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是美方的主意，欧洲军事联盟也是它的构想。于是德国获准重新武装了，欧洲渴望中立的念头也被打消了，西欧各国在国际上的动作，都在美国的统一号令之下。只有过那么一次，它们打算自作主张独立行事，也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准备联手对埃及，可是此战最后也在美方压力之下流产。压在美国气焰之下的盟友或保护国，最了不起的伎俩也只有消极抵制，既离不开美方主导的军事同盟，又同时拒绝充分合作（法国戴高乐正是此中高手）。

    但是随着冷战年月一天天地过去，华盛顿的势力，虽然在欧洲军事合作和政治动向上始终扮演着太上皇的角色，可是美方对欧洲经济的控制却一日弱于一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心，如今渐渐由美国移往西欧和日本，而美国人则觉得，两者都是自己一手拯救并予重建的受惠者（见第九章）。原本在1947年物稀为贵的美元，多年下来却像激流急湍般迅速流出美国。再加上美国自己，外则在全球各地用兵（主要的例子当推1965年后美军在越南的行动），内则雄心勃勃，大肆推行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如此内外开支浩繁，却偏好用赤字预算方式贴补，于是美元向外逆流之势愈发不可收拾，尤以1960年的情况最为恶劣，于是美国用以推动并保证战后世界经济的基石美元，日衰一日。在理论上，美元是由美国诺克斯堡（Fort

    Knox）金库积存的大量金条保证——诺克斯堡贮藏的金量几乎占全球四分之三——但是实际上，美元根本就只是成堆成打泛滥成灾的纸币及书面上的账目——不过美元的稳定性既然来自可以与一定黄金兑换的保证，于是行事谨慎的欧洲人，由作风超级谨慎、对金条特别死心眼的法国佬带队，在国际汇兑上便要求以可靠的金锭，兑换极有贬值可能用纸张做的美元。如此一来，黄金便如决堤般涌离诺克斯堡。需求既高，金价自然大涨。其实在整个6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期，美元及国际偿付体系的稳定性，都不能再靠美国本身的准备金为保障，却完全多亏欧洲各国中央银行的捧场——在美方压力之下——不要求以黄金兑换手中的美元，并参加“黄金总库”（Gold

    Pool）的运作，稳定市面上的黄金价格。可是这种权宜之计好景不长，1968年“黄金总库”干涸见底宣告解体。就事实而言，美元作为标准兑换货币的地位从此告终，并于1971年8月被正式放弃。国际偿付体系的稳定随之而去，美国或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经济力量，再也不能单方面控制全局。

    冷战终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也所剩无几，连带之下，甚至连它实行军事霸权的费用，也再不能单靠自己的腰包独力支付。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对付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基本上依然以美国为主，可是这一回，掏腰包的却是其他支持华盛顿行动的国家——不管它们是主动慷慨解囊还是勉强被动捐献。这一仗打下来，参战的大国竟然还赚了几文，倒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怪事。所幸对众人而言——除了倒媚的伊拉克人民之外——战事不出几天就结束了。

    4

    60年代初期的某一段时间里，冷战似乎向恢复理智的方向走了几步。1947年以还直至朝鲜战争**的数个危险年头中，世界总算有惊无险，不曾发生任何爆炸性的事件。即使是斯大林之死（1953年），虽然也在苏联集团引发了一阵大地震，最终毕竟安然度过。西欧各国发现，自己不但不必在社会危机之中挣扎，反而开始进入一个始料未及、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时代。下一章将对这段时期作更进一步的讨论。老派的外交人士，专门有个行话用来形容紧张关系的减轻，也就是“缓和”（detente）。现在“缓和”一词变成家喻户晓的名词了。

    缓和现象首先出现于50年代的最后几年，当时正是赫鲁晓夫（N．S．Khrushchev）在斯大林死后的一片混乱中夺权成功登上苏联宝座的时候（1958－1964年）。赫鲁晓夫外表看来一介莽夫，其实骨子里能干得很，很令人钦佩。他相信改革，主张和平共处，将斯大林一手建立的集中营清理一空，并在接下来几年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领衔主角。他恐怕也是唯一由农村男儿出身，跃登世界大国领袖之人。在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之间——肯尼迪是美国这个世纪最被称誉的总统（1961-1963年）——一个喜欢虚张声势专以大声恫吓冲动行事为能事，另一个则善于故作姿态喜欢玩弄手段。两人中间有过一段相当紧张对立的时期，“缓和”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这道难题。于是两个超级大国，由两名超级危险玩家负责掌舵；而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充满着危机感，觉得自己在经济上节节败退，输给了50年代突飞猛进的共产经济。如今看来实在很难想象，但是在当时人的眼里，你瞧，苏联在卫星、太空人上的惊人成就，岂不证明它在科技上已经胜过美国（其实很短暂）？再看，**岂不出乎众人意料，竟在佛罗里达数十公里方圆内的古巴大获全胜（见第十五章）？

