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活动中，机械的使用应当限于这样一些情况，即在仅仅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不了产量的地方使用机器。这种论点的必然结论是，我们可以预料，欠发达国家增加收入所需的资本数额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少。
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说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应当有所不同的五六条理由。这种分析的结果是，我们不知道任何不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多少，而只能随便猜测它是否可能比美利坚合众国高或低。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由于缺乏任何更好的比率而使用以往为工业国找到的比率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欠发达国家收入增长得如此缓慢的原因。据估计，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年将大约４％或５％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将这种数字与工业国的投资数字作比较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估计数字不是那么有把握。例如，我们不知道自给农民在他们的田地上开垦新土地、排水或土壤保持、改善房舍等方面为他们自己积累了多少资本。所以，可以想象，对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估计得低了。可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数字，那么每年４％或５％的净投资额可能使国民收入仅仅提高大约１．２５％，这是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或者甚至不到１．２５％，如果对建房的投资在不大的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生产投资所占的比重比较小的话，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所以目前的投资至多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再腾不出任何资金来提高生活水平了。如果印度要将它的生活水平每年提高１％，那么它就必须将它的投资率提高将近１倍。印度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扩大。要使这个差距不再扩大，印度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与美国的生活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提高，比如说每年大约提高１．５—２％。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印度的净投资额必须从目前占国民收入４％或５％的水平，提高到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１２％。
这反过来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降低资本效益的情况下，可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加速资本形成。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迅速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５％或不到５％提高到１２％或１２％以上。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意思。
遗憾的是，使我们能够说明在任何具体情况下过渡时期要持续多久，或者说在过渡时期资本的生产率受到多大影响的数字并不存在。我们已在日本、德国、北罗得西亚和苏联等国看到了一些非常迅速的过渡（例如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内），但是我们不能说变化的速度是否降低了这种努力的生产率。尽管如此，人们预先还是可以说，一个国家能够富有成效地加速它的资本形成的速度是有限制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限制（假使财政状况好，有适当的自然资源和合适的制度）是缺乏技术和公用事业不足。
缺乏技术不仅妨碍人们富有成效地使用资本，而且可能使他们根本无法使用资本。正如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的，资本形成有一半以上是由建筑工程构成的。因此，资本的扩大取决于建筑业扩大的速度。如果没有木工、石工、电工和工程师来从事必要的建筑工作，不论工程是公路、桥梁、水坝、工厂、电站、房屋还是其他的建筑物，那么计划就无法执行。
所以加速资本形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速度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扩大建筑业可以达到什么速度的问题。另一个限制是公用事业不足，因为新企业需要通讯、码头设施、供水、电力和其它这样的服务。可是要扩大公用事业（假如财政状况良好）又涉及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问题，这与扩大建筑业的速度是同一个问题。所以限制吸收资本速度的最重要障碍是缺乏技术。
现在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或者可以进行培训。在北罗得西亚，技术是按需要引进的，所以资本形成迅速扩大，没有具体限制。在别的地方，提高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培训，虽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仅仅为了做培训工作而聘请外国技术熟练人员也会使资本形成容易得多。训练建筑工人和监工的工作在任何训练计划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当然许多其它技能也是需要的，其中包括那些要在投资以后使用资本的人的技能。发展计划造成的许多挫折是由于在这种计划中未把训练放在主要地位。虽然与国民收入相比，发展计划几乎都是不大的，但是执行起来几乎总是落后的，因为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实际困难。如果与此相反执行庞大的训练计划，比如像苏联那样，或者像爆发战争时军队迅速扩大那样，那么缺乏技能看来没有理由成为１０年内资本形成速度提高１倍的障碍。如果提供训练设施，如果还谨慎地从外国聘请有经验的监工，那么建筑业在１０年内就可以翻一番。一开始生产率自然是低的；但在另一方面，新就业的工人的生产率也总是低的，无论发展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下面我们研究资本构成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资本形成净值与总值的比率，使用资本的工业部门和资本的组成。
关于投资总额与投资净额的比率，我们知之甚少。即使在工业国家的经济中，这种分法在理论上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实际上使用的数字仅仅是一些根据情况进行的推测，和资本一收入比率一样，这些推测是以对过去的投资和资本的平均使用期限的估计数字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通常的估计是，在工业国，更换过时的或者耗损的资本大约需要５—１０％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在美国，在直到发生大衰退的漫长的几十年中，投资净额平均约为１３％，更新资本约为７％，使投资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０％。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据认为，有证据证明，与投资净额相比，更新开支有增长的趋势。这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公用事业需要许多新的资本，而在以后各个阶段，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它们所需的资本用于维修开支部分增加，用于新建项目的部分减少。我们对此不能太自信，因为技术在不断发展，使得一些公用事业过时了，并且要求在其它公用事业上增加巨额开支，此外，我们期望的服务标准也在不断提高。
不能把现有的数字看成是最后的，因为这些概念不够确切，或者说这些数字不够精确。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仅仅是为了使股本保持完整才进行的。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更新资本所需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少得多，因为与收入相比，它们的资本的股本少得多。在工业国，可以用于再生产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多两倍以上，而在最贫穷的国家，不包括土地的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少，或者不比国民收入多多少。因此，折旧费只占国民收入的２％或３％，而在最富裕的国家，则占７—１０％。随着投资净额的增加，资本的股本和折旧费比率都迅速提高。
