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职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今天比起过去来，将会更加需要一种对于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资料所进行的综合处理，以及依据那些表明经济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指数而制订出的许许多多的个别理论。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要把这一章发表出来，除了在文字叙述方面以外，没有作其它任何变更。这不仅是因为这一章在危机的考察中有其地位，而且也因为我仍然坚持它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章包含的内容可以为本书对这一主题的论证作出贡献，而且也因为这种贡献表达了事物的实质。为此，我准备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接受批评。

    我把我所注意到的各种反对意见加以研究，就使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这里我仅提出两种意见。第一，一种批评说我的理论只是“危机的心理”。这种反对意见非常文雅，是由我最为尊重的一个最有才能的权威提出来的。为了使读者能了解它的真实意义，我自己必须更加鲜明地阐述它的真实内容。“危机的心理”意味着十分明确的某些事物，是与“价值的心理”不相同的。例如，它意味着坚信我们在每一次危机中所注意到的，特别是在过去曾经注意到的，那种被吓怕了的经济世界的“悲、喜剧式的畸变”。因此，作为一种危机的理论，它意味着把科学的解释依据于明显的同时发生的或相应引起的现象（恐慌、悲观主义，等等）；或者只是在一种和缓程度上依据于先前对股票看涨的趋势、创办狂热，如此等等。这种理论是枯燥乏味的，这样的解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这不是我的见解。不只是因为我经常讨论外在的行为，从而心理因素在我的讨论中只能包含在每一种关于经济事件的表述里，即令是最客观的表述，而且也因为我解释这种经济波动的现象——不管现在是否发生——只是用一种自动运行的客观的一连串因果关系，那就是用新企业的出现对现有企业情况的影响来解释，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产生于本书第二章所说明的诸般事实。

    于是，又有洛伊提出的反对意见，认为我的理论未能解释危机的周期性。但我不理解这一点。所谓周期性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仅指每一次繁荣跟上一次萧条，而每一次萧条又跟上一次繁荣的事实。但这一点是我的理论可以解释的。或者第二，可能指周期的实际长度。但是这一点没有理论可以从数量上来解释，因为它明显地要依靠个别情况的具体数据。不过我的理论仍然给予一种一般性的回答：经过一段时间，直到新企业的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之前，繁荣结束，萧条开始。当创新的吸收过程结束时，新的繁荣就开始，而萧条也就结束。

    但是洛伊还意指一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由埃米尔·莱德勒整理于下。我的论点被说成是：“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根本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实际上以周期性云集的方式出现，他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出现，以及如果情况有利，他们是否经常出现和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现在有人或许认为，我所未能确定地解释的企业家们的云集性的出现，连同它引起的现象，构成繁荣阶段的唯一原因。但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试图去解释这一点——实际上我的整个论点都在于解释这一点——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企业家们所由以出现的条件——不管竞争性经济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已在第二章阐述过，并且可以简要地和部分地描述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这种新的可能性，从私人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更为有利的——这样一种条件是必须经常完成的；由于人们的主观限制条件和必需的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些可能性也只能有限地达到；还要加上一种经济情况，它是能够相当可靠地估算出来的。假如人们坚持我们关于企业家概念所包含的假设条件的话，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们出现在这些条件和情况下，就象任何人眼见有利就立刻抓住机会这一事实那样，是比较易于理解了。