    反过来从苏联的角度看，它也同样焦虑不已。首先，华盛顿当局的言辞暧昧，不过其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绝对错不了。其次，苏联本身又与中国在基本路线上决裂，如今中国小老弟一口一声，指责老大哥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强硬。面对这项罪名，原本主和的赫鲁晓夫也只有板起面孔，被迫采取比较不与西方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各殖民地的解放进程，以及第三世界的革命行动，突然纷纷加速（见第七、十二及十五章），形势似乎对苏联大为有利。于是美国提心吊胆，同时却又信心十足；苏联信心十足，同时却又提心吊胆。双方为了柏林、为了刚果、为了古巴，威胁恫吓，僵持得不可开交。

    表面看起来惊险诡谲，有如深渊薄冰，事实上若为这段时间算一笔总账，却可以得出一个相当稳定的国际局势。两强之间，还保持了一种尽量不去吓倒对方和世人的默契，而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设立的电话热线，便是此默契的最佳象征（1963年）。柏林墙的设立（1961年），则确定了东西双方在欧洲最后一条不确定的界线。对于开在自家门前的共产小店古巴，美国也默不作声地接受了。古巴革命及殖民地解放的火花，分别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点起了星星之火，可是却不曾掀起燎原之势，最后甚至明灭不定奄奄将息（见第十五章）。1963年肯尼迪被刺；1964年赫鲁晓夫被看不惯他鲁莽冲动作风的苏联主流派送回老家。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核武器的管制也大有进展：诸如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定、禁止核扩散条约的签署（赞成国都是已经拥有核武器，或不打算取得核武器的国家；而反对者则是正在建立自己核军备的几国，如中国、法国与以色列）、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Limitation Treaty，SALT），甚至还针对双方的反弹道导弹（Anti

    Ballistic Missiles，ABM）达成某些协议。更有意义的是，美苏两国之间的贸易，长久以来由于政治上的龃龉本已濒临窒息状态，随着60年代进入70年代，却开始欣欣向荣。一时之间情况大为看好，前途一片光明。

    前途其实并不光明。70年代中期，世界开始进入所谓“二度冷战”的阶段（见第十三章）。这段时间与世界经济的大变化相始终，也就是1973年起绵延20年之久的长期经济危机，于80年代初期达到最**（见第十四章）。然而超级强国竞赛中的对手，一开始并没有警觉到经济气象起了变化，它们只察觉到一件事：在产油国的卡特尔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功行动之下，能源价格出现了三级跳。现在看来，此事加上其他几项发展，似乎表示美国控制世界的地位逐渐有下降的迹象。可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毫无所觉，还对本身经济实力的稳固沾沾自喜。比起欧洲，经济发展的减速对美国影响显然小得多；而苏联呢——上帝若要毁灭谁必先令其踌躇满志——还以为自己一路顺风，一切都照着计划顺利进行呢。继赫鲁晓夫而起的苏俄头目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掌权20年间，如今被苏联改革人士冠之以“停滞时期”（the

    era of stagnation）。可是当时在勃列日涅夫看来，世界形势确有几分值得他乐观的理由，单就其中一项，就可以令他理直气壮：苏联从6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请看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国际市场价格水涨船高，已经突涨4倍。

    经济事务除外，当时尚发生了另外两件关系密切的事件，以今观昔，似乎也波动了超级强权之间势力的平衡。首先，在美国纵身跃入一场主要战争，出现多种看来代表美国挫败及不稳定的迹象。越战一事，使美国全国人心颓丧，意见分歧，各地混乱的暴动示威反战游行，在电视上频频播映，一位美国总统因此下台。10年鏖战（1965－1975年），美国如众所料，在大败之下无功而退。意义更深的则是，越战道破了美国的孤立。因为遍数美国之众友邦，竟没有一国派兵前往与其并肩作战，甚至连象征性的助阵也不曾有。美国为什么要去蹚这一趟浑水，为什么不顾敌友的警告——美国盟邦、其他中立国家，甚至连苏联都劝美国不要介入——却要把自己纠缠进这场注定毁灭的战争呢？此中缘由，实在令人费解，只有把它当作一片扑朔迷离、令人困惑、充斥了偏执的历史浓雾。迷雾之中，但闻冷战中众主角摸索的脚步声。

