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又依赖于大量的资本供应，这两者可以比较容易地适应世界各地范围极其广泛的需要。如果它需要更多的进口货物，它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来迅速地使它的需求有效，因为增加出口可以使它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它所需要的物品，而不致使贸易条件变得对它很不利。它的大多数产品在卖出去以前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这一事实表明，外国的需求量也许很大，而这种需求它是能够控制的，如果它自己对外国商品的需求有所增加的话。另一方面，如果外国市场接受它的出口货物的条件不如以前那么有利，一般它可以比较容易地利用生产出口货物的一部分资源，来满足其国内对同类产品的需求。

    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对输入的需求，一般都要比同一类商品的世界供给少，因而世界几乎总能很容易地通过供给的变动来迅速适应需求的变动。固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战争会暂时抑制两个或更多个国家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同时又增加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战争突然停止也会引起同样的紊乱。还有，个别大国的信用和工业活动的崩溃，甚至其关税制度的大变革，也会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出口工业受到干扰。但这些影响是短暂的。下面这个一般规律的例外是不多的：一个工业大国可以很容易地调整它的输出，以适应它愿意从世界其他地区输入的货物量的变化；世界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输出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加以调整，以适应该国买主所愿意接受的贸易条件的变化。

    由此可见，有效的国际需求弹性依赖于**的弹性和供给的相应调整。但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对输入的需求一般还是有弹性的。世界对其商品的需求一般也是如此。

    4．一些主要工业国家对进口货物的需求的特征。

    新国家的输入主要取决于它们与旧国家的信用关系。如果信用关系好，它们会输入大量铁路设备和其他设备。因为它们主要是用借款支付新企业中工人的工资，所以这时它们输入的、供国内消费的货物量增加很快。它们的信用部分取决于本国金融领袖的小心谨慎，部分取决于国际信用的动向，部分取决于新矿源的开发，部分取决于谷物的收成和牧草的供给，部分取决于本国关税的变化。一般说来，新国家的人民进取心都很强，都渴求新事物，乐于采取花钱少而收益大的个人支出方式，更乐于采用成本低而效率高的工具或机械。所以说，他们对外国商品的需求是有弹性的。

    无论是在新国家还是在旧国家，消费额从而输入额，在一般商业信用上升时期通常都很大；同时物价也较高，所以输入额看起来很大。但象英国这样的贷款国家，在信用好而其工人和别的阶级都在随便花钱的时候，总是大量输出资本，而借款国则会通过赊购来增加其输入，即使它不借款，这时也将是其输入额最大、输入货物价格最高的时候。

    日本与新国家相似的地方是，它渴望采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尽管西方的生产技术需要的资本多于它拥有的资本。日本输出的那点初级产品必须以很高的实际成本从其狭小的土地上生产出来，因而其人民很贫穷，但它们却很机敏，同西方的思想有密切的接触，很有主见，富于事业进取心，以致日本出口的工业品正在迅速增加，正在用所得的收入购买大米、棉花及自己不能以低价生产的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需求对贸易条件的变化是很敏感的。

    印度还未觉醒，还未认识到要向日本学习。虽然其棉纺业大部分掌握在自己人民手里，但它大量出口的茶叶和黄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企业控制着。尽管印度人口很稠密，但几乎所有其余的出口货物都是依靠原始方法生产的初级产品。铁路设备在其输入中固然占很重要的地位，但输入的主要还是供本地和欧洲的统治阶级消费的奢侈品。印度正在越来越多地输入的许多物品，如果其人民有所觉醒的话，可以很容易地自己生产出来。印度主要通过出口棉花、黄麻和茶叶来偿付进口货物。最近主要由于这三种种植业获得了发展，才降低了印度为其不断增加的欧洲进口货物付出的实际代价。

    中国和俄国在许多方面与印度相似，但高关税和国内运输方面的困难，使它们的贸易少于印度，而且反应力也比较差。过去二百年来，南美洲的巨大财富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对南美洲的财富寄予厚望，希望的破灭对这些国家遭受的许多次商业危机起了巨大作用。但盎格鲁撒克逊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毅力正在努力逐步克服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当地居民虽然性格柔弱，但头脑很敏捷。特别是在他们的一些主要城市里，对适合需要和卖价便宜的西方商品，其需求极有弹性。他们具有无限的潜力，可以向西方大量输出高档货以偿付他们真正想进口的货物。

    外国对一个国家的全部输出的需求，往往不是很迫切，其弹性往往很大。但有几个国家对英国煤的需求却相当迫切。英国可能会以每夸特八十先令的价格购进大量外国小麦而不是放弃大量外国小麦的供应；另一方面，即使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永远定为十五先令，英国也不会大大增加其小麦进口，作为人的粮食（虽然它可能按这种价格买来作饲料和制造酒精）。但没有哪个国家对其大部分进口货物的需求固定不变，每个国家都可以放弃其大部分进口货物的消费而不感觉很大痛苦。另一方面，如果进口货物的实际价格大幅度下降，它也可以大大增加外国货物的消费。

    如果英国能以较低的实际价格获得进口货物，那么，除了那些连贫苦阶级也已充分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外，英国很快就会大量增加几乎所有进口货物的数量。一些新的进口货物会取代本国制造的同类货物，另一些进口货由于价格降低，消费量会增加，也许会取代从前本国生产或提供的、与进口货很不相同的商品或劳务。原来用于生产国内消费的产品和劳务的资源，现在由于人们不再需要这些产品和劳务，而被用来生产出口货以偿付增加的进口货物。这种变化如果来得突然和猛烈，会使本国的某些行业遭受很大损失。但事实上，这种变化一般都是逐渐发生的。它们很少大规模地发生，不会象取代某种技能的技术革命那样来得那么快。应付这种变化的方法，一般是慢慢减少流向走下坡路的工业的劳动和资本。

    一个国家对外国货物的总需求弹性，是由该国对各种货物的需求弹性构成的，当然要考虑到增加需求所需要的时间。如果转到这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我们必须把一国多供给出口货物（这些出口货物要能在国外卖得好价钱）的能力，分解为该国各种出口工业的扩建能力和财力物力的丰富程度，以及情况发生变化时从为国外市场服务转为国内市场服务的能力。在这方面，时间因素极为重要。因为，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等到拥有了更多的贵重设备和专门技术，新企业得以建立，老企业得以扩建的时候，才能够全面调整供给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只有等到旧设备价值猛跌，可以被废弃的时候，等到现在已不太需要的专门技术和知识转用于别的工作或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才能适当减少供给。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即从过境税（无论是出口税还是进口税）的归宿这一角度来考虑上面的问题。从过境税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来说，我们要考虑的主要不是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受的影响，而是个人的总和所受的影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也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只要消费者不能或不愿减少某种商品的消费额，或无法从其他来源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这种商品，那么，对该商品征的税就要由消费者来负担，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某种商品因价格提高而消费额减少，同时生产者又无法把其才能、精力、设备以及商业关系迅速转到其他有利可图的方面，那么，对该商品征的税就要落在生产者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