    现在，我并没有任何批评意图，而仅仅是为了使这些观点更加明确，我打算将我的理论与迄今在这一领域中作过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论加以比较——在彻底性与完备性方面是难与后者相比较的。依照从尤格拉那里得出来的观点，经济的波浪式变动，而不是危机本身，似乎是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看来这个观点对两者都是一样的。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我不仅在本章，而且在第二章，就已经确立了这个观点——那就是变动着的状态（斯皮托夫称之为“Wechscllagen”）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方式。因此，我们也同意如下的观点，那就是完全发达的资本主义只能在历史上追溯到这种变动状态明白无误地首次出现的时代（依照斯皮托夫的观点，在英格兰只是从1821年开始，在德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开始）。再者，我们同意钢铁消费数字是经济情况的最好指标；也就是斯皮托夫发现并计算出的这个指标——在这方面我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我承认这是从我的理论观点出发的正确指标。我们同意这种因果联系首先开始于以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而繁荣首先实现于工业厂商（工厂、矿山、船舶、铁路等等）的生产中。最后，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正如斯皮托夫所表达的，繁荣的出现是因为“较多的资本被投放了”，在新的企业中固定了下来，并且这种冲击接着就传遍于原材料、劳动、设备等等市场上。我们也可以同样来理解资本，从它在这里具有重要性这个意义来说；例外的情形只是，创造购买力在我的论点中起着根本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论点中则不是。到目前为止，我只应该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资本投资不是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在间隔里大批、大批出现的。很明显，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事实，对此我提出了一种为斯皮托夫所不曾提出过的解释。我接受斯皮托夫关于“标准周期（muster

    kreislauf）的概念。我们的差别，在于对那种使繁荣中断并引起萧条发生的环境，有不同的解释。在斯皮托夫看来，这种环境就是一方面相对于现有资本，而另一方面又相对于有效需求的资本品的生产过剩。作为对这些实际事态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斯皮托夫的理论只停留在这个要素上，并且试图使我们懂得，何种环境诱使工厂设备、建筑材料等等的生产者周期地生产超出当时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而我的理论却在于试图解释以本章所描述的方式出现的事态，这可以概括如下。考虑到在第二章中已经确认了的情况，那就是通常新企业并不产生于老企业之中，而是出现在它之外，并以竞争的方式把它消除；所以，新企业的出现就大批、大批地给予老厂商以及给予既成经济状况以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改变一切条件，从而就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适应过程。我们之间的差别，将会通过更详细的讨论而进一步缩小。

    不可能使我原来的说明更加简短而又无懈可击。但是，我还是对它作了进一步的削减以使这个基本思想显得更为明确。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将给论点的层次加上标号。

    １．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曾描述过的整个发展过程会不停顿地延续吗？它类似于一棵树的渐进的有机成长吗？经验给予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是，经济体系并不是连续地和平滑地向前运动。大多数不同种类的逆运动、退步、事变的出现，阻塞着发展的道路；在经济价值体系中也存在着对它产生干扰的崩溃瓦解。这是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

    如果经济体系对于发展的光滑线的偏高程度很小的话，那么它们便几乎不能构成一个特别要求理论家注意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中，个人或许会遇到对它十分严重的倒霉事情，而理论又没有理由深入到这些现象之中去。同样地，破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事件，如果很少，如果可以被设想为孤立的不幸遭遇，那么就不需要一般的调查研究。但是，我们在这里论及的逆运动和退步却是经常的，经常到好象在初次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必然的周期性便会显示出来。如果不是从逻辑上考虑，那么实际上这就使得对这类现象的抽象，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进行的。

    更有甚者，如果情况是这样，当一个挫折被克服之后，早先的发展又从它被打断之前所已达到的那一点重新开始，那么这个挫折的意义从原则上讲就不是很大的了。我们或许可以说，即使我们不能解释这些干扰事件本身，或者干脆把他们抽象掉，我们却已经考虑到所有这些有关发展的基本事实。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逆运动不仅阻碍发展，而且还使发展归于终结。大量的价值被消灭；经济体系中首脑人物计划的根本条件和前提被改变。这个经济体系，在其重新向前发展之前，需要重整旗鼓；其价值体系也需要重新组织。并且，重新开始的发展是一个新的过程，而不简单是旧过程的继续。经验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是，它或多或少地朝着一个与早先相类似的方向运动，但是这个“计划”的连续性却被打断了。新的发展过程产生于不同的情况，并且部分地产生于不同人的行动；许多旧的期望与价值被永远埋葬，而完全新型的东西出现了。从经验上说，也许存在于各类挫折之间的所有这些局部发展的主干线，正好与整个发展的大致轮廓相吻合，然而从理论上说，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整个过程的轮廓线。企业家不能够越过挫折阶段并将他们的计划原封不动地带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而且科学的解释也不能这样做，除非它完全脱离与事实的接触。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这样一类现象，这一类现象与其它发展现象相对照显得十分鲜明，而且与其它发展现象显然处于某种对立地位。一开始，就存在下述的可能性。第一，危机可能是或可能不是一种一致现象。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并且描述为危机的发展过程的特殊崩溃现象，似乎总是被即使是天真的人们看作是一种而且是同一种现象的各种形式。尽管如此，可是危机的这种同一性确实并不持久。相反，它主要只是存在于对经济体系与个人产生的影响的相似性上，并且存在于有些事件习惯于出现在多数危机场合的这一事实中。但是这种影响与这种事件，倒是和经济生活中大多数各种类型的外在与内在的干扰一道出现，而且不足以证明危机总归是同一的现象。实际上，危机的不同种类和不同原因是可以识别的。没有理由让我们事先就作出这样的假定，那就是，危机彼此之间相同的地方，较诸作为我们出发点的基本要素，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危机是使先前的经济发展过程停步的所有事件。