    如果说，越战还不足以证明美国孤立，那么1973年发生在犹太赎罪日（Yom

    Kippur）的阿以之战，总可以更一步的证明了吧。多年来，美国已经让以色列发展为它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而这场战争，便发生在以色列与由苏联供应装备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以色列的飞机和弹药都不足，形势紧迫，只有求美国火速支援。然而欧洲各国友邦，除了依然坚持战前法西斯尾巴不放的葡萄牙外，竟然一律拒绝伸出援手，甚至不准美国飞机使用美方在其境内的基地进行援以行动——最后美方物资是经大西洋中部葡属的亚速尔群岛（Azores）才运抵以色列。美国政府认为，阿以之战与其利害攸关——外人实在很难悟出其中的道理——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甚至还正式作出核战警告。这是古巴危机以来，此类警告首次再度出现。基辛格其人，干练玩世，而此举正是他一向厚颜无耻缺乏诚意的标准作风（当时他的总统大人尼克松，正在白费力气苦战，想要避免不名誉的弹劾下场）。可是基辛格的夸夸其谈并没有动摇友邦的立场，它们担心的是自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其重要性胜过对美国区域性策略的支持。美国再天花乱坠，唇焦舌燥，也不能说服大家相信它的区域性布局与对抗共产之战息息相关。阿拉伯国家经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已经发现了一种有力武器，便是用石油供应量的削减，以及石油禁运的恫吓，足可阻止各国不敢前来相助以色列。更进一步，它们还发现自己可以大幅提升世界石油的价格。世界各国的外长，也不得不注意到一向号称全能的美国，对此趋势全然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超级大国在全球势力上的平衡，以及冷战中双方在各个区域相互对抗的本质，虽然尚未因越南与中东两次事件的本身而改变，美国的力量及地位却因此大为削弱。不过在1974－1979年之间，全球极大一片地区再度吹起一股新的革命大风（见第十五章），这是短促二十世纪当中的第三回合大动乱。一时之间，仿佛超级大国间的平衡点正离开美国倾斜而去。亚非各地，甚至包括美洲本土，众多政权纷纷转向苏联——从实质的角度而言，不啻为被陆地包围苦无对外出口的苏联提供了军事尤其是海军的基地。第三起世界革命，适逢美国在国际上遭到挫败的事实，两相激荡，二度冷战于此展开。可是其中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70年代踌躇满志的心态，对此更有推波助澜之功。这段时期的冲突现象，主要由第三世界的大小战争构成，越南前车之鉴，现在美国不敢再犯当年同样的错误，只有在后面间接撑腰。此外，双方更疯狂地加速核军备竞赛。但是两相比较，各地烽火连天的厮杀，比起核竞赛更缺乏理性。

    至于欧洲局势——虽有1974年葡萄牙革命，又有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结束——至此显示已经完全安定下来，双方楚河汉界，界线分明；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都把它们竞争的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欧洲的“缓和”局面，为尼克松（1969－1974年）与基辛格时期的美国提供两大得分良机：一是将苏联势力由埃及逐出，一是非正式地将中国收编入反苏联盟；其中后者代表的意义更为重大。而各地兴起的革命浪潮，却都具有对抗保守政权的态势。美国既一向借着这些保守政权自居为全球的护法师，如今形势逆转，正好为苏联提供机会，一个可以采取主动的好机会。随着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帝国的崩溃瓦解，旧有地盘安哥拉（Angola）、莫桑比克（Mozambique）、几内亚-佛得角（Guinea

    Cape Verde）等地，一一落入**手中。随着埃塞俄比亚老皇帝被革命民众推翻，埃塞俄比亚政治风向向东转弯，苏联海军快速成长，在印度洋两岸获得一个又一个重要基地。随着伊朗国王狼狈下台出亡，美国人情绪大坏，所有舆论民意，几达歇斯底里的地步。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美国一看见苏联部队开进阿富汗就以为天下大乱将至，风声鹤唳，认为苏联势力的挺进不久即将抵达印度洋岸、波斯湾口？（见第十六章第三节。其中部分理由，恐怕可以归之于美国人对亚洲地理的惊人无知。）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毫无道理的洋洋得意心态，助长了美国人的抑郁忧心。其实远在美国宣传家大言不惭，事后之明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吹嘘如何一手赢得冷战，整垮死对头之前，勃列日涅夫政权就已经引导苏联走上败家破产的灭亡路了。它在军备上投下大笔费用，使得苏联国防支出平均年增长4％～5％，从1964年开始长达20年之久（系根据真实数字统计）。这场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可言，唯一能够让苏联感到安慰的事情，便是如今自己总算可以在导弹发射台上和美国平起平坐了，这是1971年。到1976年时，它的发射台数字更居于优势，以25％领先美国（不过苏联的实际弹头数目始终不及美方）。其实早在当年古巴危机之时，苏俄微不足道的核弹头就已经把美国震慑得不敢轻举妄动，多年疯狂竞赛下来，双方储存的实力早就可以把对方炸得瓦砾千层灰烬弥空了。苏联更不断努力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全球海面争得立足之点（其实说成在海面以下取得一席之地更为恰当，因为其海军军力是以核潜舰为最大主力）。就战略观点而言，苏联此举并不实际，不过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就有在世界各地扬旗示威的权利，因此借海军展现实力为一种政治手段，倒也情有可原。但是苏联不再端坐家中守其地盘的事实，却让美国各位冷战斗士感觉宛如电击，若不及时展现实力，再度号令天下，此中态势，岂不证明西方霸权长日将尽。莫斯科踌躇满志，早将当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步步为营的那份谨慎抛到九霄云外。苏联信心不断上升的态度，愈发肯定了美国人的担心。

