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探讨一下制度为贸易和专业化提供的种种机会，因为扩大贸易和推广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　优点

    贸易从多方面刺激经济增长，推动专业化的发展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贸易通过向社会引荐新的商品刺激了需求，进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工作或提高劳动效率的愿望。由于眼界狭小，需求有限，在许多原始社会，劳动水平低下，贸易一开放，影响所及，会使人们对劳动的价值采取革命性的态度。

    贸易还会减少社会对流动资本的需要。在没有贸易时，一家一户必须贮存它需要的一切；有了贸易，这种贮存便由商人在集中的库房去保管，因而各户消费品的贮藏量大大减少。对于那些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国度来说，消费品的贮存确实往往意味着生死存亡，因为贸易可以在灾荒之时把消费品从丰裕的地区运往欠缺的地区。贸易也给人们带来新的观念——消费的新方式、新技术或社会关系的新观念。从域外之地流入的种种传说对既定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使社会的个体成员能以种种方式进行实验，而否则是不允许的。如果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经济突然急剧增长、信仰发生变化或社会关系有所改变，其原因几乎总是由于进行贸易的机会增多了。

    贸易还会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因为劳动的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大小。亚当·斯密谈到专业化时说，专业化的高度生产率“首先应归功于每个有特殊技能的工人技艺的提高；其次要归功于时间的节省，时间通常是干完一件活再干另一件活的过程中流失了；最后，要归功于许多机器的发明，方便和节省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斯密非常重视劳动分工，他甚至似乎认为劳动分工是发展技术和使用资本的起因。后来的一些作者对他这种看法提出异议，有的甚至提出了相反的说法——专业化不是原因而是结果。现代，我们可以说，专业化、技术知识和资本是平行发展的。

    不断提高专业化似乎就像生物进化原理一样，已成为一条经济原理。它同经济的增长密切相联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它有它的代价。任何专家都有可能吃苦头，如果对他的专业服务的需求缩小的话。需求是经常变化着的，因为人们的情趣爱好在变，或者新技术、新商品使老的技艺淘汰下来。如果这方面的专家不能转入其他领域，他的收入就会受到严重损失。这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专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职业上的机动性，这是防备需求变化的最佳保证，如果贸易中断因而无法得到重要的供应，例如：战争打断了贸易或者由于地震等自然灾害切断了正常的供应来源，专业化也许会给社会造成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动用紧急库存解决一下暂时中断的必需品供应，就像现在美国政府设置的战时储备这样。

    不过采取措施预防过分专业化也许是可取的，究竟怎样才算不过分则是主观上对危险性估计的问题。

    过于专业化的另一代价是失去平衡。这一点在农业经营中看得很明显。过分专门种植一种作物就会造成生态失调，表现为土壤肥力枯竭，病虫害蔓延。个体农民都懂得采取作物合理轮作或间作的办法来防止地力衰竭。但是，个人无法阻止本地区的农民采取单一种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病虫害危险。在一个认为单一种植不可取而暂时可获厚利的地区，要想制止这种种植方式，就必须集体作出决定，禁止种植或对其他作物给予补贴。

    专业化也会造成人的才智失调。专事采矿的人同专事务农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同样，在一个集体内部，从事不同专业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很可能在世界观上和物质利益上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观点上和利益上的不一致往往令人无计可施：参加学校毕业授奖典礼日的演说家们谴责范围狭窄的专业化，要求教育的基础应当宽广。尽管这样，有人认为这种变化也许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特质增添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人人具有同样职业和经历的社会中正在消失。专业化给合作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它也给思想进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正是在种种经验发生冲突当中，人的思想才得到锻炼。

    同样，物质利益的冲突至少使得社会不断发生变化。客观事实是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接受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把全部历史看成一连串的阶级斗争，还是我们是否仅仅认为如果人人满足于国民收入中有他的一份，社会就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有些人惋惜的是，变化没完没了，并且说，他们宁愿回到人人自耕自纺的世界——要是存在过这样的世界的话。在这里，我们不谈喜欢变化还是喜欢稳定（这个问题放在附录中去谈）；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变化是永无休止的，而专业化将为变化作出贡献。

