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我奶奶老爱跟我们谈大萧条的日子如何如何。书报杂志上也常有这一类的话题。

    罗伊：他们老是喜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有饭吃，有这个那个的。因为说到30年代呀，他们总是爱跟我这么说，大家都快饿得活不下去了，又没有工作，又这个那个的老一套。

    巴奇：我从来没有不景气过，所以我才不在乎它怎样呢。

    罗伊：照我们听的那一套，你不会喜欢活在那个时代的。

    巴奇：反正，我又不活在那个时候。

    ——美国广播名人暨作家特尔克（StudsTerkel，Hard

    Times，1970，pp．22-23）

    （戴高乐将军）上台之际，全法国共有100万台电视机……到他退隐时，全法国已有1000万台电视机了。法国这个国家就好像在做娱乐事业一般；可是昨天的戏院之国，与今日的电视之国，却完全是两码子事。

    ——德布雷（Regis Debray Debray 1994，p．34）

    1

    每当人类遇到从未经验过的新事物时，虽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来，却往往搜索枯肠，想要为这未知的现象找出一个名目。就在本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词当中，都少不了一个“后”（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义宇“后”（post）字出之。几代以来，用以厘定20世纪人类生活精神领域的各式各样名词，便纷纷被冠上了一个“后”字。于是这个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关层面，成为后工业（post－industrial）、后帝国（post－imperial）、后现代（

    post－modern）、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后谷登堡（post－Gutenberg），后这后那，凡事皆后。这些加在字首的前缀，就像葬礼一般，正式承认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对于死后来生的性质，人们却不但缺乏共识，甚至根本不能确定。人类历史上变化最最富戏剧性、最迅速、也最为普遍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进入了身历其境的当代思维者的意识深处。这场变革转型的记录，即是本章的主旨。

    综观这场社会转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与普遍性。诚然，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就实际意义而言即中西欧和北美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俨然世界骄子的少数富贵中人——长久以来，便已生活在经常的变化之中，在他们的世界里，科技不断蜕变，文化不断更新。对这一类人而言，进一步的全球性大变革，不过加速并加强他们原已熟悉的变化罢了。说起来，30年代中期的纽约客，不是已仰首瞻望着那座高度傲视全球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Empire

    StateBuilding，1934）？帝国大厦稳坐世界第一楼的宝座，直到70年代才被取而代之——而挑战者的高度，也不过多出仅仅三十几米而已。因此，物质增长的量变，到底对生活造成何等质变？这个问题不但要经过好一段时间方引起世人注意，更别说如何去有效测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种迷茫现象，即使在前述的优越地区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层次上，这番变动却突如其来，宛如地震似地排山倒海。因为在50年代，80％人类突然结束了中古时代的生活。更确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开始感受到中古时代的确寿终正寝了。

    就许多层面看，亲身经历这种种蜕变的人，往往无法掌握其中变化的全部意义。因为这些经验对他们本身而言，仅仅属于渐进式片断性的变化，正如同在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但在变化发生的当时，却很少将其视为影响整个人生的大变革。一个乡下人决定进城找工作了，此事在他的心灵里，比起从军，或与两次大战中战时经济生活对英德两国男女的影响比较，在变化上又有什么更持久的意义呢？他们进城时，不曾打算从此永远改变生活方式，虽然在事实上却是如此结果。当局者迷，只有局外人每隔一段时间重返前者生活的场景时，才能感受出其中变化的巨大。即以西班牙东岸大城巴伦西亚（Valencia）为例，笔者上一次见到此地是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这方地面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想想看西西里一名50年代的农民流氓，服刑数十年后出狱，重返巴勒莫。只见当年的乡间，已在都市房地产开发之下变得面目全非，真有着恍如隔世之感。“以前的葡萄园，现在全都变成堂皇的大建筑了”。这位老兄满脸迷茫，不敢相信地对我大摇其头。世界变化之快，连历史的时间长河，也得用更短的间隔来量度了。不到10年（1962-1971年），远离城市的库斯科（Cuzco，位于秘鲁）地区已经变成两个世界：10年前，那里的印第安人原本都穿着传统服饰，10年后却都已改穿欧式洋服。70年代末期，墨西哥某小镇市场上的众家摊贩，纷纷使用日本造的小型计算机为客人结账，10年之前，根本还没有半个当地人听说过这个东西呢。