    华盛顿当局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应，当然不是基于实际的理性考虑。虽然美国的名望大不如前，但就实质而言，其实美国实力较之苏联，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再以两大阵营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准相比较，西方（及日本）的优势更是无法估计，差距何止千里万里。粗糙僵化的苏维埃，也许可以凭它的无比蛮力，比谁都更有办法建造出一个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19世纪式的强大经济（Jowitt，1991，p．78）。但是在这个20世纪的80年代，就算它的钢铁产量比美国多出80％，生铁产量比美国多出两倍，发动机比美国更胜5倍；如果它不能调整适应自己，赶上这个建立在硅晶与软件的时代经济，就算传统重工业的产品再多再大，对这个老大帝国又有什么帮助呢（见第十六章）？而当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苏联打算发动战争，其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是跟中国开战），至于军事进攻西方，毫无实行的可能。所谓苏方发动核攻击之说，全都是80年代西方冷战人士的自我梦呓，以及西方政府的高烧宣传。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让苏联人大为恐慌，认为西方很可能先下手为强，对苏联发动核攻击——1983年某段时间，苏联甚至以为西方核弹随时便要打来（Walker，1993，chapter

    13）。美方的危言耸听，更在欧洲触发了冷战时期以来规模声势最为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极力反对在欧洲部署新一批的导弹。

    未来21世纪的史学家，既远离了20世纪70与80年代的亲身记忆，对于这一时代发作的疯狂军备高热、侃侃而谈的天命预言，以及美国政府在国际间进行的怪诞作为，尤其是里根执政年代（1981－1989年）初期发生的怪事必将感到大惑不解。这些史家若想了解其中真相，必须在主观性上从探讨美国人的心理入手。美国连遭大患，一股股深刻的失败感、无力感、耻辱感，其痛之深，其耻之烈，实在令70年代美国政治主流深感痛心疾首。尼克松为了没有价值的丑事，名誉扫地黯然下台；继之而起者又是连着两任毫无分量的轻量级总统。总统人事的失序，愈发使得美国人心上这道重创的痛楚加深。雪上加霜，羞辱性的伊朗人质事件，美国外交人员竟然被当作人质并用以相胁；中美洲数小国接连掀起赤色革命；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提高油价，造成二度国际石油危机。种种事情，更使美国人的痛苦达到极点。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当其主政时代的美国政策，完全是以扫除多年铭刻在心的羞辱感为出发点。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了解里根之所以大耍铁腕，拼命展示美国高高在上、绝不容任何挑战，绝不能动摇其称霸地位的作风。为了重振雄风，美国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军事行动对付特定目标，如1983年入侵加勒比海小岛格林那达（Grenada）；1986年发动大规模海空攻势袭击利比亚；至于1989年对巴拿马发动军事侵略，规模更大，更无意义可言。里根显然摸准了人民心理，看透了他们自尊受到的伤害之深。这份能耐，也许正和他是二流好莱坞影星出身有关吧。美国人心理的重创，最后在死对头突然暴毙之下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总算又只剩下自家是世界一霸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节，我们也可在1991年对付伊拉克的波斯湾行动中，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美国人是想借着教训伊拉克的机会，为1973年和1979年两度石油危机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找回一点迟来的心理补偿作用。想当年，堂堂地球上的最大强国，竟然奈何不了区区几个第三世界弱国凑合的组织，眼睁睁地被它们以断油的威吓要挟。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里根所发动的那场十字圣战——至少在表面看来如此——以全力对抗那股“邪恶帝国”势力的种种行动，与其说是出于为了重建世界权力平衡的实际目的，不如看作帮助美国愈合的心理治疗手段。因为重建世界均势的这项工程，早在70年代末期，便已悄悄进行。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及英德两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政府领导之下——已经开始重整军备。而且从一开始，非洲地区建立的左翼新政权，便受到美国支持的运动及国家的严密牵制。美国势力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一带，进展得颇为成功，并与那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俨然锐不可挡的南非共和国共进退。在西非一带，美国的锋头就没有那么冲了（不过苏联势力在两地则有古巴派遣的远征部队给予重要帮助，证明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忠心耿耿，一心以效命第三世界革命并与苏联老大哥联盟为职责）。里根对冷战的努力，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并不在平衡世界霸权。

