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应该指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比迪昂的约定主义更加锐利：一个纲领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或一个纲领是否超过了另一个纲领，对于这个问题的评价，我注入了一些波普尔式的硬成分，而不必让迪昂的不能明确表达出来的常识来判定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一个“框框”。也就是说，我给出了一个纲领内的进步和停滞的标准，并且给出了“淘汰”整个纲领的规则。只要一个研究纲领的理论增长预见了它的经验增长．也就是说，只要它继续不断地相当成功地预测新颖的事实（“进步的问题转换”），就可以说它是进步的；如果它的理论增长落后于经验增长，即它只能对偶然的发现、或竞争的纲领所预见和发现的事实进行事后的说明（退化的问题转换），这个纲领就是停滞的。如果一个研究纲领比其对手进步地说明了更多的东西，它就“胜过”了其对手，也就可以淘汰这个对手（说将其“暂时搁置”起来也行）。

    （在一个研究纲领内部，一个理论只能被一个更好的理论所淘汰，即被一个比先行理论具有超余经验内容的理论所淘汰，这些经验内容有一些随后得到确认。而为了一个理论被另一个更好的理论取代，甚至并不一定要在波普尔的意义上对第一个理论进行“证伪”。因此，进步的标志是证实超余内容的证据，而不是证伪性的证据；经验“证伪”和实际上的“拒斥”变成了两码事。在一个理论被修改之前，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该理论在哪一方面遭到了“反驳”，而且一些最有趣的修改是由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引起的，而不是由反常引起的。光是这一不同就有重要的后果，它使得科学变革的合理重建同波普尔的重建大为不同。）

    要断定一个研究纲领什么时候便无可挽救地退化了，或什么时候两个竞争纲领中一个对另一个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是非常困难的，这尤其是因为不应要求纲领步步都是进步的。在这一方法论中，正如在迪昂的约定主义中一样，不可能有即时的（更不必说机械的）合理性。不论逻辑学家证明有矛盾，还是实验科学家对反常的判决，都不能一举打败一个研究纲领。人只能事后“聪明”。

    谦虚在这一科学道德法典中的作用较在其他科学道德法典中的作用更大。必须明白，一个对手，即使大大地落后，也有可能卷土重来。一方的任何优势都不能被认为是绝对确定的，任何纲领都有失败的可能；同时，任何纲领也都有胜利的可能。因此，固执象谦虚一样在较大的范围内是“合理的”。然而，竞争双方的比分应予以记录，并随时公布。

    （在此，我们至少应谈一下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主要认识论问题。象波普尔的方法论证伪主义一样，目前它体现了一种颇为激进的约定主义形式。要把实用的接受和拒斥这种科学游戏同逼真性联系起来（即使是微弱地联系起来）需要加上某种超方法论的归纳原则。只有这样一种“归纳原则”才能将科学由一场纯游戏变为认识论上合理的运动，由一些为寻求知识趣味而采取的轻松的怀疑论的棋法变成一种较严肃的可错论者接近宇宙真理的冒险。）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跟任何其他方法论一样，构成了一个编史学研究纲领。接受这一方法论作为指导的历史学家要在历史中寻找竞争的研究纲领，寻找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在迪昂派历史学家只从简单性（如哥白尼学说的简单性）中看出革命的地方，以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指导的历史学家要寻找超过退化纲领的大规模的进步纲领。在证伪主义者看到一个判决性的否定实验的时候，以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指导的历史学家要“预测”出并没有什么判决性的否定实验，在任何所谓的判决性实验背后，在理论与实验之间任何一场所谓的战斗背后，都隐藏着一场两个研究纲领之间的持久战。只是在事过之后，证伪主义的重建才将战争的结局与某一个所谓的“判决性实验”联系在一起。

    研究纲领方法论同任何其他科学合理性的理论一样必须由经验的－外部的历史作为补充。任何关于合理性的理论都不能解决为什么孟德尔遗传学五十年代在苏俄销声匿迹了，为什么某些研究遗传种族差别的学派或研究经济外援的学派六十年代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声名狼籍了这类问题。还有，要说明不同研究纲领的不同发展速度，我们可能需要求助于外部历史。科学的合理重建（在我所用该术语的意义上）不能够面面俱到，因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即使当他们合理地行动时，他们也可能对自己的合理行为抱有错误的理论。

    但是研究纲领方法论在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之间进行了分界。这一分界明显不同于其他合理性理论所做的分界。例如，坚持一个“已被反驳的”或矛盾的理论，在证伪主义者看来是（令人遗憾地常见的）非理性的现象，因此，他将这种现象交给外部历史来解决，按照我的方法论，这种现象很可能被从内部解释为对一个有希望的研究纲领所进行的合理辩护。再如，成功地预测新颖的事实构成了一个研究纲领的重要证据并因而构成了内部历史的关键部分，而对归纳主义者和证伪主义者来说，这却是不相关的。归纳主义者和证伪主义者认为，事实的发现在理论之前，还是在理论之后，这并不重要：只有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才是决定性的。一个理论碰巧预见了一个事实发现，这种历史巧合的“非理性的”影响是没有任何内部意义的。这种预见构成的“不是证据而［仅仅］是宣传”。让我们再以普朗克对他自己1900年的辐射公式不满作为例子。普朗克认为这个公式是“武断的”。在证伪主义者看来，这一公式是一个大胆的、可证伪的假说；普朗克对它的不满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对此只能用心理学来解释。然而，按照我的观点，可以从内部说明普朗克的不满：他的不满是对“特设3”理论的合理谴责。再举一个例子：在证伪主义看来，不可反驳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外部的知识影响，而按我的方法，它是对科学进行合理重建的一个重要部分。