    于是1950年以来，世人便生活在如此高速的历史变化之中。各位读者只要年纪不太大，并在各处经常有一定程度的走动，便可以感到此中经验的独特。自60年代之后，西方年轻人更发现如今前往第三世界旅行，不但变为可行，更成为一种时尚。此时若欲观察全球的蜕变，只需睁大一双眼睛即可。然而作为史家，却不可以片段的印象及零星的见闻为满足——不管这些印象见闻的意义多么重大——必须一一深入记录，并予厘清方可。

    本世纪下半期中变化最巨大，影响最深刻的社会变革，首推传统小农经济的死亡，这一变化，永远切断了我们与过去血脉的连接。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绝大多数人类都依土地或水面为生，地上的禽畜，水里的鱼虾，供应了人类。即使在工业化的国家里，甚至进入20世纪，农牧人口仍然在就业人数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只有英国一地除外。记得在笔者的学生时代，也就是30年代，小农阶级迟迟不去的现象，往往被人用来反驳马克思的预言——他认为小农必将从地上消逝。即使到了二战前夕，农渔业人口低于总人口20％的国家，英国除外，全球也只找得出一个比利时而已。甚至连美国与德国这两大经济强国——当时世界上工业化最彻底的两个国家——其农业人口虽然已呈稳定性的下降，此时却仍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国、瑞典、奥地利三国的比例，更在35％-40％之间。至于其他落后的农业地区——以欧洲国家为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每5名居民里，就约有4名依然靠土地为生。

    现在再来看看20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的年代，情况全然改观了。80年代初期，每100名英国人或比利时人当中，只有不到3名仍然从事农业方面的生产。因此对一名普通的英国佬而言，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碰上一位一度在印度或巴基斯坦务农之人的机会，远比碰上曾在英国本土务农者的比率为高。这种情况实在不足为奇。而美国境内农牧人口的数目，也不断下降至相同的比例。不过由于长久以来，美国务农的人数本来就在急遽减少，此刻的超低数字自然也就无甚惊人。相形之下，在劳动人口中占有如此稀少比例的美国农人，却能够生产出难以估计的粮食，流往美国本土及世界各地，才是最令人惊诧不已的事实。回到40年代，没有人能预想到待到80年代初期，凡是在“铁幕”边界以西的国家，已经没有一国仍有10％以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只有爱尔兰共和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葡两国除外（爱尔兰的比例也只比这个数字稍高而已）。但是即使在1950年农业人口约为半数的西班牙、葡萄牙，30年后的此刻，也分别降为14．5％和17．6％。此中意义，不言可喻。西班牙的农民人数，在1950年后的20年间减半；葡萄牙则在1960年后的20年间走上同一途径（ILO，1990，Table

    2A；FAO，1989）。

    种种数字比率，实在令人咋舌。以日本为例，农业人口从1947年的52．4％，急速降为1985年的9％。换句话说，这段时间等于一名年轻士兵由二战的战场归来，到他由平民就业生涯上退休时的长度。再看看芬兰的一位小姑娘——这是笔者亲闻的一个真实人生故事——生下来是农家之女，第一次婚姻也嫁作农人之妇；但是在她中年岁月开始时，却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变成一名世界都会性的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回到1940年间，当她父亲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对俄作战不幸牺牲，留下孤儿寡妇无所依靠时，全芬兰还有57％的人口从事农林牧工作。待到她45岁时，这个比例却已经不到10％了。个人生涯与国家走向，两相对照，芬兰人由农牧始，终而却进入一个完全相异的生活环境，也就实在不足为奇了。