    里根的贡献不在实质意义，却在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西方世界对黄金时期之后（见第十四章），世界总是在层出不穷的麻烦及不确定性中打转的一种反应。黄金时代进行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显然宣告失败；长久以来执政的中间路线及温和派社会民主党派，一一下台；现在换成一批致力“企业至上”，坚持“完全放任”的右派政府上场。这是80年代，发生在好几国的情况，其中又以美国的里根，以及英国自信十足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Thatcher）最为突出。在这批右派新贵眼里，50和60年代由国家大力推动，但从1973年开始便不再有经济成就做后盾的福利式资本主义，根本上就是出自社会主义的一截枝桠——正如经济学家暨意识专家海耶克所言，是所谓“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正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的最终产物。里根风格的冷战，不仅是针对外面的“邪恶帝国”而来，对内而言也是为针砭罗斯福的新政思想而发。总而言之，便是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以及国家以任何形式介入社会、经济生活。里根政治的死敌就是**及自由主义。

    说来凑巧，苏联也正好在里根年代的末了瓦解，美国宣传家便免不了大吹法螺，认为这都是美国发动抗俄灭苏之功。美国发动了冷战并大胜于冷战，如今已经将敌人彻底击溃，令其毫无翻身余地。这是一批老战士对80年代演变所做的阐释，我们其实不必把他们的版本看得太认真。当时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政府预期到或看出来苏联即将解体。待到苏联真的垮台，也不见美方预先对此事做过任何准备。尽管它的确希望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可是美国自己的情报却显示苏联的体质还硬朗得很，绝对可以继续与美国进行长期军备赛跑。即使在80年代早期，美国还错估了苏联的境况，以为后者还在得意洋洋地从事全球侵略。事实上就连里根本人，不管他的讲稿代笔人替他撰写的言词为何，不管他那经常显然不太灵光的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在他的心底深处，也相信美苏两国共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情况。但是他认为美苏共存的基础，不应该建立在相互以核恫吓的平衡点上，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刚好，另外有人与他共此清梦，那就是苏联新上任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86年两强在秋意正浓的冰岛相会，在接近极地的萧瑟气氛里，一场奇特却热烈的高峰会议恰好展开。戈尔巴乔夫的心意，在此会中显示得清清楚楚。

    冷战结束，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方，或双方俱皆如此，认清了核竞赛邪恶无理的本质，并且相信对方也真心诚意，愿意结束这场疯狂可笑的竞赛。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建议可能比较容易由一位苏联领袖采取主动，因为莫斯科方面向来不像华盛顿，并不把冷战当作圣战似的一直挂在嘴边；也许是由于苏联不必把激动的民情放在心上之故吧。但是反过来说，正因其言辞不像华盛顿那么热烈，事到如今，谋和之仪若出自苏联领袖之口，其诚意恐怕很难取信于西方各国。因此之故，全世界欠下戈尔巴乔夫的情就更重了。因为他不但首倡此议，而且更凭自己之力，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政府及西方众人相信他心口如一、的确有此诚意。当然，我们也不可低估里根总统所做的贡献，因为他简单纯粹的理想主义心态，才能突破层层迷雾，冲出围绕在他身边形形色色的各种魔障——意识形态贩卖专家、神经错乱的狂热分子、妄想升官发财的野心家、亡命之徒、职业战士——凭自己的单纯相信了戈尔巴乔夫的诚意。就实质而言，冷战可说在雷克雅未克（Reykiavik，1986年）和华盛顿（1987年）两度高峰会议之后便告结束。

    苏维埃制度之所以解体，是否因冷战结束而导致呢？这两大历史事件，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颇有关联，但在过程上却各有其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向自诩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另一选择。既然资本主义大限未到，而且看起来也丝毫没有将要离世的迹象，那么社会主义若要作为世界的另一种前途希望，成功与否，就要看它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竞争实力的高下了——不过如果1981年时所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债务国一起翻脸不认账，并拒绝履行向西方贷款的偿付责任，我们倒很想知道资本主义将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是后者多年来几度推陈出新更上层楼，当年经济大萧条及二战后，分别有过一次鼎力革新。70年代时，又在传播和信息事业上经历了一场“后工业式”（Post

    industrial）的革命转型。而社会主义国家却一路落后，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在1960年后变得极为明显，它的竞争能力已经完全失去。总而言之，只要两者之间的竞争，是以两大政治、军事、意识强国对峙的形式出现，任何一方只要技不如人，即将注定毁灭的下场。