    第二，不管是相同的或相异的现象，危机可能，也许不可能，作纯粹经济的解释。当然，毫无疑问，危机在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但是，没有丝毫把握断定，他们是属于经济体系的性质，或者甚至在它们必然地产生于经济因素的自身作用的这种意义下，属于任何一种体系。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极有可能存在于纯粹的经济范围之外，换言之，危机是外界给予它们干扰的结果。危机的次数，甚至经常宣称的危机规律性，都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可以很容易地设想，这些干扰必定经常出现在实际生活里。简单地说，危机是经济生活使其自身适应新的情况的过程。

    考虑到第一点，我们开头就可以谈到一件事。如果我们说到危机是涉及在任何地方遇到大规模的干扰，那么除了干扰的事实外，就不存在一般的属性。目前，也可以在这一广泛意义上设想危机。经济过程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不同的三类：循环流转过程、发展过程、阻碍后者未受干扰的进程的过程。这种排列绝非远离现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清楚地区别这三类相互分离的现象。但只有更加详细的分析，才能表明它们当中的一类是否归于其他两类中的一类。

    不存在干扰的普遍特征，已为危机历史所证明。这些干扰已经在经济实体中的每一个可以设想的地方爆发，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发。它们有时出现在供给一方，有时出现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种场合，有时出现在技术生产中，有时出现在市场或者信贷关系中；在后一种场合，有时体现需求方向的变化（例如时装的变化），有时体现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对绝大部分的各种工业集团来说，所受的干扰不尽相同，但是第一个工业行业受到的干扰较多，然后是另一个行业。有时危机以对资本家产生特殊影响的信用制度的崩溃为特征，有时则是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受损失最多。企业家也会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被卷入进来。

    乍一看，在表现出来的形式上去寻求危机的共同要素，似乎更有希望。实际上，正是这种要素导向这样一种流行的和科学的信念：危机总是同一的并且是同样的现象。然而，我们容易看到，这些可以从表面上得到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干扰发展的一种要素外，对所有危机来说，就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质的。举例来说，恐慌（Panic）的要素就是非常明显的。它是早期危机（crisis）的突出特征。但是也存在没有危机的恐慌。并且更进一步地说，也存在没有真正恐慌的危机。恐慌的强度，无论如何与危机的重要性，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恐慌大多是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对诸如“投机狂热”、“生产过剩”等标语口号，也都是适用的。一旦危机爆发并且改变了整个经济形势，那么大量的投机就变得没有意义，并且几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每一数量都显得过大，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两者都完全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同样地，个别商行的倒闭，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不一致性，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要素，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此种意义上不可能有判定危机的满意标准，这可以由下述事实看出：尽管根据这一主题的描述文献，一定次数的危机必定复现，但是除此而外，危机的个别内容细节就不再是互相符合的了。

