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些经过十分周密的组织、想要使外界觉得墨索里尼十分关心科学进步的国际大会以外，意大利科学家基本上和国外科学家隔离开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部分地由于缺乏旅费。另一个困难是语言障碍。为了维持民族威望，意大利科学著作必须用意大利文发表；然而意大利文已经不再是大家都熟悉的语言了，所以这一条就有力地阻止了人们去充分利用剩下的唯一交流渠道。结果就使意大利科学停留在本世纪初叶的比较低的水平上，毫无恢复过去的光荣传统的趋势。法西斯主义在镇压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成功地摧残了在意大利一直同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精神。
纳粹科学 意大利的科学状况仅仅是今天可以在德国看到的大规模破坏过程的第一步。对德国科学的破坏，要是再继续多年，就可能成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大悲剧之一，因为德国科学同意大利科学不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德国科学家处于发明创造的前列，而是因为德国已经担负起把全部科学加以系统化和法典化的任务，所以人类知识进展的记录大多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湮没不了的，但是要在别的国家仓促整理出一整套科学发展的详尽彻底的记录却不是容易的事。比这更严重的也许是，这破坏了德国的科学精神、破坏了人们对耐心而精确地探索世界结构的爱好、破坏了对纯科学真理的内在价值的信仰。
德国不象意大利，它是一个工业大国。从质量上说，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国。它的居民有一个研究学问的传统，热爱自由然而却不大有机会行使自由，所以，促成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就相应地比在意大利更为深刻。在那里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也必然具有更为激烈和反动的性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首领是不满足于单单控制物质因素的；为了取得和保持权力，他们还必须对思想加以控制和改造。他们不仅要征服德国人的国家，而且还要征服德国人的灵魂。纳粹夺取权力所凭借的整个理由是如此明显地不合理性、经不起科学分析，以致要维护这些理由，就只能使非理性凌驾于理性之上，并使科学批判无能为力。但是单单这一消极方面还是不够的；仅仅把显而易见的真理否定掉就会在心理上留下空白；因而就有必要去宣扬，空前猛烈地宣扬明显的谬论。不幸，特别是在德国，的确可以找到可以用来代替理性和科学的一整套信仰。在德国的思想界，过去一直有一股神秘的非理性的暗流。事实上，理性主义本身的确是从法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的舶来品，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是由纳粹的鼻祖弗雷德里克大帝输入的。从德国的神秘主义者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一直存在着把暧昧和深奥混淆起来的倾向，不过促成这种倾向的一般都是一种慈爱和驯良兼而有之的心理，特别是在国家问题上。纳粹就抓住这种思想方式、或者不如说是不肯思想的方式，利用它来推崇种族和战争这两个孪生的观念。德国人受到自己的垄断资本家的悲惨奴役，为此要给他们以补偿。办法就是使本国垄断资本家在其他国家的对手屈从本国垄断资本家，并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思想，使他们觉得，德国人是天生优越的，只要他们愿意在这一期间服从必要的纪律、经受备战和斗争的考验，他们就注定要统治全世界。
实际上他们的所做所为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物质的和经济的形式保留下来，事实上还加以强化，因为他们摧毁了工会、使雇主成为自己工厂的太上皇，同时又轻蔑地抛弃了过去用来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的理想。为了支撑资本主义，他们不得不抛弃过去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自由主义理论。他们不得不走得更远一些，公开抛弃了自从人们鉴于几个大帝国的出现第一次提出以来就一直存在在世界上的两个理想：博爱和个人尊严。
为了保障少数人贪得无餍的利润和追求权力的**，他们不得不把不仅显然构成自由社会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构成基督教社会的基础的价值标准倒置过来。代之而起的血统和国土的理想根本毫无科学根据，所以他们就有必要对科学进行歪曲，以便找到根据。我们应该承认：人们在过去和今天公认为科学真理的东西大多是科学家们自己从他们的文化环境中得来的不合理性的偏见。不过科学的整个进步就在于觉察和驳斥这些偏见。地球转动现象和物种起源的发现就是理性和实践战胜感觉的重要事例。想要颠倒这个过程，而且以国家的名义要求恢复旧的偏见以取代新的发现，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任何一批科学家接受这个指令就等于签署自己的处决令。然而这正是纳粹强品德国科学家做的事。残留下来的正直看法一定是秘密的而且是反纳粹性质的，它经常有被秘密警察的活动扑灭的危险。纳粹要赢得科学家的忠诚或者至少赢得其服从显然不是很困难的——事实上要比取得教会的拥护容易得多。这主要应归咎于科学家的性格及其所受的训练；他们过分专心工作、过分从属于国家和工业机器、带有过多的很容易灌输的爱国思想。而且，由于纳粹把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挑选出来作为攻击目标，他们就被人巧妙地分化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自然，即使用了纳粹的快速和残暴的方法，也不可能一下子摧毁德国科学精神。还必须以多种形式对德国科学的精神进行进攻。第一个而且也是最耸人听闻的办法就是把犹太人赶出科学界。犹太民族所特有的悲剧是：每当他们长期受到宽容以致可以把自己的才能用在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时，他们迟早总是要成为他们所在国家的一切不幸事情的替罪羊。由于犹太人历来都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斗争，而且机会又很有限，再加上他们有尊重学问的传统，因此，他们在谋求脑力工作职位时具有某些优越条件。结果，在脑力工作中，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比例实际上大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即使在德国，这种比例也并不意味着犹太人在任何这类职业中都处于支配地位，不过他们是很引人注目的，而且受到比较愚蠢和不得意的同行的嫉妒。在德国，象在英国之类国家那样，由于常识的缘故，由于各行业内外大多数人都持宽容态度的缘故，这些偏见本来一直是受到约束的。可是现在，在德国，这些偏见却变成了官方的信条了，后面还有整个法律的力量和受过彻底反犹**宣传教育的黑衫队员的暴力做后盾。