    于是在这些干工业化大道上一路往前猛冲的国家里，马克思的预言似乎终于实现了；也就是工业化的结果，果然使得小农阶级一扫而空。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发展，却发生在其他显然远远落后的国家里面，因为它们的农业人口，也同样出现空前的下降趋势——这些国家贫穷落后，联合国不得不千方百计想出种种名目称呼，用以粉饰它们贫穷落后的状态。就在那些“前途光明远大”的左派年轻人，口口声声引用**的策略，大事庆祝广大农民百姓，终于围剿都市安于现状死硬派的革命成功之际，这些广大的农民百姓，却一个个静悄悄地抛弃了他们的家园村里，前往城市谋生去了。在拉丁美洲一地，20年间，哥伦比亚（1951－1973年）、墨西哥（1960－1980年）——甚至包括巴西在内——农民总数急速减半。而多米尼加共和国（1960－1981年）、委内瑞拉（1961－1981年）、牙买加（1953－1981年）3国更烈，突减了三分之二。这些国家在二战结束之际，除了委内瑞拉外，其小农人数都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半数，甚或绝大多数。但是很快地到了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全境除了中美一带的小国和海地外，没有一国的小农没有变成少数。西半球伊斯兰世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30年间，阿尔及利亚的农民由75％锐减为20％，突尼斯从68％降为23％。摩洛哥的例子虽然没有如此戏剧性，其农业人口却也于10年（1971－1982年）内失去原本的多数地位。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50年代中期仍有半数人口在土地上胼手胝足；可是20年间，前者的比例却已减半，后者也降为不到三分之一。伊朗则从50年代中期的55％左右，进入80年代中期降为29％。

    与此同时，欧洲的农业地区自然也早已停止耕耘土地了。到80年代，甚至连东部及东南欧历史最古老最悠久的小农农业根据地里（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农民人口也减到不足全部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有的比例甚至更低，如保加利亚便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1985年际只占16．5％）。欧洲及中东一带，只剩下土耳其一个国家仍旧坚守着农业文化不放——土耳其的农业人口虽然也呈下降之势，可是进入1980年，却依然占有绝对多数的地位。

    如此一来，全球只有三大地区的地面，依旧被村庄和田地所占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以及中国。只有在这些地区，才可以找到那些不曾为耕耘人口下降之势的裙角掠过的国家——这些地方，纵然在举世风云变幻的几十年间，从事种植庄稼及饲养牲畜的人口，仍旧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例。尼泊尔为90％，利比里亚为70％左右，加纳约为60％。甚至印度——实在令人不得不有点惊讶——竟然在独立后的25年间，还维持着高达70％的比例；即使到了1981年，也不过稍微下降而已（66．4％）。无可否认，到“极端的年代”结束为止，这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仍占全人类人口的半数。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农业也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濒临破灭的边缘。以印度为例，它坚实的农业人口中坚，如今都在周围国家农业人口快速流失的包围之下——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三国的农民，早已经不再占有多数地位了。同样的，自8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也已走上了同一途径。至于东亚新兴的工业地区如台湾、韩国，当然更不例外——而就在1961年，台湾、韩国两地犹有60％以上的人口在田间操作。更有甚者，南部非洲一些国家以农业为主的现象，更属于种族隔离下的班图幻象〔编注：班图人（Bantu）为非洲中、南部黑人之总称〕。以妇女为主的当地农业，实际上仅只是一个依赖大批外移男性劳动力的经济的表象；这些男性劳动人口，在白人城市及南部矿区里工作，他们的所得，才是本乡经济活动的中坚。

    于是静悄悄地，世界绝大多数农业大陆上的人口向外大量移出，农业岛屿的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但是这个现象中最显眼之处，便是这种农业上大变化的出现，只有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至少在这以前属于小农业的地区如此。我们曾经在第九章中看到，发达国家已经摇身一变（只有一两个例子除外），成为世界粮食的大供应国；在此同时，它们实际的农业人口却持续下降，一减再减，其比例有时甚至减少到可笑的地步。这种现象，纯粹只是在资本密集下造成的单位人口生产量激增所致。其中最立即可见的因素，首推先进富有国家农民个人拥有的农耕机械。数目之高，不但是其生产力激增的最大佐证，也是年轻苏联共和国的宣传图片里，那些袒胸露背驾驶着耕耘机器的农人的象征。不幸的是，苏联自己却在这方面一败涂地，彻底地失败了。至于另外一个外貌虽然没有如此明显，意义却同样重大的因素，则属农业化学、选种育种，以及生化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种种背景之下，农家不但不再需要过去科技发展前农忙时不可或缺的大批帮手，甚至连农家本身及长工的数目也随之减少。若有需要，在进步的现代交通运输帮助之下，也无须将这些雇工长年留在乡间。于是在70年代苏格兰牧羊业的珀斯郡（Perthshire）里，短暂的剪毛季节中，最划算的方式莫过于远地由新西兰运来一批批剪毛的专业工人。南北两半球季节相异，苏格兰与新西兰的剪毛季节正好错开，皆大欢喜。

