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里得到发展，建筑学也不会在无适当石块的社会里发展起来。可是，即使有了一些资源（否则就不会有社会），看来也很难在资源丰富与社会活力之间确立任何明确的联系。这点无法引用逻辑推论，因为丰富的资源既可助长懒散，也可促进活力；同时也无法诉诸历史，因为拥有相似资源的国家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还因为同一个国家在其不同历史时期，在资源并无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

    有些戏剧断定性格与职业之间有联系。有人描写，农民和矿工“呆板迟钝”；觓e民、商人、水手则又“富于冒险进取心”，以及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心灵手巧”。依据这些性格描写就可以把增长与资源的关系说成增长最迅速的国家是其居民喜欢出海或靠出口制成品换取食物的国家。实际上，这颠倒了资源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靠海为生或以出口制成品的人通常正是那些因缺乏足够的肥沃的土地而无法全靠国内产出来养活自己的人。这类的概括只能适用于少数事例——比如说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只在他们历史的某个阶段是这样的，但不能说明其他事例——比如说南美的印加人和非洲的埃及人。一个“定律”要不适用于一切事例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定律。

    资源通过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左右人的反应还有更多的理由。假设有两个国家，新来这两国的移民来自同一个古老的国家并有着同样的态度和制度。又假设这两个新国家之一拥有资源的丰富程度大大高于另一个国家。所以前者表现出较迅速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较迅速的增长给居民的态度和制度带来的变化将加速增长的速度还是抑制它；资源较富国家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后作出的反应将会高于还是低于较穷的国家？有人说反应会越来越好。较迅速的增长将刺激新的消费需求。技术知识将会更快发展，而是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使人更愿意去进行试验和冒险。这个国家将会有更大的社会流动和更多的制度上的灵活性。机会越多将唤起的反应也越大。有人则说事情会恰恰相反。财富增多将提高对闲暇的需求，并降低对工作的愿望。经济压力的减弱会减少冒险的必要性，也会降低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愿望。财富会引起忌妒、民主的不满、内部纠葛和内战。社会像人一样会变得“肥胖和怠惰”。预言家、宗教复兴者、法西斯独裁者、军国主义者、学校老师以及那些认为舒适是人类精神最大破坏者之一的人，长期以来就大声疾呼反对财富。

    倘若这个争论的解决不能诉诸历史，那么能否诉诸人类学呢？众所周知，有的原始社会比别的原始社会拥有更富饶的自然资源可供使用。是不是有证据表明资源较富的那些原始社会比资源较差的原始社会工作得更勤奋或更聪明些？只有天知道，你可以挑选你最赞赏的人类学家，正如你可以挑选自己最赞赏的历史学家一样，也无法解答上述问题。看来事实上，资源与人类行为之间，不论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都不存在直接的关连。有些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比拥有较差资源的人更为努力；但又有些拥有较差资源的人却比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更为努力。如果我们想解释某一民族的精神充沛的反应，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中寻求一切能够找到的帮助，但我们到头来仍会被迫承认这类问题依然是宇宙间尚未得到解答的谜之一。本作者则认为所有解释中最可取的是领导的偶然性。倘若一个社会在其历史的关键时刻幸运地出了一个好领袖，他能引起人民的兴趣，引导他们去进行创造；他还将创造传统、传说和准则并把它们灌输到人民的思想中去以至在许多世纪里指导人民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生物学的偶然事件。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领袖也只不过是他们时代的产物，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看法等于相信，每个国家每年都诞生一位潜在的贝多芬、一位潜在的释迦牟尼和一位潜在的牛顿。具有最高度创造力的人的分布看来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难得的偶然事件。时间和地点的境况有助于决定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是否被认识和被利用，但是不能创造并不存在的这些特殊人物，所以最幸运的社会是当它需要领导时，他们所需要的领导人已经在他们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