犹太人在科学界尤其取得了受人尊敬的重要地位。把他们驱逐出去是对德国科学的直接而且沉重的打击，虽然这最终是会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来愈变本加厉。不但要迫害他们这些人而且要迫害他们的思想。
纳粹当局发现犹太人的思想几乎包括了一切形式的清晰思想。如果犹太人在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中所做的一切都肯定是错误的话，那末整个科学大厦就得拆除，并且要以其乏的、不调和的材料来重建。这正是纳粹哲学家们要担负起来的工作。在外界看来，他们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显得可笑而且令人作呕。
目前最受尊敬的德国科学界的代表、反犹老手施塔克在《自然》杂志中这样写道： “当我在下文谈到物理学中两种主要心理类型的时候，我的意见是以经验为根据的。我研究过过去的大物理学家所以能有所发现的心理特点。我在自己四十年的科学生涯中，为了查明一些科学家的工作成果的主要源泉，对无数多少获得成功的当代物理学家和理论创造者及著作家进行了观察。在这个广泛的经验的基础上，我终于认识到，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心理状态。
实用主义精神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成功的发明的创造源泉。而实用主义精神是把目光投向现实的，它的目的是判明主宰着已知现象的规律并且发现还没有发现的新现象和物体。……教条主义学派的物理学家在物理领域中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些主要从自己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观念或者是他们对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下的专断定义，他们可以赋予这些符号以概括的和物理学上的意义。他们通过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把它们结合起来，由此得出用数学公式表示的结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以时空座标或其微分的专断定义为根据的。它也是教条主义精神产物的同等明显例子。
另一个这类的例子是薛定谔的波动－机械说。他通过物理－数学奇技的惊人表演，首先得出一个微分方程式，作为最后结果。接着他就问：他的方程式中出现的函数可能具有何种物理学上的意义？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意见，专断地认为，在原子周围的广大空间地带充满了电子，可是其他教条主义的物理学家们（玻恩、约尔丹、海森堡、索末菲）却违反基本的经验法则，以特有的方式为薛定谔的函数提供了另一个教条主义的意义。他们硬说，电子以不规则的方式在原子周围跳动，而且在外部活动，仿佛它是带着一个电荷同时存在于原子周围的所有各点上似的，这个电荷相当于电子在每一点上的统计学上的逗留时间。……由于我有可能多次观察到德国教条主义精神对于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所起的极大破坏作用，所以我对它开了战。在这场斗争中，我也对犹太人对德国科学的有害影响进行了斗争，因为我把他们看作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主要鼓吹者和宣传者。
说到这里，我想起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精神面貌的民族性方面。可以从科学史举例证明：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以及从伽利略和牛顿算起直到我们当代的物理学先驱们为止的伟大科学发现者，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其中以日耳曼人为主。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最常见于日耳曼人。如果查一查现代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代表人物和宣传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后裔。如果我们再回想到犹太人在建立神学教条主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马克思主义和**教条的创始人和宣传家大多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就必须确立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出身于犹太种族的人特别经常地显出天生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自然》杂志，第141卷，第770—72页。
他在黑衫队机关报《黑衫队》中发表的原文就更为露骨了：“尤其是在一个领域中，我们可以遇到表露得最为强烈的“白种犹太人”精神，而且可以直接证实“白种犹太人”观点和犹太学术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这个领域便是科学界。把犹太人精神从科学界中肃清是我543第八章 国际科学概况们最紧急的任务。因为科学处于关键地位，学术上的犹太主义总是可以从这里重新夺得影响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的重大力量。例如，很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在德国医学面临新的任务的时期，在人们等待着遗传学、种族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学取得决定性成就的时期，我国的医学杂志竟在六个月之内，在总数2138篇文章中发表了1085篇外国人写的文章，其中包括苏联的俄国人写的116篇文章。这些外国人写的文章几乎毫不涉及看来急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在“交流经验”的幌子下，隐藏着所谓的科学的国际性原则，这个原则是犹太精神一直在宣扬的，因为它为无限制的自我推崇提供了根据。”（1937年7月15日）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国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学术界的**人、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命运就更悲惨得多了。对他们说来，不仅是失去工作，而且在不少情况下，还要被残暴地投入集中营。