下面我们谈谈经济各部门投资的分配。我们只有先进工业国的数据，在这些国家里，投资总额约占国民总产值的２０％左右。这些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考虑一下“典型的”方案，那么固定投资总额（即不包括股本）可以作如下分配：
住房约 ２５％
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约 ３５％
制造业和农业约 ３０％
其它商业 约 １０％
１００％
这些数字是长期的平均数，逐年有明显的波动，目前我们无需去研究它。
关于这些数字，要说的话是很多的。先说住房。人们发现下面这种情况通常是感到很吃惊的，那就是仅仅为了向全体居民提供住房，就需要从投资总额中拨出很大一部分钱，但是实际上，这无论如何是工业国的特点。这个比例是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不同而不同的。在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程仍在进行的国家里，这个比例大概也是特别高的，因为这需要城市迅速扩大。这些大概就是英国的这个比例接近２０％，美国接近３０％的原因。在住房方面需要支出巨额款项的事实很容易被忽视。苏联在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如果随着发展工作的进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将要迁入的城市想不重复大多数工业革命最严重的弱点之一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在住房方面所需的投资大概要超过投资总额的２５％。
这些数字也说明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公路、码头、运输、水、电力、学校、医院、政府建筑物）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工业国家里，这一项所消耗的资金始终比用于制造活动的资金还要多。我们很想知道关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个比例如何变化的更多的情况，但是现有的数字不允许我们满怀信心地作出判断。有理由认为，在发展的头几十年中，这个比例是特别高的，以后逐渐下降。这是因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需要建立公用事业的基础，虽然也有必要花一些钱来维持、改善和扩大基础设施，但是以后这些开支比较起来可能不会像最初阶段那样多。这一看法与我们前面用以说明据认为同投资总额相比投资净额下降的趋势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一会儿在说明与设备开支相比投资总额内建筑开支下降的趋势时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再往后，作为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理由之一，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些经济学家预料，很发达的国家在它们积蓄的资金“成熟”时，要为这些资金寻找足够的出路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的重要性的另一个有趣的必然结果是与私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的重要性。在那些政府将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经营的国家里，政府的投资只占投资总额的一小部分——１０％以下。然而，当公用事业收归国有时，这个比例就急剧上升，如果政府负责住房开支的话，它还会上升得更猛，更不要说对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投资了。许多欠发达国家决心将这些投资的责任接过来，结果发现所涉及的款项意味着政府开支大增，超过了它们的财力。
制造业和农业之间投资如何分配，这取决于这两项活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英国，农业在投资总额中只占５％，但是它只雇佣５％的人。在美国，投资的比例看来接近于８—１０％。在每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制造业比农业发展得快，因为人们富裕了，他们购买制成品的数量比他们的食品消耗量增加得快。因此，必定会出现一种对制造业投资比例上升，对农业投资比例下降的趋势。此外，相对比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其人口的比例，因为这反过来决定它是否人口过剩，是否必须出口制成品以换取粮食，或者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制成品能否繁荣。在日本或印度等人口过剩的国家，人们期望发展计划包括对制造业的比较大的投资，因为没有其它办法能使所有的人都就业，或者为进口粮食付款。而在缅甸或泰国等拥有充裕肥沃土地的国家，人们则期望那种提高人均农业产量的投资占优势。
最后，我们谈谈建筑、设备和增加股本之间资本形成的分配问题。我们先谈谈股本，因为这一项常常受到忽视。在任何时候，现有股本都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因此，如果国民收入一年增加３％，那么股本需要增加的数额约为国民收入的１—１．５％，这可能相当于投资净额的１２％。在制订发展计划时，这个大项的必要性常常遭到忽视，结果是原料和消费品的短缺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因而妨碍了产出的增加。
建筑和设备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国家在公路、铁路、房屋和公用事业等方面已经具备的条件如何。在１９５１年，建筑所占的份额英国为４８％，美国为５６％，黄金海岸为５９％，尼日利亚为６１％。我们掌握的关于美国的数字可以追溯到１８７０年，它们已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建筑业已从最初的大约三分之二的水平不断下降。英国的这个比例之所以异常低，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故意限制对公用事业的投资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一种措施。在公路方面开支非常少，这就非常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１９５２年，英国的政府投资（不包括公营公司和公用事业）只占固定投资总额的９％，而美国为１６％。
建筑业的极大重要性并不是得到人们普遍理解的；许多人主要是从安装机器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形成的，而实际上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这种或那种建筑结构组成的。在资本形成中，土木工程是主要行业，机械工程则比它落后一段距离。
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必然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已经提出的论点，即阻碍迅速加快投资的真正的障碍是建筑业自我扩充的能力。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最需要资本的是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眼下它们是不直接对外国私人投资者开放的；所以外国私人投资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本需求关系不大。但是我们将在第二节（三）中再回过来谈这一点。
为了表明下面这一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够多的了，那就是本节中出现的任何数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测性的，不存在应当期望某个国家遵循的典型的投资模式。尽管如此，即使考虑到各国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的重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是可以解释的，这些数字也清楚地显示了某些典型的误解，仅仅由于这一点，它们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它们表明了建筑业在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股本的重要性，以及住房的重要性，由于忽视了这一点，许多发展计划失败了。在每一个国家，如果人们想制订投资计划，那就必须详细调查资源和潜力，这项工作是代替不了的；但是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是有益的，即使只是弄清楚某个重要项目没有遭到忽视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