    现在我们转入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危机没有一点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是否危机以及所有形成它们的原因和结果都能通过对经济体系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释因素而弄明白。很清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是如此。我们可以立即承认，例如战争爆发可以引起足够大的干扰以至形成我们所说的危机。当然，这绝不是规律。例如，十九世纪的大规模战争大都并未立即导至危机。但是那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假定，一个积极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且其经济制度被设想为在我们的含义上达到充分发展的海岛国家，被一支敌国舰队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进口与出口同样受到阻碍，价格与价值体系被扰乱，债务不能保持，信用的锚链被拉断——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设想的，都已经实际上出现，并且的确代表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上得到解释，因为原因、战争都是经济制度以外的要素。由于经济范畴内这种外在实体的作用，危机便产生出来并且同时得到解释。这些外部的因素屡次地解释危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坏收成，这样的收成明显地会引起危机，并且众所周知，甚至已成为危机通论的基础。

    但是，即使不象战争或气象条件那样显著地从外部作用于经济体系的各种环境，也必须从纯理论的角度看作是外部干扰原因的结果，从而在原则上看作是偶然的。举例来说，保护关税的突然废除也可能引起一场危机。这样一种商业措施当然是一种经济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够精确地断定它的外貌，我们只可能考查它的结果。从经济生活的规律的观点出发，它基本上是来自外界的一种影响。这样，就存在并非我们所谓的纯粹经济现象的危机。正因为它们不是纯粹经济现象的危机，所以，我们从纯粹经济的观点不能一般地谈到关于它们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它们必定会被当作不幸的偶然事件。

    现在问题产生了：是否存在着任何我们所说的纯粹经济危机呢？是否存在着没有我们刚才举例所说的外界刺激而出现的危机呢？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实际上已被确认：危机总是外部环境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它是非常似是而非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关于真正的危机的经济理论，并且我们将无所作为而只能简单地证实这些事实，或者至多试图对危机的那些外在原因，加以分类。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摆脱一种特殊的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由另一个国家提供财政资助，如果繁荣的波浪冲击后者，而后者比前者对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用途，那么，就存在着一种从先前投资中收回资本的趋势。如果这种事件很快地并且轻率地发生，那么它就显然能够在先前的国家里造成危机。这一实例应该表明，一个经济地区的纯粹经济原因可以引起另一个地区的危机。这种现象是屡次和广泛地被认识到的。很明显，这不仅可以发生于两个不同国家之间，而且也可以发生于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之间，并且在一定情况之下，还可以发生于一个经济区域内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当危机一旦在一个地方爆发的时候，它通常要涉及其它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纯粹经济的，属于我们正在寻求的那一种吗？回答是否定的。其它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任何给定经济体系的材料数据；并且在解释该体系内的现象时，只能够充当非经济要素的角色。对于正在考察中的经济体系，它们是偶然事件；并且，如果试图为这种危机找到一条普遍规律，那将是徒劳的。

    最后，在抛弃了危机的所有外来原因之后，我们还找到了属于纯经济性质的其它原因，意思是说，这些原因产生于经济体系之内，但尽管如此，它们却未呈现出一个新的理论问题。每一种新的联合，用我们的老话说，都有招致失败的明显危险。尽管工业的所有部门铸成致命错误的情况极少，但是它们还是发生了，并且，如果存在问题的企业具有足够的重要性，那么危机的大多数症状便可由它们而产生。然而，话说回来，这类事件只不过是小小灾难，可以在每个场合作个别解释；但从作为经济过程本质要素或因素的结果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是经济过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干扰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么当我们对所有项目进行抽象时，是否还剩下什么就很值得怀疑；并且，因此而除了说，如果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偶然事件的结果，任何具有足够重要性的事情出了毛病，危机就这样发生了，那么关于危机的因果关系，我们也就不能多说什么。历史并不与这个理论相矛盾。因为几乎每一种历史场合都存在很多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可以认为对实际发生的危机负有责任，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荒唐悖理之处，从而使得任何寻求更加普遍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并没有象我们当中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明显。顺便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决定这个问题，但历史上大多数大规模危机的个别背景，对于解释每一种场合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事情，较诸进入一般性理论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假定这种理论是可能的——因而这种理论除了是作为对任何一种实际情况中的诊断或补救方针的一种贡献外，我们再也不能从它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工商业者几乎总是试图用手头掌握的特殊情况来解释危机，那他们也不都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对于试图建立一种缺乏基础的一般性理论的对抗态度，也不都是错误的——尽管它不是这种场合所需要的对抗，而只是对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务的一个明确的区别。