对科学的镇压 这些措施本身本来已足以使德国科学一蹶不振，但是其实际影响范围还要大得多。凡是有一个科研人员和教师实际受到迫害，就必然有许多其他的人不敢维护纳粹国家所痛恨的客观标准以免暴露自己。大学和技术研究所的标准化工作也往往是这样。不仅校长以下的一切经选举产生的人员统统被纳粹党所任命的人员取代，而且在管理机构中还委任了一个地位很高的纯粹的纳粹官员。这样的人很少懂得科学，而且通常还从小就受到藐视智力活动的教育。
德国科学家所享有的一个优越条件之一——他感到自己是社会中重要而且受尊敬的成员——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科学工作主要是靠它本身的惰性进行下去；科学家继续工作着，直到人家找到了反对他或者反对他的工作的某些借口为止。有些借口是基于种族上的理由，有些借口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
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影响便是破坏了科学工作的自发性；独创性变得很危险了。
不过，只有等到新的一代科学家出现时，这个制度的全部影响才能显示出来，因为纳粹国家干涉得最具体的便是科学教育。第一，除开不准犹太学生进入大学之外，学生人数也锐减了。还强调学生必须基本上出身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大学生人数目前已寥寥无几了。而且纳粹对大学实行改造的结果，学校越来越无法对许可入学的学生进行有效的教学。劳役和兵役耗费了多年的潜在学习时间，而且在学习中目前是把全部重点放在体育和德育上面，而不是放在智育上面。
“国家必须把它的教育机器的全部力量用来培育绝对健康的身体，而不是让它的儿童充满知识。发展心理能力仅是次要的。我们首要目的必须是发展性格、特别是发展意志力以及勇于负责任的精神；科学训练要远远地放在后面。”——希特勒，《我的奋斗》，第542页。
一个好党员“一听到人提到元首的名字，眼睛就会发亮”；会进行军事操练，而且会为了自己的荣誉，以公认的传统普鲁士方式进行决斗。这样的人变成了理想的好学生。求知的倾向、特别是任何客观批判态度都肯定是个人往上爬的绊脚石。要是这种制度能经历一代时间，那就一定会把伟大的德国科学传统摧残一空。
一切科学都为备战服务 本来连一点伪科学的遮羞布也不要，可能要更干脆一点。显然，从血统和国土哲学的观点看来，科学是根本用不着的，然而有意识地在文化上实行野蛮主义、把欧洲文化传统作为非日耳曼的传统而有意加以摈斥，仅不过是纳粹运动的一个方面而已。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是发展德国在世界上的势力。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科学领域中显得最为突出。如果德国青年能够单凭**裸的力量睥睨全世界和确立他们的优势，那就太好了。不幸现代战争却需要机器和有力的经济后盾，因而需要科学。所以纳粹不得不自相矛盾地使用自己鄙视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力量。德国科学的存在也全靠这个军事和经济大国对科学工作成果的需要。但是在这里却存在一个最大的难题：为此目的究竟需要多少科学以及需要那一种科学？多年来，德国技术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不过要是仅仅维持原状，就不需要把科学进一步加以应用。在另一方面，如果要在军事上取得成功，要使国家能完全不依赖国外物资供应，就不仅要维持现状，而且还要创造和改进新的技术手段，这样便少不了科学。不过可以严格地规定科学的发展以达到这个目的为限。因而就有意识地制订了一个把科学事业变成国防部门的政策，即鼓励有助于直接间接的军事目的的各类科研，而且只鼓励这几类科研。从《我的备斗》中摘录的一段话说明，这始终是希特勒所力求达到的目标：“种族国家也应该把科学看做是培养民族光荣感的手段。不但应从这个观点来教授世界史，而且还应该从这个观点讲授整个文化史。一个发明家不仅要作为发明家而显得伟大，而且要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显得更为伟大。
对于每一项伟大成就的钦佩情绪必须变成因为这个幸运的成功者属于本民族而深感自豪的情操。
学校课程必须有系统地依照这一方针来设置，而且在进行教育工作时，要使青年离开学校时，不是成为一个半和平主义者、一个民主派或者诸如此类的人，而是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德国人。”（第473页）“让我们从小就教育德国人民只承认自己国家的权利，而且那怕是在保全个人品格的问题上，也不要让孩子的心灵沾染上‘客观性’的祸害。”（第124页）“种族国家必须把毕业青年的思想训练和体育训练当作自己的任务，并且通过国家机构来贯彻这个任务。就其主要内容而言，这种训练已经可以算是以后的兵役的准备阶段。……要把军队看作是国民教育的最后和最高级的学校……他必须在这里学习怎样保持缄默……而且还要学习在必要时如何沉默地忍受冤屈。”（第458—59页）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厄恩斯特·克里克博士更露骨地说：“大学教育目的何在？我们的大学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客观的科学，而是军人的英雄科学、是富于战斗性和斗争性的科学。”——《论希特勒式学校与外国学校》，1937年。
所以在大学的物理课中，最受重视的不是关于宇宙或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而是弹道力学。关于宇宙和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都是犹太人创造的，因而要受到遣责。化学课自然而然地要适应生产炸药、毒气和代用原料的任务，发展德国自产的食物则变成了生物学的最重要的具体目标。
在军事科研的掩护下，人们的确也设法暗中进行了不少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剩下来的寥寥几个优秀科学家的确由于他们的同事受到镇压而得到了很大好处。不过后继无人，并且存在日益焦灼的气氛。