    此外，两个超级大**备竞赛开支之大，均远超出其经济能力负荷。到80年代，美国的债台已经高筑到3万亿美元之巨——其中绝大部分花在军事用途上——但是这个天文数字，幸好还有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系统提供缓冲。苏联的压力同样也不轻，可是环顾内外，却没有人与之共同分担这个重荷。而且就比率而言，苏联军费之高，约占其总生产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在80年代的战争支出虽也不低，可是却只占其数字庞大的国内生产总额（GDP）的7％。出于某种历史的原因，加上政策运用得当，原本依附于美国生存的各国经济壮大增长，甚至青出于蓝，比祖师爷的美国还更出色。到70年代结束，欧洲组织和日本两方的生产总和，已经超出美国60％。反过来看看苏联的附庸国家，却始终无法自力更生，每年尚得耗费苏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巨款补给。从地理及人口分布来说，这些苏联希冀有朝一日可以通过革命压倒资本主义全球垄断的落后国家，总共占全世界总数的80％。可是就经济分量而言，却微不足道居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至于科技的发展，西方更一日千里，以几何级数增长。双方差异之大，判若天地。总而言之，冷战从一开始，就是势不均力不敌的悬殊之比。

    可是，其原因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及超级强权对抗，削弱了社会主义。造成它如此下场的原因有两层：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缺陷，经济结构失衡，超速扩展；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更有活力，更加先进，也更具优势。因为若单就政治观点而言，就像冷战中人，喜欢以“自由世界”对“极权世界”的词汇代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明壁垒，视两者为永远无法也不愿衔接的峡谷深渊之两壁，如果双方只是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进行自杀牲的核战争，其中一方就算再不济也可以支撑下去。因为只要能够一直躺在铁幕后面，就算中央计划式的经济效率再差再松散，也可以勉强苟活——最坏也不过苟延残喘逐渐衰亡，也不至于猛然崩溃。可是，在60年代苏联式经济制度开始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相互影响之际，便种下了社会主义被挫败的因子。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还不肯痛下针砭，着手改革经济，反而贪图一时方便省事，追逐利用世界市场上出现的新资源（如借油价大发横财，或因借款得来容易便大量举债等等）；此举无异自掘坟墓（见第十六章）。冷战中置苏联于死地者并非“对抗”，而是“缓和”。

    就某种意义而言，华盛顿当局那批激烈冷战派的看法倒也不失正确。如今回望，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真正的冷战其实已经于1987年华盛顿高峰会议之际便告结束。但是一直要到众人亲见苏联霸势已去，或寿终正寝，全世界才肯承认冷战真的已经终结这一事实。40年来堆积的疑惧仇恨，40年来军事工业巨兽的耀武扬威，不是一夜之间就可消除扭转的印象。双方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情报机构也依然风声鹤唳。把对方的每一个动作，都当成企图勾引己方上当、松驰警觉的诡计。一直到1989年苏联翼下的大帝国瓦解，1989-1991年苏联自己也宣告解体，大家才不再能假装若无其事，更不能自欺欺人，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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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总的来说，国际舞台的面貌，因冷战产生了三方面彻底的改变。首先，冷战一举消除了二战之前的种种冲突对立，往日的恩怨情仇，在“只此一种别无分号”的美苏对立之下，全都黯然失色，有的完全消失了。因为帝国时代的大业已经不再，随之而去的自是殖民时期为争地盘的你争我夺。有的风流云散了，因为除了两大真正“强国”之外，其余在过去称王称霸的“各大强国”，如今已经沦落为国际政治里的二三流角色。彼此之间的关系，非但不再具有自主性，而且更只限于地区性意义。1947年后，法德（西德）两国之所以放下世仇深恨，不再刀斧相见，并不是因为法德从此不再翻脸——事实上法国时时想跟德国闹别扭——却由于两国同属美国阵营，一起在华盛顿帐下效命。何况有美国在西欧作主，绝不会允许德国再有出轨的行动。但是即使如此，通常在传统上，大战之后各国必定心有疙瘩：胜方惟恐败方死灰复燃，恨不得它永世不得翻身；败方则希望可以重新振作，再世为人。可是二战之后的局势，则不是如此。这种胜负双方顾忌心理消失之速，实令人惊诧不已。对于西德日本迅速恢复战前强大地位并再度武装的事实——不过不是核武装——西方各国很少介意，只要在事实上，这两国都臣服在美国号令之下就行了。就连苏联及其臣属，虽然与德国有过极其痛苦的经验，但是它们对于德国再起造成的威胁，也只在表面上叫骂而已，而非出于真心的恐惧。令莫斯科不能安枕的眼中钉，不是德**队，而是部署于德国国土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导弹。但是如今冷战时代过去，以前各大国间一直隐而不现的冲突，却极可能再起。

    其次，冷战也冻结了国际局势，并因此使国际间许多未决事务或临时性的安排，呈现一时定格的稳定现象。德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46年中，德国始终陷于分裂状态——即使不属于法定状态，至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也属既成事实——总共分为四大块：一是后于1949年成立联邦共和国的西区；二是1954年变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中区；其余两地则是奥得河和尼斯河（Oder

