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证明，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战前科学哲学家的倾向的潮流。战前的科学哲学家们把方法论基本上当作一门能区分好的实践和普通的实践（average－practice）科学的学科，并因而褒扬好的实践科学，贬斥普通的实践科学。当然，也有少数持有这种观点的方法论学家是能够抵挡住兼得鱼与熊掌的诱惑的。因此，波普再次重申，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发生论的传统基础上的，这种传统已被公开当作为“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的各种标准。不过，要弄清人们怎么知道这种标准的传统在不参考“成功的”科学家在过去所作的证伪主义的实践范例情况下能对未来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总是困难的；而且，波普自己也承认，证伪性观念的灵感，发自他视为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精髓的东西，这种精髓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方法本质上是相对立的。

    从波拉尼和汉森的著作开始，随后是库恩、图尔明、弗叶拉本德、劳顿斯和许多其它人的著作，把方法论看作是科学追踪的一系列规定这种比较旧的观点，逐渐被把方法论视为对过去的科学实践作出一般化描述的观念所替代。这种新的科学方法论观点“看来”很有希望在科学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方面取得一些有效的一般结论。当然，一方面由于库恩的“标准”科学被科学革命打断，另一方面由于费叶拉本德的“任何事物都以向前发展”，对这些一般结论还有大量意见分歧。

    在前述名单中，我有意识地省略了拉卡多斯的名字，这是因为他对规定与描述、规范方法与实证历史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状态所作的重新解答，与上述任何作者都有所不同。他追随波普赞成方法论的规范观点，但然后又提出检验那些规范原理，反对科学史即便在规定的基础上其可证伪性也能成立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他提出了一个终生未竟的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框架。所以，拉卡多斯的框架是否适合物理科学史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可参见豪森），更不用说对于社会科学史的适用性了。

    这一切最终把我们转向了经济学。比较早的波普主义者的观点可由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1938年）和利普西的《实证经济学导论》（1963年）、尤其是经常再印的该书第一版完全代表。虽然卡德韦尔的《超越实证主义：20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1982年）主要从哲学观点出发，也很好地表明了最近一些经济学方法论作者对吹毛求疵的科学家的老观念的轻视，但较新观点的最好代表还是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1985年）。

    麦克罗斯基和卡德韦尔的著作都用我的《经济学方法论》来证明：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即使是可取的，也不可能运用于经济学。我在我的著作中提出，现代经济学确实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它们经常在它们自以为是的实践中碰壁——它们所用的科学哲学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

    然而，麦克罗斯基和卡尔德韦尔认为：波普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致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余地；因此，无需惊诧，现代经济学极少实践证伪主义；事实上，他们拥护证伪主义只是证明他们的天真纯朴，实难赞赏。

    许多问题取决于我们对“证伪主义”的解释，这一点在我的著作中一直很明显。我采纳了拉卡多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现在，拉卡多斯改变了波普的方法论评价单位和波普的评价标准。在拉卡多斯看来，评价单位是单个理论的“科学研究框架”或相互联系的网络，而评价标准则是相互竞争的框架中的“超经验内容”。一方面，拉卡多斯的标准要比波普的宽容些，因为它允许研究框架在遇到较小的不一致性时随时发展，特别是修正，以便涵括经验的不规则情形。另一方面，它又比波普的标准更严厉，因为

    它要求研究框架在解释它的对手能够解释的每件事件过程中比它的对手提供更好的预测，对于它的对手不能解释的某些新奇事实它能作出预测。表明波普和拉卡多斯之间的区别的最佳方法是说拉卡多斯从摈弃角度区分了证伪：某个研究框架如果其不如竞争对手，那它可能没经证伪便被摈弃；同样，某个研究框架即便已经被证明为不正确，但只因为没有更好的有效的研究框架而仍然会得到留用。当我在我的著作中说主流经济学家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时，我只是相当简单地说它相信经济理论在最终分析中应该用他们设定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内容来评判，甚至更为简单地说它相信用经验检验理论的意义。这是不严格的语言。近几年来我逐步认识到有必要更为精确地定义术语。

    例如，卡德韦尔对“相符主义”（con eirmationism）与“证伪主义”作了区分。他用四个原理规定了相符主义：“各种理论应该是可检验的；一种检验的有用手段是把理论的预言与现实进行比较；预测的准确性常常是一种理论站住脚的最重要的特性；各种理论的相对地位应该由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