科学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这种把科学加以歪曲来为备战服务的行径，主要影响到比较精确的科学门类。在其他领域里，他们进行了性质上不同但破坏性更大的歪曲。人们必须为纳粹的种族优越的巨大神话和进行军事斗争的必要性提供科学根据。为此就有必要把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整个地加以歪曲。在后几门学科中，他们对公认的事实大肆加以曲解，以至使这几门科学完全不复存在，然而却也竟然能找到一些显然乐意鼓吹这些理论的体面的德国科学家。的确这些理论都是其他国家的更为反动的科学家提出来的。事实上，纳粹观念的绝大部分都是舶来品。他们的最基本观念——他们的种族高人一等、是上帝指定的——完全是源出于犹太人。在德国，过去五十年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取得的进展大多被消灭干净了。为了替德国重新采用野蛮刑法和恢复惩罚性刑罚作辩护，需要更为粗暴的解释。新的种族科学就出色地满足了这种需要，下面所引的几段话便是关于这种科学的权威性论述：“不过，作为生命的基本力量的血统和国土都是国家－政治观点和英雄式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们为一种新型教育打下基础。……对我们说来，血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能满足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学说。从种族一开始出现，这血统、这股生命的暗流，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把我们指引到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血统是躯体的构造者，也是种族精神的源泉。我们祖上的遗产隐藏于血统之中，种族体现于血统之中，人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于血统；对人类说来，血统是隐蔽的暗流，它象征生命之流。人类可以从这里站起来，并登上光明的、精神勃勃的和明智的境界。”——K.克里克，《国家政治教育》，来比锡，1933年版。
“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对一切关于存在的问题采取了英雄的姿态。这个英雄的姿态渊源于唯一的和决定一切的信仰的表露，即血统和性格。种族和灵魂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而已。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是一门新科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科学发现叫做种族科学。从足够高的高度可以看出，这门新科学只不过是一种达到日耳曼人的自我意识的影响深远的尝试而已。”——A.罗森堡。
罗伯特·A.布雷迪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一书中所引的一段话，第60页。
“阿道夫·希特勒的理想包含了一切可能的科学知识的绝对真理。……国家社会主义为人们在德国科学地进行工作提供了硕果仅存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德国法律史家象一切科学家一样，只可能有一个出发点：即应该把德国历史仅仅看作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史前史。……我们认为：一切科学工作（它的目的毕竟还是为探索真理而服务）的研究成果都必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相吻合。因此，国家社会党的纲领就变成了一切科学研究的唯一基础。……真正的阵线精神比科学讨论更为重要。……”——德国法学家领袖法兰克部长于1936年10月在蒂宾根所作的报告。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却产生了一个新困难。在国内镇压和歪曲科学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还有需要维持和扩大德国在国外的威望。如果歪曲科学的过程发展到顶点，德国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就没有共同语言了，纳粹以其特有的干脆而粗暴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以在自己国内歪曲科学为满足，还要在国外歪曲它。例如在最近的刑法学会议上，他们把德国代表塞满会议，设法在会上通过一项赞成德国刑法理论的决议。他们打定主意，凡有可能就要利用在德国或国外举行的一切国际会议来歌颂纳粹国家。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怎样甚至在国外也做到这一点。他们干脆以撤出整个德国代表团为要挟，来阻止最著名的一位生物化学家宗德克教授参加阿姆斯特丹的一次大会。在这里，纳粹的政策是在科学的最关键问题上对科学发动进攻。不过迄今由于国际科学家间的礼貌传统的缘故，人们还没有在世界科学客观传统问题上展开对之有力的驳斥和辩护。
科学处于危机之中 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对科学是一种双重危险。凡是它的势力抬头的地方，科学就遭到毁灭。奥地利的悲剧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它的思想影响还蔓延到其他国家。这些思想到处加强了蒙昧主义势力，并损害了科学精神。在欧洲的每一国家，甚至在美国，反犹主义正在发展，随着发展的是科学上的民族主义。法西斯国家的科学发展清楚说明，不论是科学的理论或者应用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根本不能相容。处于晚期的资本主义是经不起客观检查的；科学家必然变成批判家，而批判则是不能容许的。所以科学家不是闭口就得失业。如果他照第一种办法做，他实际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且无法把科学传统继续传下去；如果他不这样做，科学就会同样必然地而且更迅速地告终。在至今仍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家很容易用极其惊恐的态度看待法西斯统治下的科学事业的遭遇。不过他本国的科学的命运还是个未知数。它取决于和科学本身毫不相干的因素。除非科学家了解这些因素，而且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这些因素，他的处境就仅仅类乎坐以待毙的绵羊。幸而对这种情况有所警觉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考察其结果。