    Neisse）以外的东区，此处的德国人尽遭驱逐，土地则被并入波兰和苏联两国。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靠西的两块德国国土重新统一；可是原东普鲁士被苏联并吞的地方却成孤立之势，向东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着现已独立的立陶宛遥遥相望。如此一来，只剩下波兰一国面对德国，指望它信守1945年的疆界约定，可是此事实在没有什么把握。冷战时期的稳定假象，并不代表着真和平；除了欧洲是个例外之外，冷战年代不表示战争已被忘怀。从1948-1989年，此起彼落，人世间难得有一年安静而没有重大冲突。不过，大小冲突多少都在控制之下，或迅即扑灭，因为人人都害怕一发不可收拾，引发超级大国之间一场公开大战——即核战争。原属英国保护国的波斯湾石油富国科威特（1961年独立），多年来紧邻的伊拉克一再对其重申领土主张。可是这项多年宿怨，却一直要到波斯湾不复成为超级大国争权的爆发点后，方才付诸行动，爆发成一场大战。回到1989年之前，作为伊拉克军火厂的苏联，一定会强烈反对巴格达（Baghdad）在此地区采取任何贸然行动吧。

    各国内部的政治情况，自然不及国际情势那般暂时冻结，不过在大体上纵有变动，也不改其向超级大国之一靠拢的主要方向。美国是绝不容许意大利、智利、或危地马拉的政府内有任何**或亲共人士。同样地，若有小老弟不听指挥，苏联也绝不轻易放弃派兵教训的机会，看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遭遇便知。诚然，对于麾下友好附庸政权的多元及多样性，苏联的容忍度远较美国为低，可是它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能力，也同样逊于美国。甚至早在1970年之前，苏联老大哥对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三位老弟的所作所为就已经完全失控了。对于古巴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个人色彩极其强烈的作风，它也不能不退让三分。至于其他第三世界的大小国家，虽然由苏联供给武器，并与其一同憎恨美帝，但舍此共同利益不谈，苏联也毫无任何真正的控制力量可言。各国之中，甚至没有几国愿意在国内给**以合法地位。但是在两极对立及反帝国主义的逻辑下，再加上权力斗争、政治势力、贿赂收买等几项因素的相互运作，敌我双方阵营对峙的局面多少还保持着稳定的状态。除中国外，若非内部发生革命，世界上没有一个重要国家曾经倒戈向敌方靠拢。而革命，依照美国在70年代的经验，往往非两个超级大国可左右。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虽然令诸友邦日感掣肘，并在政策上窒碍难行〔1969年东进政策（Ostpolitick）事件，德国政府即深受其苦〕，可是它们也始终不曾打过退堂鼓，脱离这个令人感到日益棘手的合作关系。因此一些力量薄弱。政局不安、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靠冷战之赐，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这些小国，置身于国际丛林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原本恐怕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红海与波斯湾间，便充斥着这一类的弱国小邦——原子弹蘑菇云的恐怖阴影，不但保障了西欧民主自由国家的生存，附带也使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之类的政权有了苟活的机会。小国存在的最佳时机，就是冷战年代——因为冷战过去，原本暂时获得解决，或一时束之高阁的种种问题立刻重上台面，无可逃避了。

    再其次，多年不断的军备竞赛、冲突之下，世界因冷战贮存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军火。40年来工业大国竞相加强军备，以防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40年来超级大国在全球拼命发放军火，争取同志笼络友人。更何况40年来所谓“低强度”（Low

    lntensity）的战祸不断，偶尔更引发了几场规模较大的重要战争。军火充斥全球是当然后果。于是以军火工业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或国防工业在其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自然忙于军火外销的经营。因为此中不但有可观的经济利益，至少也可以让本国政府感到心安理得，证明其天文数字的军事预算并非全然浪费，毕竟也有其经济价值。全球各地突然兴起的一股军政府浪潮（见第十二章），更提供了难得的大好市场。加以自油价革命以来，地表底下的黑金，忽然为第三世界的苏丹酋长们带来以前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自此军火业不但有超级大国培植，更有石油暴发国家的钞票喂食。于是不分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日走下坡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纷纷投入军火出口。因为除此之外，它们实在没有任何足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重要产品。“死亡交易”的内容，不仅限于唯有政府才能负担的重型军火，随着游击战和恐怖行动猖獗时代的来临，便携式轻型武器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这些轻武器的重量轻，体积小，其杀伤力却不低。进入20世纪后期，活跃于都市丛林的黑社会地下活动，更为军火产品进一步提供了丰厚的民间市场。在这种环境下，以色列制造的乌齐冲锋枪（Uzi）、俄国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Kalashnikov），以及捷克出品的西姆太可斯炸药（Semtex），竟都成了家喻户晓的日用名称。