    至于世界上其他的贫苦地区，农业革命也同样如火如荼，虽然发展趋势较为零星。事实上，若没有所谓“绿色革命”输入的灌溉改良和“科学”农业帮助——虽然其长期影响至今仍有争议——南亚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势将无法供应当地大量快速增加的人口。再从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各国，以及第二世界以前属于社会主义或仍为社会主义的部分国家，在粮食上不但不能自给自足，更无法扮演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一般以为粮食生产应该大量有余，足可用于出口的角色了。这一类的国家，最多也只能从事以出口为目的专门性的农产品生产，以供应发达国家的需要。至于本国人民的粮食所需，若不是来自北美粮食生产过剩的对外倾销；就只有在田间的泥泞里以最古老原始的方式继续劳力密集的挥镐推犁。既然田里的劳动依旧需要他们，他们显然没有理由抛离这样一个农业环境他去。唯一的原因，恐怕便是人口大量的爆炸激增，使得可耕作的田地日渐稀少吧。但在事实上，许多小农外流的地区里，如拉丁美洲，土地开垦的比例却往往很小，一大片未开拓的广阔地域里，只有着屈指可数的乡人移往垦殖，哥伦比亚与秘鲁便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以外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游击活动的基地。反之，在亚洲农业依旧兴盛的地盘里，却有着世上人口最稠密，耕作最密集的地带；每平方里的人口密度，从250人至2000余人不等（南美的平均人数仅为41．5人）。

    大地的人口一空，城市却开始挤满了人潮。20世纪的下半叶里，世界出现了空前的都市化现象。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于城市。若不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仍然居于乡间之故——中印两国占亚洲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势必已成为多数（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农业世界的心脏地带，人口也开始从乡间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势尤为明显。1960-1980年间，肯尼亚的都市人口倍增，虽然1980年的都市总人口比例依然只有14．2％，可是该国每10名城市居民当中，却几乎有6名是住在首都内罗毕（Nairobi）；20年前，这个比例只有10:4。在亚洲地区，人口动辄数百万的通都大城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通常多为所在国的首都。如汉城、德黑兰、巴基斯坦旧都卡拉奇（Karachi）、雅加达、马尼拉、新德里和曼谷等大都市，1980年的人口均已突破500万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50万。以此趋势估计，公元两千年时，将分别增加到1000万至1350万之间。可是回到1950年时，除了雅加达外，以上诸城没有一地的人口数在150万以上（WorldResources，1986）。80年代人口狂潮大量拥向都市的现象，事实上确以第三世界为最：开罗、墨西哥城、圣保罗和上海四大都市，人口均超过八位数字。矛盾的是，发达国家的都市化程度，虽然仍旧远胜于贫穷地区（除了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外），它们内部超级大城的人口却开始纷纷消解。早在城市居民向郊区逃散，向城外社区开始迁移之前，发达国家的都市便已在20世纪之初达到了它们的巅峰时期。如今这些旧都市中心，在夜晚便成了寂然一片的空城，白天在其间工作、购物、娱乐的人潮都已出城返家。当墨西哥城的人口在1950年后的30年间几乎爆增5倍之际，纽约、伦敦、巴黎三地的人口却开始慢慢脱离市籍，向都市的外郊逐渐迁去。

    然而，却在一种相当奇特的情况下，西方地区城乡之间的新旧两个世界，人潮却开始汇合交流。发达国家所谓的标准型“大都市”，如今是由一大片市区性聚集点面的相连而成。其间往往有一处焦点密集的工商或行政中心，若从空中俯瞰，可以看见这里的高楼大厦，栉比鳞次，仿佛一片山脉连绵——除非如巴黎等地，不准摩天大楼兴起是为例外。两地之间的连接，自60年代开始在公共运输上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或可视为在个人拥有汽车风气的压力之下，私有汽车交通文化面临的一大挫败。自从第一条市内电车和地下铁路系统于19世纪后期兴建以来，都市人从未见过如此盛况——如此众多的新地下铁，如此众多的郊区大众运输系统，在如此众多的城市出现——从维也纳到旧金山、从汉城到墨西哥，新系统纷纷建立起来。在此同时，都市中心向四郊分散的现象，也在各地持续进行，各地社区及郊区的新兴地带，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购物及娱乐设施，其中最有名最显著的便是由美国首开风气之先，兴建于都市周边地带的室内型“购物中心’。