科学与社会主义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社会本身的组织原则。直到现在，在讨论所有国家的科学事业时，我们一直基本上假定它们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之下的。除开以维持经济制度为其基本职能的多多少少起限制作用的国家机器之外，人的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受到下述两个因素之一的支配：依靠劳动而生活的必要性和雇用工人获取利润过活的可能性。宗教、文学和科学的独立传统都是在这个体制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不过它们最终取决于自己对总的体制的适应性。它们为了前进都必须付出实际的代价，我们已经考察过科学和这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它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取决于大多数人民的需要，而是取决于那些为利润进行生产的人们的需要。必须认识到，这个动机比先前的任何社会形态所产生的动机都更多更快地增进了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既为我们揭开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景，也为我们开辟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现存的制度对前者是完全无法加以利用的，但对后者却是利用得过于得心应手了。
苏联的科学 在过去二十年中，现行的社会制度已经不是遍及全球的制度了。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在那里，基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了，因而科学同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了。苏联和一切先前的文明社会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前构思出来的，而且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地努力设计自己的社会活动的框架。这些观念的基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过去一百年中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是十九世纪迅速发展的科学传统培养出来的；他看到了科学向人类提供的可能性，不过和看到这些可能性的其他人不同，他明白这些可能性怎样不可能实现和为什么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人类知识、科学和技术直接为人类造福。因此，当列宁建成这个国家并且在头几个关键年头击退其余世界的进攻，保住这个国家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便是怎样在实践中来这样地利用科学。马克思比当代科学家们更清楚地明白科学理论与其在技术上的应用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他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不自觉的联系怎样可以变成自觉的，而且为了使两者都充分发展也有必要使这种联系成为自觉的。
恩格斯是一个毕生研究当代科学的学者。他对这些观念有更其详尽的阐述。列宁在流亡期间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对后来的科学发展进行分析和批判。所以在内战的斗争和饥馑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新的苏维埃国家就开始按照自觉的方针和计划来加强科学事业了。
革命前的科学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叶卡特林娜女皇首次把科学引进俄国之后，它一直是沙皇国家的十足外来的、无法吸收的部分。对广大群众说来，它根本不存在。它总是有一点自由主义的味道。只是为了满足军政方面最低限度的需要、并为了让欧洲其他国家看到，俄国也拥有一所科学院，文明程度并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科学才受到当局的宽容和有限的培植。伟大的俄国科学家象罗蒙诺索夫、门捷列也夫、柯瓦列夫斯基或巴甫洛夫，并不是由于靠了官方科学组织、而是不顾官方组织进行工作的。俄国科学十分依赖国外的科学、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在俄国不仅雇用了许多外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而且实际上所有的科学仪器全是进口的。的确在第一次大战之前，新生的俄国资产阶级开始需要科学。他们甚至设立了一所教授科学的免费大学，不少第一代苏联科学家就是从这里毕业出来的。不过这个运动对整个国家并无显著影响。第一次大战、俄国革命、内战和饥馑当然不会使情况好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比较保守的科学家逃亡国外；另有一些人死于疾病或饥饿；许多人拒绝同新制度合作，或者半心半意地、不理解地进行合作。苏联不得不在实际上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从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和规模更大的科学事业。
早期的斗争 幸而科学家们看到了新政府一心一意要让科学有空前未有的发展机会，而且对它给予空前未有的重视。他们还看到自己的确可以第一次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愿望。⒇他就以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来填补人数之不足。他们一开始就遇上一个双重的任务：建立苏联科学和苏联技术，同时帮助解决眼前国内建设上的问题。财力和人力都听任他们支配，不过在不少情况下，所需仪器却无法购得，而且工作人员都完全未经训练。1917到1927年期间的成就和这些成就是怎样取得的，都值得我们在今后极为仔细地加以研究，因为这将说明，在拥有高得多的科学水平的国家，一旦科学所受的限制消除，科学将具有极大生命力。下一个十年的进步是有保证的；科学和工业携手并进而且彼此密切联系，新的大学和学校开始培养出了经过训练的、或至少经过部分训练的科学家，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有可能着手进行新的工作了，不仅要把老的科研工作进行下去，而且苏联科学还开始首次对世界科学的某些学科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苏联科学的规模 要在本书范围内充分说明苏联科学的组织形式和成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有一两本关于这一题材的著作了。不过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苏联科学的组织形式和其他国家的科学组织形式不同之处何在、说明它仍然得去应付的困难以及为了在全世界把科学组织起来，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苏联科学的第一个特色是工作规模巨大。
