正后，地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制定的谷物法又降低了工资的有效购买力。中欧愿意运来大量粮食以换取英国新机器制造的纺织品，但这些粮食却被课以很重的进口税，并要负担商人的利润。结果，虽然国家从机械工程师的神奇工作中得到了很大利益，但体力劳动者却没有得到应得的份额。他因此而很容易听进这样一些劝告者（他们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的话，他们告诉他，政府和国会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他们教他把经济进步看作是倒退，把物价上涨看作是命运更加苦难的根源。②

    ②这里可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五章第三节有关铸币成色不断降低的论述。

    英国先于其他国家改进了制造技术，这在英国主要依靠进口粮食的时候有助于阻止粮价迅速上涨。当不对粮食进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时候，人们会看到，劳动者的物质福利更多地是依赖于商业信用的波动，而不是依赖于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