    然而在第三世界，城乡之间的连接却支离破碎，虽然也有大众运输系统存在（多数是难担重任的过时系统），以及无数破旧不堪的私营老爷车充当长途汽车及“集体搭乘式”的计程车，运送着人潮来往。第三世界都市内部的发展，单看在突然之间，人口暴涨至1000万甚或2000万的疯狂事实，自然便难逃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的混乱现象。更何况在这些新兴都市里的各个社区，原本都是由七拼八凑临时搭盖的陋室起家，十之**，是拣到空地便盖起来的违章建筑。这一类城市里的居民，每天恐怕得耗费数小时的时间往返于工作和住家的地点（因为固定的差事难找，一但找着必须紧紧抓住）。与此同时，为了一享难得的娱乐，他们也愿意花上同样长度的时间，不辞长途跋涉，前往几处稀少的公共场地朝圣。如巴西旧都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市内足可容纳20万名观众的玛拉卡那（Maracana）球场便是一例，在那里，里约市民可以一同崇拜瞻仰各路足球英雄各显神技。事实上，在新旧世界里，交接融合的现象，已经不断地演变为一组又一组在表象上依旧独立自足的大小社区的连结——不过就西方国家而言，社区的独立自足性往往更为正式。此外，西方富裕社会的绿地空间——至少在市郊一带如此——也远比贫困拥挤的东方和南方世界为多。于是在都市贫民窟及违章建筑里面，人类与顽强的蟑螂老鼠共居着。发达国家“内城”（inner

    city）残存的废墟之外，城市之间是一片广大无人的奇异地面，如今则成了鼬鼠、狐狸、浣鼠等众生出没活跃的野生世界。

    2

    这段时间里，世界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趋势，其变化之大不下于小农阶级的没落，其普遍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的出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即国民基本的识字能力，事实上等于是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标。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实在无药可救、或是诚实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气承认本国的半数人口仍为文盲。其中更只有10个国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于非洲——承认国内只有不到20％的国民能读能写。识字率的提高，的确有着惊人的成就；**统治下的革命政权，在这方面的成就更给人印象深刻。当然，若依它们所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竟能全数扫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时难免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识字率的普及程度，其中尽管不无疑问，中级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却的确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于已经结业、或是正在就学的人口数字，自然也同样快速增加。

    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尤为显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学教育者犹如凤毛磷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的美国是一例外。二战以前，甚至德、法、英这3个国力最强大、发展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3国加起来1．5亿万的人口里，大学生的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10万多，即占3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后期，法国、西德、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的学生已以数百万计（这只是欧洲数国而已），更别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美国这个大众高等教育的先驱增长之速自然更不在话下。到了这个时期，凡是推广教育不遗余力的国家，大学生人数均占总人口——男女老少尽在内——的2．5％以上。少数几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大学生的比率甚至达到3％。在这样的国家里，20至24岁的年龄层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学，这种比率并不稀奇。甚至那些对推广学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较保守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士——大学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学生群数字最大的比率，却出现于经济上离先进水准尚有一段遥远距离的国家，如厄瓜多尔（3．2％）、菲律宾（2．7％）、秘鲁（2％）。