1937年的科学经费预算为1，000，000，000卢布。且不说这笔钱的购买力怎样，它至少是当时苏联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相对地来说，是美国的三倍，英国的十倍。
这就说明他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不应再把科学看成是一种奢侈品，而应把科学看成是社会结构的基本部分，在苏联，科学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都同生产过程密切联系着，不过它是以大大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联系方式来同生产过程联系的。苏联科学的主要实际目标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增加生产的利润。关心满足人类需要，就必然得改进生产方法。苏联科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总是想缩短这些生产过程和减少实际人力消耗。然而它在这样做时所采用的方式很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把科学加以应用的方式。首先，作为工人的劳动者是生产过程改革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健康和舒适决不可以因为采取了显然更为经济的方法而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用一切办法鼓励工人积极协助把科学应用于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仅局限于研究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合作；工人们只能是执行命令的人手，用不着思想。而且他们也毫无这样做的动力，因为改进的好处只会归老板所有，很可能还会使自己的工作更为艰苦。在苏联，伟大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工人本身可以在改变工业生产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生动证据（参看附录Ⅶ）。
科学规划 另一个主要区别是：苏联科学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各种问题不是个别地、而是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加以处理。科学是根据一个计划来发展的，而这个计划本身则仅是范围更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计划的一个部分。
当然比起任何种类的生产计划来，科学工作计划具有的确定性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科学工作领域包含着过多出乎意料的因素，无法在事前估计出会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有没有可能得出什么成果来。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是，对无法预料的科学成果不作计划，而对可望取得有价值成果的确定领域的研究工作，提出检查计划。它的主要特点是，把可以用于科学的经费按照从直接改进生产的观点来看，从发展更为完善的苏联科学的长远观点来看，都有可能取得最好效果的比例，在各学科和科学研究所之间进行分配。规定要苏联科学家们解决的问题的性质，见于最高科学管理机构苏联科学院今后几年的工作纲要中： “科学院在眼前的工作是协助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第三个五年计划。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主要力量将用来解决在去年三月间的会议上提出的十项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就是科学院的全部工作，不过在此刻却是主要的而且占支配地位的问题，这一点自不待言。）科学院将集中精力解决与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关的十个关键问题如下： （1）要发展寻找有用矿产，特别是锡、稀有金属和石油的地质学、地质化学和地质物理学勘探方法。
（2）要在科学基础上通过建立全苏高压输电统一电力网，来解决电力输送问题。
（3）要合理使用并扩大使用天然气和工厂副产品煤气（虽然苏联的天然气资源大于美国，然而开采量仅为后者的五十分之一。） （4）要寻找内燃机新型燃料（将对连锁反应和爆炸过程、内燃机或电动汽车进行研究）。
（5）要合理改进化学和冶金工艺过程：要研究出更363第八章 国际科学概况好地利用设备和增加产量的科学方法。
（6）要为进一步增加土壤肥力奠定基础，协助国家完成把谷物产量从七十亿普特提高到八十亿普特的目标（一普特相当于36常衡磅）。（为此，就需要对选种、土壤化学、植物生物学、肥料和农业机械化进行研究。）（7）要建立发展畜牧业和渔业的科学基地。
（8）要发展遥控力学（机械遥控）并且通过理论物理学的应用来扩大工业中的自动化生产过程。
（9）要起草苏联国民经济的收支平衡表，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科学根据。
（10）要研究苏联各民族的历史。
科学院将通过自己对这十个主要问题的研究，提供科学基础，以便国家计划委员会据此编制国民经济统一计划。科学院作为国家的最高科学机构，有责任按照国家的迫切重大问题，规定科研的总方向，并且有责任把各研究所的计划和国家的总计划协调起来。
这并不意味科学院要为自己的四十个研究所和各人民委员部所属的800个研究所规定详细计划。而且研究工作也不仅限于上述十个问题。然而这的确意味着：次要项目将服从整个国家迫切需要的项目。”——《英苏杂志》，第一卷，第5号，第14页。
这个纲要肯定是属于技术性质的，不过它还附带地谈到要在电力、固体和液体构造、化学反应性质、动植物生理学等方面进行比较长期的、不那么容易确定的基础研究。
组织机构 苏联科学组织机构比较复杂。还没有定形。
