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

    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起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１５００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１８３０年至１９３０年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１９５６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授、Ｊ．Ｍ．洛先生、Ｊ．马尔斯博士、Ｋ．马丁博士、Ｒ．Ｈ．普雷斯顿牧师、Ｐ．罗森斯坦－罗丹博士和Ｍ．Ｎ．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法，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深情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１９５４年７月于曼彻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