    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现象，而且其势更突兀。“根据60年代一项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生所做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即为学生人数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当时美国学者曾经下过如此结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墨边界格兰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立场，沿袭了欧洲主张少数精英精神——虽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生人数，每年其实在以8％的比例增长。事实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学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显著的上升，逐渐演变为一支不可否认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势力。1968那一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学生激进主义的狂潮，而学生的声势，远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真正统计数字的比例为大。话虽如此，学生人数激增却也是铁的事实，绝对不可忽视。1960－1980年的20年里，单在学校素质优良的欧洲一地，一般国家的学生人数普遍呈3～4倍的增长之势。而西德、爱尔兰、希腊3国，更呈4～5倍的增加；芬兰、冰岛、瑞典和意大利则为5～7倍；至于西班牙和挪威两国，增长更高达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朝大学窄门挤入的现象却没有如此显著，乍看之下，似乎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为它们特别以本身大众教育的普及为骄傲。当然，**的中国是当时的一大变调。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舵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停顿。到70至80年代，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但是进一步探讨之下，这种现象还值得奇怪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结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经在7个国家里面制造了10万名以上的大学师资。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中人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和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都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上便是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培养场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调查人员曾访问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其中认为大学教育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人数，高达79％～95％。相对的，只有20％～38％的学生以为，大学文凭可以为他们带来比其家庭现有情况更高的经济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实上有了大学文凭，收入水准势必比非大学生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国家里，毕业证书更好比是铁饭碗。毕业生不但可以在国家机器里获得一份工作，权势、影响力及金钱上的强取豪夺，更随仕途而来。总而言之，毕业证书便是一把打开真正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诚然，多数学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胜过大部分的人口——否则明明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年龄，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们多年的学费所需呢？——但是也不见得是富贵人家，通常父母都为子女的教育做出极大的牺牲。韩国的教育奇迹，据说便奠基于农家父母的卖牛所得，才尽力将子女送进尊贵的学人之列（8年之间——1975-1983年——韩国学生人数由总人口的0．8％一跃而为3％）。凡是成为一家中第一位大学生的孩子，有谁不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良苦？全球景气使得无数小康家庭——包括白领阶级、公务人员、店家、小生意人、农家，在西方甚至连收入丰厚的技术工人在内——也有能力供子女全职地求学。西方的福利国家，1945年由美国首开风气，以各种助学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军人学费补助——不过多数学生还是准备过着极为简朴的求学生涯。在讲求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更把中学毕业后继续进修一事，视为学生理所当然的权利。以法国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认为州立大学应该完全开放，认为选择性招收学生不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没有此等权利）。于是青年男女纷纷拥进大学之门，政府便得赶紧兴办更多的新大学容纳他们——美、日，及其他少数国家除外，大专院校几乎普遍为公立，少有私立大学。兴办新大学的热潮，以70年代为最盛，几乎倍增。此外，60年代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新兴国家，也都坚持设立本国学府。大学，就如国旗、航空公司、军队一般，都被这些新兴国家坚持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象征。

    除了一些超级小国或极度落后的国家之外，各国的男女青年学生及教职员等，动辄数以百万计，少则也有数十万。他们或集中于广大却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或潮涌入大学城内，众多大学生随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一种新成分。大学生这个现象是超国界的，他们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分享沟通彼此的观念经验，其势从容，如鱼得水，交换的速度却又极为迅速，对于新传播科技的利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也更为得心应手。60年代发展的情况证明，学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力的激进作用，他们向国内外表达其对社会政治不满情绪的方式也颇为不凡。在一些极权国家里，学生更是唯一能够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群体。因此，当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学生人数不断膨胀之际，在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后的学生人数却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减少为1．1％。其政治意义不可不谓深大。1917年以来，革命者昼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时爆发世界性的社会运动，而在1945年后的黄金年代里，最接近这个梦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数1968年吧。那一年，全球学生起来闹事，从西方世界的美国和墨西哥，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其中多数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学生暴动事件的刺激。当时的巴黎，可说是一场撼动全欧学潮的震中。老一代的观察家，如阿龙（Raymond）一辈，对学生的行动颇不赞同，斥之为一场街头闹剧，不过是一种为发泄情绪的所谓“心理剧”罢了。然而，学潮虽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绝非如阿龙眼中所视，只是一种儿戏。清算1968年这一年的总账，法国有戴高乐将军时代的结束，美国有民主党政府时代的终止，中欧**国家则对自由派**的希望幻灭。随着特拉泰洛尔科（Tlatelolco）的学生大屠杀事件，墨西哥政治也从此静静地展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1968年的骚动（其风波一直延续到1969年及1970年），最终却不能变为一场革命，事实上也从来不曾有过发展成为革命的趋势。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再多，动员力量再大，单凭这批秀才，毕竟不能成事。学生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为另一股人数更多、却极易引爆的团体——工人——扮演了信号或雷管的角色。于是在1968-1969年间，学潮在法意两国引发了巨大的罢工浪潮。但是20年来，全面就业的经济美景，为工薪阶级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虽然罢工，但“革命”一事，却是这些工人大众脑海里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之后一直要到80年代，学生运动才再度出现——但是这一回出现的场地，却是在彼此相异不下千里的几个国家，如中国、韩国、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这一回，学生们的反抗运动非同小可，似乎确有引爆革命的架势。至少，他们的声势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视，把他们当作一种真正的威胁看待，因此有北京**广场之类的事件出现。1968年的伟大梦想失败以后，某些激进学生确也曾诉诸小团体的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以达革命目的。这一类的活动，虽然在宣传上形成了相当轰动的效果（至少也满足了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之一），但是对实际政治发展，却少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若真有任何实质影响的迹象，政府也说做就做，往往立刻采取手段。70年代，在那场所谓的“肮脏战争”（dirty