在初期建立了一些临时机构，其中有些维持下来了，其余的都撤销了。目前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变动的。全苏科学事业都由科学院来加以总的指导，不过科学院辖下的研究所只是全国研究所的一小部分。主要研究工作都是由大学研究实验室和重工业、轻工业、食品供应、卫生、农业等人民委员部所属研究机构进行的。科学院最初是以法国科学院和普鲁士科学院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科学家的荣誉机构。
现在，科学院已经扩大了自己的工作范围，不过扩大的办法不是增加成员、而是使每一个成员负责主管本身专业范围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研究所。虽然科学院院士仅有90名，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人数却有4000名以上。
大学和技术学校的主要职能当然是教育工作。但是它们各有其研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和科学院的实验室保持密切联系。不过更重要的却是附属于工业的研究所，例如各冶金研究所、硅酸盐、纤维等研究所。这些并不是狭义的工业研究机构，而是从事和工业有关的基本问题的研究，而且拥有极为著名的科学家。处于另一级的还有无数工厂实验室和野外农业试验站。向各研究所和工厂实验室提供经费的责任落在各人民委员部的肩上。它们的需要决定着这些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从科学角度看来，工农业中的研究所是和科学院密切联系的，在英国存在的大学和工业科研之间的隔阂在苏联大体上是不存在的。
科学事业的组织原则是：在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应存在有来有往的交流渠道。由工厂实验室以精确方式提出的工业上的问题，交给了技术研究所。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现有技术知识范围之内的，便在那里予以解决。如果事实证明人们对大自然的机制缺乏某种较为基本的理解，便把问题提交科学院处理。这样工业就可以向科学界提出新的和根源性的问题。同时，大学或科学院有了任何基本发现，也立即把这种发现转告工业实验室，使一切有用的发现尽快用于实践。
瓦维洛夫的植物管理局就是这种密切结合的工作方法的一个出色例子。在那里，由于在经济上需要培育各种植物以适应苏联各地多种多样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遗传学原理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且通过对人工培植植物的野生变种的研究，不但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植物和杂交品种，还发现了古远的史前驯养中心以及当时的文明状况。还有不少类似例子，大多数可以在克劳瑟著《苏联的科学》一书中找到。
这个制度如何工作 苏联的科学工作、仪器设备、实验室等等的具体情况根本上无殊于国外。不过在仪器设备的生产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仪器不是交给各个工厂去生产，以致造成价格高和产品周转量小的后果，而是由研究所自己集中来生产，使生产可以合理化，从而使科学仪器既便宜，数量又多。这样，苏联在几乎一切领域中都变得不依赖国外仪器设备了。由于革命前国内根本不制造仪器，这一成就就更显得突出了。
但是在人员和科研工作的内部管理方面，管理原则就完全不同于国外了。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有了不少变化，目前的内部组织形式是苏联的一切事业中常见的变动的结果。这个组织形式是个人负责和集体商讨制度的结合。它是根据人们在科研工作的特殊需要方面的经验制订的。研究所所长负责研究所的全面工作以及它的经费收支和行政管理。即使最后两个职能由另一个人来掌管，情况也是这样。只有他才能作出最后决定。研究所的主要工作计划是经过工作人员在会议上加以讨论然后制订出来的。这些工作人员不但包括科学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在其他国家中算作机械师和助手的人员。每年年初就要讨论总的工作计划；然后由所长或代表们参照其他研究所的计划或者工业或教育方面的需要进行修订。通过一系列的商讨后，就批准了一项简短的计划并且确定了预算。计划内容、特别是完成计划的时间，必然是有点不具体的，但要求有关方面在一定期间提出已完成的工作和还需要进行的工作的报告。根据作者的经验来看，只有当所长和工作人员都自然而然地乐意通力合作时，计划总的说来才能够十分顺利地执行，否则就会引起磨擦和降低效率。幸而在苏联科学发展的速度下，不同气质或不同信仰的科学家之间的似乎无可避免的个人斗争，并不一定会象在其他国家那样引起相互的怨恨，因为科学发展十分迅速，受委屈或被误解的青年人总是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研究所。
科学教育和文化普及 苏联的科学事业决不仅仅是科研问题，甚至主要也不是科研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梦想建立一个处处都可以看到科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科学成为教育和文化的基石。因此，在苏联，最令人注目的事情之一便是科学在教育中享有的地位以及它在群众爱好中占有的更为重要的地位。学校从一开头就向学生讲授科学的理论和实用方面的知识。虽然也让学生有相当多的时间去学文学，科学却是高级阶段的主要内容。在大学中进行的科学和技术教学都是十分彻底而有效的。大学生人数是革命前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大学生人数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要比英国和德国等技术上先进得多的国家都高。建立这一教育制度的困难是巨大的，因为能够找到的寥寥无几的教师也是更为紧要的科学和工业研究任务所急需的。在初期阶段，这种需要如此急迫，不少学生经过短期的不全面的训练就派出去，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实际上已经根据英国标准把训练期限延长了；学生在最后取得学位之前必须在大学学习五年，并接着以三年的时间学习科研。苏联教育制度胜过其他国家（只有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例外）的巨大优点是：它能够从全体居民中，而不仅仅是从根据财产多寡武断地划分出来的一部分居民中吸收有才智的人。毫无疑问，一旦这个制度有了充分时间发挥作用，我们就将见到一批世界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有才智的科学工作者。