    （二）　市场的规模

    市场越大，专业化的可能性就越多。市场的规模取决于一家一户的自给程度、人口的多少、交通运输是否便宜、社会财富的多寡，情趣是否符合标准以及人为的贸易壁垒的多少。

    原始家庭几乎全部自给。每个村庄有一些有专门手艺的工匠，但是他们仅能满足村民的一些零星需要，整个村庄的自给自足状态主要是同它与世隔绝有关，而每户人家的自给状态则主要同妇女的地位有关。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来是妇女在家里干的活转到家庭之外的代办机构去承担了，这些机构由于分工比较明确，投入资金较多，因而效率高，如取水、磨面、纺纱、织布和缝纫、教育儿童、照顾病人等等。

    这种活计的转移是由于妇女劳动力离家转移到户外机构参加劳动而同时发生的。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男人反对他们的女人干活挣钱。打破这些禁忌之后，加速专业化便成为可能，国民生产也有了很大增长——妇女的自由也随之大大增加。

    市场的大小还取决于人口的多少。某些类别的生产中存在着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公用设施，以及某些服务业（教育、卫生、群众娱乐）。相当多的国家人口稀少，就是说如果它们的人口多一些，这类产品或服务就可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较为廉价地提供出来，而不是在规模较小、不那么专业化的企业里生产。不过人口的多少是一种概念，它同空间和数量都有关，因而这实质上是个交通问题。如果运输费用是零，即使最小的国家也能享受专业化的全部好处，因为整个世界会成为一个单一的市场：即使最小的国家到时也能实行专业化，把自己的剩余产品卖给别人，换取自己想要的消费品。在第六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人口问题。

    交通的费用和范围部分取决于自然特征，部分取决于企业的运输事业。有些政府在这方面比别的政府更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确实，在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上，好的统治者往往由于他们把精力用在扩展道路系统方面而扬名，而坏的统治者则因他们主政期间道路状况恶劣而声名狼藉。从经济观点出发，便宜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任何国家所能有的最大幸事。

    在铁路发明之前，水上交通是唯一比较便宜的运输方式，凡是靠海或有江河之便的国家，贸易最发达，财富也增长得最快。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比其他国家起过更有活力的作用，答案之一往往是比较靠近水路。

    市场容纳商品的多少显然取决于买主的财富。需求标准化的程度也同样重要。在美国，人们愿意购买成批生产的标准化物品，这有时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这里有一部分是追求虚荣的社会风气问题，如果社会风气要求显示个人的显赫地位是以购买个别设计的商品、手工制品，或专门按本人要求的款式定作的物品为荣，那么，市场容纳每种类型的商品就少。这也可以说是个阶级结构的问题；拥有高度发展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比只有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均等的国家，更可能为成批生产的商品提供较好的市场。除去阶级差别，对个别设计的工艺品的爱好也许仅仅由于某个国家的工匠技艺超群才引起的，这些工匠在大批生产实现之前的几十年或几百年，曾专门从事生产声誉卓著的制品。例如法国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后，当大批生产成为可能时，这类国家也许会落后于别的没有专门技艺并因而较容易出现大批生产需要的国家。许多事情也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想象力。

    在像福特和伍尔沃思那样的人带出这条路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成批生产的商品需求的规模有多么大。

    其次，存在着人为的贸易壁垒——捐税、关税、限额和禁令等等。减少这些壁垒是人类在１６世纪到１９世纪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工作从国内开始，先消除政治疆域以内的内部壁垒，接着是在一些原来由地方王公掌握大权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商主义年代以其维护限制对外贸易的作品而闻名，但是重商主义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著作是他们坚持内部统一的优越性，努力消除当时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他们的著作决非毫无作用；今天，谁都不会主张下属政治当局——省政府、县议会或市政府——应当有权征收关税。重商主义年代悄悄地进入了自由贸易年代，１９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在１９世纪，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减少了国际贸易壁垒，虽然到１９世纪末潮流有了改变，但１９００年，同前一个世纪相比，贸易上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