    这个决定性的发现，这个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同时将我们的讨论转移到略有不同的境地的发现，确立了如下事实：无论如何存在着一类危机，它们是繁荣与衰退交迭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有规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变，而这一类要素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就渗入到经济生活之中。这个现象产生于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实，它们可以用来解释各种挫折和崩溃的情况。经济生活的巨大突变正是我们必须首先解释的。一旦我们抓住了这个问题，为了理论分析的目的，我们不仅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业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与内部的干扰，以便于从理论的角度分离出唯一有意义的问题。虽然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我们所抛弃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由于它们不甚重要；同时我们的理论，如果限制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必定与所有更广大范围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称，而这种努力是旨在为完全理解事物的现实过程，提供一种工具。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为什么我们意指的经济发展，不是象一棵树的生长那样均匀地向前发展，而是跳跃式地向前发展， 为什么它呈现出那种特有的上升与下降呢？

    ２．回答不可能简短，也不可能是足够精确的：这完全是因为新的组合，不是象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的——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让人们能够选择等距离的时间间隔，在每一个间隔里可以安置实现一个新的组合——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

    现在，（ａ）将要解释这个答案，（ｂ）然后解释这种成组方式的出现，（ｃ）再据而分析这一事实的结果以及由它们引起的因果关系的过程（见本章⒊）。第三点包含一个新问题，不对此问题加以解决，这一理论就不是完全的。尽管我们接受尤格拉的论点，即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意味着衰退只不过是经济体系对于繁荣的反响，或者是对于繁荣所带给这个体系的新情况的适应，这样，对衰退的解释也就根源于对繁荣的解释——然而，从繁荣走向衰退的方式本身却是一个单独的事物，正如读者所能立即看出的斯皮托夫与我之间在这一点上存在的差异一样。人们还可以立即看到，这个问题已由我们的论点——在不存在困难与不存在新的事实或理论工具的帮助之下——予以回答了。

    （ａ）如果我们所谓的新企业真是彼此独立地出现，那么，就不会存在象特殊的、可区别的、显著的和有规律复发的现象那样的繁荣和衰退了。因此，它们的出现一般就会是连续的；它们将会在时间上均匀分布。并且在循环流转中受它们影响的各种变化都相对地小，因此，干扰仅仅具有局部重要性，且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是易于被克服的。于是将会不存在循环流转的重大干扰，从而就根本不存在增长的干扰。应该注意，这适用于有关把那种要素当作危机原因的任何危机理论，特别是一切“比例失调”理论；这种现象是从来不会让人们弄明白的，如果不论原因如何，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原因不能这样来发挥作用，从而让其结果得以被连续地和普遍地吸收。

    即使这样，还是存在繁荣之时与不景气之时。黄金或其它通货膨胀将会仍然加速经济增长，通货紧缩将会阻碍它；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经济立法都将会施加它们各自的影响。例如，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被迫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对经济体系进行的调整，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必要清理，对所有经济关系的干扰，战争的蹂躏与社会的动乱，对重要市场的破坏，对所有数据的改变，等等，都将会告诉人们危机和不景气是个什么样子，即使人们对它们还不了解。但是，上述这些将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那种繁荣和萧条。这类事件不是有规律的，也不是产生于经济体系自身的活动那种意义上的必然性，而是正象已经足够强调的那样，它们必须通过特殊的外在原因来加以解释。我们应该特别记住一种总是促成，并部分解释繁荣的有利情况，这也就是每一时期的萧条所造成的事态。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存在着大宗失业者，存在着原材料、机械、房屋等等堆集的库存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待售，通常还存在着异常低的利率。如同在说明斯皮托夫与米切尔时举例那样，这些事实确实几乎在每一次考查这种现象中都起作用。但是很清楚，我们绝不能依靠这些结果来解释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希望避免首先从繁荣中得出萧条，然后又从萧条中得出繁荣的话。因此在这里，由于只有关于事物的原理的问题——并不是关于彻底阐述那些在繁荣或危机中具体起作用的情况（坏收成、战争谣传，等等）的问题——我们将完全忽略这些结果。