    war）里，南美一些政府便曾无所不用其极，对学生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在意大利，也发生过幕后贿赂谈判的丑事。本世纪最后十年唯一能够逃过这种悲惨下场的，只有西班牙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恐怖分子团体自由党（ETA），以及在理论上属于**的秘鲁农民游击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后者仍靠阿雅库乔（Ayacucho）的大学师生之赐方才问世成形，是他们送给该国人民的一项可怕礼物。

    在此，我们就感到几分困惑了。黄金年代众多的社会因子当中，为何独独这个新起的社会群体——学生——会选择一条左派激进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连民族主义一派的学生也爱将马列毛的红色头像，缝制在他们的旗帜上（只有**产党政权的学生暴动例外）。

    这种现象显然远超出社会层级的范围。新兴的学生族群，基本上属于一组青少年龄群，即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短暂停留驻足的时期。学生中，更包括人数快速增长，比例甚大的女学生。学生时期，是女性在短暂的青春及永远的性别之间一段暂停的时间。稍后，我们将探讨某些特殊的青少年文化现象，这些文化不但将学生与其他与他们同龄的族群相结合，也与新女性的意识节节相关——后者影响之广，其触角甚至远在大学校园之外。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有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试问中古大学校长对年轻学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没有两样。于是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的欧洲父母，便劝诫一代又一代对长辈充满不信任的儿子说（后来更包括女儿）：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固然充满了革命热情，但等到35岁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事实上，这种热情随着年龄退去的观念，在西方文化里如此根深蒂固，某些国家——也许多数是大西洋两岸的拉丁系国家——甚至完全不把学生的好战刁性放在心上，有时连年轻一辈武装游击的行动也轻描淡与。年轻的心是活泼的，是激动的。有个笑话说得好：（秘鲁首都）利马的圣马科斯（San

    Marcos）大学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从事与政治无关的中产阶级专业之前，必须先在一些激进毛派的队伍“为革命服役”——不过这是在所谓正常生活还能在这个倒霉的国家进行的年头（Lynch，1990）。墨西哥学生也学到两样功课：一是机关吸收新人的对象，往往来自大学生，而二是学生时代的革命表现愈激烈，毕业后得到的差事就愈好。甚至连我们可敬可爱的法国老大哥，到了70年代初期，也有某位前毛派分子人士在政府中出类拔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以上种种现象，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批天之骄子，这一群有着比其父母、比其非学生的同辈，都有着更好前途的年轻学子，竟然会受到政治激进路线的强烈吸引——只有极少数例外。当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安心求学，他们对激进的政治路线毫无举，专心一致，只求取得将来可以帮助自己飞黄腾达的学位。可是听话的多数学生，比起好闹事的少数，所受到的注意力却远为逊色，——不过后者的比例虽少，论其绝对数字却也不可小觑。这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少数，借着各式各样的公开搞议活动，往往独霸了大学校园生活水平的焦点，他们在墙上贴满海报，信笔涂鸦乱画，又举办一连串的会议、游行、罢课，有声有色。这种左翼激进的程度，在落后国家虽不少见，对发达国家却是极为新鲜的事情。因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欧、西欧和北美3地的多数学生，通常若非右派，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学生人数暴光增一事的本向，也许可以为此事提供一个答案。二战结束时，法国学生人数不足10万。到1960年，已经暴涨一倍，超过20万人；10年之内，又再度呈三级跳升到65.1万余人（Flora，p.582