    于是便在竞相购买生产军火的马拉松竞赛中，冷战之火生生不息。超级大国扶持的当事人之间，继续着它们的零星小战。即使旧有的冲突已结束，即使战争的原始发动者想要罢手，战事却仍在当地继续下去。因此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同盟（UNITA）的叛军部队，始终留在战场上与该国政府作对。虽说始作俑者的南非与古巴，早已撤离了这个倒霉的国家。而美国和联合国组织，也已经否定游击部队的存在，转而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不过它们的武器供应，绝对不虞匮乏。以索马里为例，其军火武器供应，先有苏联（当年亲美的埃塞俄比亚老皇帝还在位时），后有美国（埃塞俄比亚老皇帝下台，换由亲莫斯科的革命政权当家）。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今日，索马里已成哀鸿遍野的饥馑之地，战祸连年，一片无政府部族相残的乱象。粮食生产一片荒芜，要什么缺什么。唯有枪炮弹药、地雷雷管、军用运输设备，源源供应不绝。虽有美国及联合国大量动员进行和平援助，但是粮食及和平的输送却比军火难多了。而在阿富汗一地，美国也曾将大批手持型毒刺（Stinger）防空导弹及发射器，给当地**的部落游击队，以抵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制空权。美方估算果然正确，此举的确有效，最后俄国人撤出了阿富汗。可是美俄势力虽去，当地却战火依然，就像什么变化也不曾发生。唯一的改变是如今心腹大患苏联飞机既去，部族中人开始转售防空导弹发大财，因为国际市场对其需求日大。见此态势，美国大感不安，绝望之余，只有出价以10万美元一支的高价，意欲购回自家制造的武器，可是此计竟大大地失败了（见《国际前锋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3年5月7日24版；《共和报》（Repubblica），1994年6月4日）。正如歌德（Goethe）笔下魔法师的学徒所叹：“请神容易送神难。”

    冷战骤然结束，原本支撑着世界架构的桅梁突然抽去，甚至连各国内部政治结构也因此岌岌可危——只是对于第二项的变化，很多人还不察觉。旧梁既去，剩下世界半塌半立，一片凌乱，因为能取而代之的新梁尚无踪影。美方的发言人一厢情愿，以为如今唯我独尊，气势必然更胜往昔，必将可以在旧有两极秩序的残墟废址之上，建立起一个“世界新秩序”。这个想法，很快便证明不切实际。世界再也不可能恢复冷战前的旧貌了，因为多少的人事已经改观，多少的面目已经消失。地表上所有地标，已然倾圯；旧日地图，尽已废去。巨变之下，向来习惯于某种一定世界观的政客和经济专家，如今发现自己毫无能力领会并掌握新问题新事物的本质。1947年美国之所以能够一针见血，观察到必须大刀阔斧、迅速恢复西欧经济力量，是因为当时的危险之源——**和苏联势力——界定清楚，面目分明。比较起来，苏联及东欧共产世界的倒塌，其突然性及其对政治和经济的震撼效果，远超过当年西欧各国摇摇欲坠之势。而且早在80年代末期，这种趋势便已出现——可是各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完全不认为全球危机将至，更不知大家必须群策群力，研商紧急应对之计。原因正是其中的政治意义不明，不似当年资本对共产两极对立般易于界定。因此各国的反应迟钝，只有西德稍有例外——其实连德国人也完全看错并低估了问题的本质，从西德合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困难重重中即可看出。

    冷战结束对世界的影响冲击非同小可。即使其他与冷战同时出现的种种因素不曾发生——如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遭遇大危机，以及苏联帝国最后瓦解前面临的重重险境——其惊险万状之处，依然不能减于万一。不过史家的任务，既只在描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就不必徒费笔墨，猜想不同情节的假设了。事实证明，冷战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非国际冲突矛盾的结束。一个旧时代已经过去，不光是东方集团，对全世界也是如此。这个过程中有几处代表一个时代结束的历史性关键时刻，连身在其中的当代人也可以清楚辨认：1990年前后，显然便是人世间一个如此的转折点。但是人们虽然都看出旧事已了，然而未来如何，是优是喜，是好是坏，却充满着一片迷茫，无人能够料定。

    迷茫之中，似乎只有一事确凿，再也无可逆转：那就是自冷战开始，世界经济遭遇的万般变化，连带着受其影响的人类社会，变化之深、之剧，史无前例。影响所及，彻底改变了世貌人情，再也不可能幡然回头了。种种变化在历史上的意义，在千年之后的历史书上应该占有更多更大的篇幅，其意义必定远比朝鲜战争、柏林事件、古巴危机、巡航导弹种种事件更重大深远。现在，便让我们看一看人类世界从冷战中脱胎换骨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