    有三种情况增强了新企业成群出现的效果，但是它们却不是与它相等同的那些真正原因。第一，我们在第二章中的观点允许我们期望：大量新的联合将不会产生于老的厂商或者立即取而代之，而是与它们并行出现并与它们相竞争——经验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解释波浪式运动幅度时它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我们的理论角度出发，这既不是一种新的要素，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要素；对于繁荣与不景气的存在它也不是关键性的。

    第二，企业家的需求大批出现的事实，表明整个商业界购买力的极大增加。这就开始了第二性的繁荣，这一繁荣将传遍整个经济体系并且成为普遍繁荣现象的传递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完全理解它，否则便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因为新的购买力大量从企业家们手中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者，转移到“再生产消费”（斯皮托夫）用品的生产者，转移到工人，然后渗入每一个经济渠道，从而所有现存的消费用品最终都会以不断上升的价格出售。于是零售商大量订货，制造商扩大业务，而且为此目的，越来越多的不合式的和通常往往已被抛弃了的生产手段又被重新使用起来。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各个地方的生产和贸易都暂时获利，如同在通货膨胀时期，比如当战争开销是用纸币支付，从而暂时获利一样。许多事物漂浮在“次级波”上，而并不具有任何来自真正驱动力的新的或直接的冲击，最后，投机性预期会获得因果意义。繁荣征兆本身，最终将以众所周知的方式，成为繁荣的因素。对于商业指数理论以及对于理解整个商业情况，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唯有第一级波与第二级波之间的区别才是实质性的；并且我们还要注意，后者可以径直追溯到前者，而且根据一种以我们的基本原理为基础而推敲出来的理论，任何在周期运动中观察到的事物都将会找到它的确定的位置。但是在一种象当前这样的阐述中，不可能对这种事情做得公正，因此便产生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印象，而这在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从我们的论点得出的结论是，在繁荣的开始以及在萧条的过程中，误差必定起着重大的作用。大多数危机理论实际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利用这个要素。可是，误差不会在超过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出现；神志清醒的人们，只有在或多或少仔细地考查了事实的基础上，才进入生产过程。尽管估计不周会发生到危及个别企业生存的程度，在特殊场合或许要危及整个工业，然而通常这却不足以危及整个经济体系。这种一般性错误究竟是如何能产生的，从而使整个体系都受到影响，并且，作为不景气的一个独立的原因，而不只是作为不景气的结果，又将如何得到解释？一旦不景气由于其它理由而来临，它自然会扰乱许多先前相当合理的计划，并且会造成否则就很容易克服的错误变得危险。最初的错误需要特别的解释，否则就什么都不能解释。我们的分析则可以提供这种解释。如果繁荣时期的特征不仅仅是如此增加了的商业活动，而且是实现新的和未经试验的组合，那么，正如第二章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会立即可以明白，误差在那里必定起着特殊的作用，起一种从性质上来看不同于在循环流转中的作用。尽管如此，可是在这里将不会找到“误差理论”（error

    theory

    ）。相反，为了摆脱任何一种这样的印象，我们将隔离这个要素。它的确是一种支持和加强的情况，而不是理解这个原理所必需的基本原因。即使没有人做过任何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都不可能认为是“虚假的”工作；即使不存在技术的或商业的“差错”，或“投机狂热”，或毫无根据的乐观和悲观；即使每个人都赋有广阔的先见之明，但仍然会存在周期运动——尽管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繁荣所必然创造的客观情况，将独一无二地解释这个事物的性质。

    （ｂ）为什么企业家的出现不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只是在每一个适当选定的时间间隔内出现，而且是成群地出现？这完全因为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企业家的出现可以促使其他企业家出现，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以不断增加的数目出现。