不过这一教育制度更其令人注目的地方是，成人对于科学所显示的极大兴趣。科学书籍——不但有科普书籍，还有实用和严肃的科学著作以及技术手册——的巨大销售量特别能说明这个情况。前一种书籍的主要目的并不象我们的书籍那样地是要使读者冥想宇宙的神秘，而是要说明人类怎样才能够利用科学来同自然作斗争以改善自己的境况。几乎一切稍为重要的科学著作，不论内容如何艰深，都译成了俄文，而且销路极广。狄拉克的《量子力学》的第一版仅仅在几个月内就在俄国销去了3，000册，而其英文版本在三年中仅售出2，000册。关于科学新发现的新闻或者科学大会的记录，就象王室新闻、犯罪新闻或者足球赛新闻在英国那样，受到极大重视或引起极大的兴趣。游乐园中举办科学节目，观众趋之若鹜。来到苏联的所有外国访问者都注意到那里的人们对一切技术或科学性质的事物都具有不知满足的好奇心。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过去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群众突然感受到科学的威力和趣味，情况就象学术传统从埃及人手中移转到希腊人手中时期或从希腊人手中转移到阿拉伯人手中时期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敌视科学的潜在意识在这里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科学会被利用来强化生产，使他们失业，或者被利用来设计毁灭他们的武器。它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科学，由他们自己来使用。
苏联科学的特色 要讨论苏联科学的特色或其成就，为时尚嫌过早。从一开头就受到苏联科学观点和目标薰陶的第一代苏联科学家还来不及对世界科学作出贡献。已有的成绩是在旧政权时代训练出来但在新政权条件下工作的人们作出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虽然有物质上和技术上的不利条件，但是，社会为他们所提供的发挥才智的机会却大得多了。老科学家中仅有极少数目光远大的人看到这个机会并且充分加以利用。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而且这样地取得了科学工作者个人所无法取得的成就。然而这种人寥寥无几，因而苏联目前的科学在性质上是很不均衡的。在某些领域中，特别是在出现巴甫洛夫学派的动物心理学方面、在动植物育种方面、在地质学和土壤科学方面、在物理化学、晶体物理学、空气动力学以及数学的某些分支中，苏联科学家已经对世界科学作出了贡献。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化学这门核心科学中，他们还很落后。
苏联科研工作在质量上的特点主要在于其独创性、特别是在选题方面。这一点可以直接归因于结合经验来选题的新倾向。苏联科学可以从普通经验中找出科学过去所没有接触过的问题来加以说明。而科学过去所以没有能接触到这些方面并不是因为这些方面困难或暧昧不清，而是因为这些方面不在常规科学传统范围以内。例如，李宾德的研究说明硬度是有赖于介质的一种表面现象。这不过是让科学之光照到新石器时代就知道的技术过程而已，可是以前却没有人想到把科学应用到这方面来。
在另一方面，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严格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过去苏联科学与外界长期隔绝，而今天，政治、金融和语言的障碍仍然使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绝。只有对各国的人数众多的科学家的工作加以比较，才能具有充分的鉴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 外界观察家对苏联科学所最不理解的一个方面是它和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在其他国家中，科学似乎已经完全可以用不着哲学了。特别是在英国，人们就象上流社会人士不谈宗教那样，几乎从来不把哲学和科学联系在一起。随便那一个科学史学者都会看到，这仅仅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基本哲学已经在十七世纪经过激烈讨论而获得解决了，此后就被默默地接受下来，作为实验科学发展的良好工作基础。
现在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就是马克思的工作对这个哲学提出挑战的结果。十七世纪哲学和西方科学不可能在苏联被一起接受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目前还不存在其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科学的哲学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确已经为这样一个制度描绘出了一个轮廓，不过他们虽然研究过科学，本身却不是科学家，而且他们作为革命家无论如何也实在过于忙碌了。结果苏联科学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就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哲学理论。这一直是一个在满生气的、而且有时几乎还是很激烈的过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老科学家当然是不理解新观念的，而且甚至对新观念抱敌视态度，而青年科学家则缺乏充分的科学知识来有力地说明自己的论点。
要在这里来讨论这些论点是不可能的；只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才能看到，新方法中有多么丰富的发人深省的观念、有多少可供研究和系统归纳时加以使用的新工具有待于人们去加以利用。我们希望苏联科学家们、也期望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对科学进行这样的再评价和其他的改造工作，不用说，辩证唯物主义决不能代替科学；它并不是通往知识的平坦大道。归纳法和证明仍然象过去一样存在着；所以诽谤苏联的人所提出的一些罪名——马克思主义是强加于科学发现之上的、对科学发现加以歪曲的教条——显然是荒谬的。任何人只要费神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著作就会马上看出这一点来。不过在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起两个作用：启发人们的思路，以便求得特别丰硕的成果；统一规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各分支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科学研究各分支同包含这些分支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如何把目前的科学加以改造使之既包含目前科学，又超过目前的科学，这是人类对苏联科学工作最感兴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