    Deux Ans 1990 p.4）（这10年间，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人数增加几乎3.5倍，社会科学者更增加4倍之多。）学生暴增之下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一批又一批涌入大学之门的学生，许多都是一家几代以来才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校方措手不及，不论在硬件设施、软件师资，以及治校观念上，都无法应付这一股暴涨的洪流。此外，随着这一年龄层继续求学人数的增加——在法国一地1950年为4％，1970年则上涨为15.5％——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什么非同小可的特权及奖赏，大学校规加在这些年轻（通常两袖也清风）“小大人”身上的约束便自然难以忍受了。学子们对于校方权威的憎恶，很容易便扩张延伸，变成对任何一种权威都产生反抗的心理，因此，（西方）学生往往倾向左派。于是60年代，便成为学生闹事“超水准”（par

    execellence）演出的时代，此事实在不足为奇。再加上各个国家又有其他种种特殊的原因火上加油，学生骚动愈演愈烈——如在美国有反越战风潮（事实上即反兵役）；在秘鲁则有种放族仇恨事件（Lynch，1990，pp.32-37）——不过学生骚动不安的现象实在普遍，一一个别解释反显多余。

    再从另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支学生新群众，却与社会上的其他族群以一种相当尴尬的角度相对立。与其他历史悠久、地位已经确立的阶级或社群相比，学生在社会上既无确立的地位，与社会之间也无固定的相关模式，学生者，至多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少年时期而已——这一股学生暴增的新浪潮，在战前微不足道得简直可怜（号称拥有优良教育程度的1939年德国，仅有学生4万名）。就许多方面而言，学生大众的存在，正暗示着孕育出这批新大众的社会本身的问题。从问题到批评，不过一个跑步的距离。这批新人类如何适应社会？这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学生群如此而已青春年少，这些青春之子与其父母之间的鸿沟如此深阔，问题待解答的程度便愈发紧急，年轻人的态度愈形重要，年轻的孩子属于战后一代，他们的父母则难忘当年惨痛，时时不忘恩负义比较；当前的美景，大大超出他们的所想所望。而年轻人的心中，对战后惊人的增长却缺乏亲身经历与渐入佳境的意识；他们心中的不满，便毫无缓冲的余地。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这些校园年轻男女经历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对现状的想法与父母一辈截然相反，他们只觉得凡事都应该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反叛达到这个目的。而他们的老一辈呢，习惯了过去失业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难忘——如今情况大为好转，对于大规模的暴动事件自然便毫无兴趣。学生群的不安，正好在全球不景气达到**的节骨眼上爆发；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要反抗的事件，尽管模糊盲目，却正是这个现存社会具有的种种特质，而非由于老社会的进步不够。矛盾的是，这股新激情的始作俑者，原是一批与经济利益不相关的学院中人。但是他们起来骚动的结果，却感动了另一批向来以经济动机为出其不意发点的群体。后者在学生一闹之下，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可以索取远比目前所得更多的东西。于是欧洲学潮的直接影响，便是一连串工人罢工的活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改善工作条件。

    3

    工人阶级，与徜徉于城郊校园或城中校园的大学学子不同，当时并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一直迟至80年代，工人人数才开始呈大幅度的下降。然而，甚至早从50年代开始，人便高谈阔论，交口相谈都是人类将如何进入一个“后工业的社会”。在这个后工业的社会里，革命性的科技更新转化，不但将使生产达到新的经济规模，而且完全无需人工操作。凡此种种对工人阶级的不利预言，自然使得以工人群众支持起家的政党及政治运动，在70年代以后开始大起恐慌。但是在事实上，这种普遍以为工人阶级将逐渐凋零的印象，其实是一种统计上的错误，至少从全球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

    虽然自1965年开始，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开始下降，到1970年后，下降之势愈趋明显。但是除了美国外，整个黄金年代，全球各地的劳动工人阶级其实相当稳定，甚至连老牌工业国家也不例外。平均约占就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1国当中，有8国的工人人数——即8大最先进国家的超级俱乐部——在1960－1980年间继续增长。在新兴的非**欧洲工业国家里，工人自然更是有增无减，到1980年才进入稳定状态。日本的增长更为快速，进入70和80年代，开始保持相当平稳的数字。至于那些全速工业化的**国家，尤以东欧为著，工人阶级的人数更以前所未有的倍数激增。这种情形，自然也出现在第三世界全力追求工业化的国家——巴西、墨西哥、印度、韩国等等。简单地说，直到黄金年代结束，全世界的工人数字不但大增，在全球人口当中，制造业人口的比例也比这以前高出很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英国、比利时和美国——1970年时各国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均比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社会主义党派激增的19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