    这意味着，第一，由于第二章已经解释了的原因，实现新的组合是困难的，并且只是具有某种特性的人才能接触到。关于这个问题，最好是通过设想一个较早时期的例子，或者设想一个非常类似于处在经济尚未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也就是处于高级停滞阶段的经济状况的例子。只有少数人具备这种领导才能，而且只有少数人在这样一种状况里，也就是在一种本身尚未成为繁荣的状况里，能够沿着这个方向获得成功。可是，如果一个人或少数人成功地前进，那么许多困难便会消失。于是其他人便会步这些先驱者的后尘，就象在此刻所能达到的成功的鼓舞下，他们将要明确地去进行那样。他们的成功，通过不断完全克服第二章所分析的障碍，将再次使得上述进程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更多的人跟踪而来，直到最后创新为人们所熟悉，并且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事情。

    第二，因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作为企业家的资格或要求条件，同其它特性一样，是依照误差法则在纯一种族群体中分布的，所以，在这方面满足累退标准的个人数目将会不断增加。因此，忽略一些例外情况——在黑人人口中少数欧洲人的存在便是一例——连续地日益减轻这项任务，那么，更多的人能够和将会成为企业家，于是，在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出现之后，不仅伴随以简单地出现其他企业家，而且出现的数目不断增加，尽管他们日益更不合资格或更不合乎要求条件。这就是实际情况，而对它的证言我们只不过加以解释。在仍然存在竞争和大量独立的人们的企业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创新的单独出现——压倒多数地在工商业中特地创造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的工商业如何以变化不同的速度和完整度来掌握它，首先是少数单位，后来是不断增多的单位。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与消除企业利润过程相关的现象。这里，我们又将对它进行考虑，尽管是从另一个角度。

    第三，这解释了企业家成群出现的现象，一种首先在创业者出现的企业部门确实达到了消除企业家利润的地步。实际情况也揭露了，每一个正常的繁荣开始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部门（铁路建设，电力、化学工业等等），并且从它所开始产生的企业的创新中获得特征。但是创业者不仅在他们首先出现的生产部门里为他人消除了障碍，而且由于这些障碍的性质，事实上也在其它部门里消除了障碍。许多事情可由后者所摹仿；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对他们产生作用；许多成就也直接适用于其它部门，例如国外市场的开发，且不论不久就要出现的、具有第二位重要性的情况——上升着的价格等等。因此，第一批领导人物在他们最直接行动的范围之外发生作用，于是企业家团体将更进一步地增加，经济体系较之在另外的情况下，将更为迅速地和更为完全地被拉入到技术的和商业的重新组织过程，而这一过程将构成繁荣时期的涵义。

    第四，发展过程越是变得为人们所熟悉，并且变得对一切有关方面只是一个计算问题，障碍随着时间的进程越是变得微弱，那么，激发创新所需要的“领导”就越少。这样，企业家成群的出现就变得越是不显著，周期运动也就变得越是温和。很清楚，我们解释的这种结果也明显地为现实所证实。经济生活的日益托拉斯化在同一的方向发生作用，即使在今天，和它的销售及金融上的要求的大规模联合仍旧仰赖于市场情况，而这一现象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竞争来决定，这样，创新的普遍有利的延迟到萧条时期，特别是在建筑业，——有如美国的铁路政策——就偶尔地成为可能。可是，只要能发挥作用，这个要素也就能证实我们的解释。

    第五，新组合的成群的出现，很容易并且必然要对繁荣时期的根本特征作出解释。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增加资本投资正是未来繁荣的第一个征兆，为什么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第一个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奋，尤其重要的是，为什么铁的消费增加。它能够解释繁荣时期新的购买力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的特征性上升，而对于这些问题，单靠引用增加了的需求或增加了的成本都不能作出解释。更有进者，它能够解释失业的下降与工资的上升，利率的上升，货运的增加，对银行收支和银行储备的日益抽紧，等等；并且，象我们已经说过的，还能解释第二性波或次级波的放出——繁荣传遍及于整个经济体系。

    ３．（ｃ）企业家成批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它对经济体制的影响在性质上不同于企业家按时间均匀分布的连续出现对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影响，只要它不象后者那样，意指一种连续的，并且甚至是不可察觉的，对均衡位置的干扰，而是一种跳跃式的干扰，一种具有不同数量级的干扰。当由企业家们的连续出现而引起的干扰可以被连续吸收，企业家成批或成群的出现则需要一种特殊的、可识别的吸收过程，一种合并新事物并使经济体系与之相适应的过程，一种清理的过程，或者象我过去常说的那样，一种探索以达到新的静止状态的途径。这个过程是周期性萧条的本质，因此，依据我们的观点，它可以被定义为经济体系奋力走向新的均衡状态，适应于由繁荣的干扰所改变了的境况。

    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下述事实，即仅仅关心自己企业制订计划的各个企业家，完全不考虑他人成批地接踵而来，因此，遭到失败。从个别企业的角度认为是正确的行为，其成果有可能被多数人的同样行为的普遍作用所剥夺或抵悄，这一点当然是真实的。当我们解释生产者在他们各自努力获取最大利润的过程中，是如何发动了趋向于消除整个体系的剩余价值的机制并使其运转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了这方面的最重要的事例。同样，普遍作用在这里也可能使那些对个别人正确的东西变成为谬误，并且，这种要素实际上将在大多数的危机中起作用，因为，尽管处于这个企业家之后的这种蜂拥而至的情况，是他事先所知悉的，并且也不能对他攻其不备，然而对情况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却可能常常估计错误。可是，由繁荣引起的干扰的本质，却并不在于它时常扰乱企业家的打算这一事实，而是在于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新的企业家基于新的购买力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著名的在繁荣时期“争夺生产资料的竞争”，引自莱德勒的话——提高了这些物品的价格。实际上，这种趋势已被下述事实所减弱：至少有些新的企业不会与老的企业并行出现，而是从老的当中产生；并且老的企业也不会光生产而不要利润，而是仍然要赚取一些“准地租”。可是，我们能够对这种经营的性质作出最好的说明，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创新都体现在新建立的行业中，都单独由新开辟的购买力提供资金，并且发生在一些完全属于循环流转的，并且无利润可得的，因而由于成本增加而开始亏本生产的行业之旁。现实生活与这种构想相抵触的情况，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实际上，仅仅是笼罩于繁荣时期的气氛就掩盖了这一事实，那就是在繁荣开始以后不久，并且只要它只是以增加的需求来表达，那么这一繁荣对许多生产者来说便意味着苦难，尽管当产品价格开始上升的时候它又将减轻。这种苦难，正象在第二章所解释的那样，是将生产资料从老行业撤出并用于新用途的过程的一种形式。

    第二，新产品在几年以后或更快地找到市场，并与老的产品竞争；先前创造的购买力的商品补充——从理论上说抵消购买力而有余——进入到循环流转。另一方面，这个过程的结果实际上为前一节所述原因所缓和；更进一步，由于如下事实而缓和，也就是由于某些投资在程序上远离最终产品，因而这种补充只能逐步地出现。但是，这还没有接触到过程的本质。在繁荣的开始时期，老行业的成本上升；以后，只要消费者的需求变得对创新有利，那么同创新竞争的那些行业的收入便首先减少，然后所有老行业的收入都减少。且不论创新带来赢利（次要地）的可能性如何，他们的亏本生产便只能受到仅仅暂时有效的缓冲器“准地租”的牵制。正因为老行业大都底子较厚，并且看来特别值得享受信用待遇，从而他们的亏本生产并不会立即导致崩溃。他们的部分破产会影响新企业的成功。这种破产受到下述与我们的解释框架极相符合的事实的缓冲：这种繁荣首先从来不是普遍的，而是集中于工业的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从而让其它领域不受到干扰，并且后来仅仅以一种不同的和次要的方式影响其它领域。正象企业家成群地（en

    masse）出现那样；他们的产品也是成批地出现，由于企业家们不是各做各样，而是做非常相类似的事情，因而他们的产品几乎同时出现在市场上。在新产品出现之前必须经历的那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