    迄今为止，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某些问题的解决看成是外部主义者的专利权。甚为常见的同时发现就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对于这个问题，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很不费力的回答：一旦出现了对某一发现的社会需求，就会有许多人在同一时间做出同一发现。那么，什么东西算是一个“发现”，尤其是一个重要发现，这要取决于一个人的方法论。在归纳主义者看来，最重要的发现是事实的发现，而实际上，这类发现经常是同时做出的。在证伪主义者看来，重要发现在于发现一个理论，而不是发现一个事实。一旦发现（更确切地讲，是发明）了一个理论，它就成了公共财产；好几个人便会同时检验这个理论，并同时作出（次要的）事实发现，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而且，一个已经发表的理论对于设计高层可独立检验的说明而言是一个挑战。例如，如果有了开普勒的椭圆和伽利略初步的动力学，几个人同时“发现”了反平方定律，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个问题状况是公开的，那么几个人同时得出了问题的解，这根据纯粹的内部理由就可以说明。然而发现一个新问题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如果认为科学史是由竞争的研究纲领组成的，那么大多数同时发现，不论是理论发现还是事实发现，便可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即研究纲领是公共财产，许多可能互不相识的人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都研究这些纲领。但是，真正新颖、重要、革命性的发展却很少是同时做出的。只是由于错误的事后认识，一些所谓同时发现的新颖纲领才被看成是同时发现的：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发现，只是后来才合成了一个发现。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领先权的争论，为什么把领先权的争执看得如此重要并花费这样多的精力，这个问题是外部主义者喜爱的一个猎场。归纳主义者、朴素证伪主义者或约定主义者只能从外部说明这个问题；但根据研究纲领方法论，有些领先权争执问题是重要的内部问题，因为在这一方法论中，哪一个纲领第一个预测了新事实，哪一纲领只是后来迎合了届时已旧的事实，这个问题对合理评价变得至关重要。有些领先权争执可由合理的利害来说明，而不只是用虚荣及对声誉的贪婪来说明。这样，下面的事实就变得重要了，例如，第谷的理论只是事后成功地说明了业已观察到的金星的盈亏和地球与金星的距离，这原先就被哥白尼派准确地预言了；再如，笛卡儿派设法说明了牛顿派预测到的一切，但只是事后才说明的。牛顿光学理论也是事后说明了惠更斯派预见并首先观察到的许多现象。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怎样把其他编史学认为是外部的许多问题变成了内部问题。不过有时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的分界线也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例如，可能有一个实验（由于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被立即作为一个否定的判决性实验而接受下来。在证伪主义者看来，这种接受是内部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这种接受不是合理的，必须由外部历史来说明。

    注释。研究纲领方法论既受到了费耶阿本德的批评，也受到了库恩的批评。库恩认为：“［拉卡托斯］必须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可用来区别退化的研究纲领和进步的研究纲领的标准，等等。否则，他就是对我们空谈一通。”实际上，这些标准我是规定了的，但库恩的意思可能是“只有加上－时间限制（表面上是－退化的问题转换的东西，可能是－更长的进步时期的开端），［我的］标准才有实际力量。”由于我没有规定这种时间限制，因此费耶阿本德断定我的标准不过是“辞藻装璜”。马斯格雷夫在一封信中也提到了相关的一点，这封信对我早先的一份草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批评。他在信中要求我说明，比如，独断地坚持一个纲领到什么程度，就应该“从外部”来说明，而不再“从内部”来说明了。

    让我尝试说明为什么这种反对与题无关。在一个退化的纲领被一个对手超过之前，甚至之后，一个人都可以合理地坚持这个纲领。不该做的是否认该纲领的公开记录很差。费耶阿本德和库恩都把对一个纲领的方法论的评价同建议该做什么的确定的启发法混为一谈。冒一下风险是全然合理的：掩耳盗铃才是非理性的。

    这看起来好象是支持那些坚持退化纲领的人，其实不然，因初他们大多只能是暗自坚持。一般来说，固执地坚持自己观点的论文，或者通过特设的语言调整来吸收反证据（或者甚至吸收竞争的纲领）的论文，科学刊物的编辑应该拒绝发表，研究基金会也应拒绝给予金钱资助。

    通过区分合理地（或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和非理性地（或不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上述意见也对马斯格雷夫的异议作了回答。这些意见还进一步阐明了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之间的分界。它们证明内部历史本身就足以表现为一部独立的科学史，包括退化的问题转换。外部历史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对科学进步抱有错误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可能怎样影响他们的科学活动。

    （e）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

    我们已经扼要地讨论了四种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说明了每一种理论怎样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框。

    因此，所谓确凿事实的发现及所谓归纳概括，构成了归纳主义者的内部历史。事实的发现，鸽笼体系的建立，及其被所谓更简单的鸽笼体系所取代，构成了约定主义者的内部历史。证伪主义者的内部历史则突出了大胆的猜测，突出了据说内容总是不断增加的改进，尤其是成功的“否定的判决性实验”。最后，研究纲领方法论强调重要研究纲领之间长期的理论和经验竞争、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以及一个纲领对另一个纲领的逐渐胜利。

    每一种合理重建都为科学知识的合理增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模式。但所有这些规范的重建可能都必须要由经验的外部理论作为补充以说明剩下的非理性因素。科学史总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但是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外部历史对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或者，当历史与其合理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验的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方面，要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不论科学史家想解决什么问题，他首先必须重建客观科学知识增长的有关部分，即“内部历史”的有关部分。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什么构成了他的内部历史，这取决于他的哲学，无论他是否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关于知识增长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关于独立的知识的增长理论：一个实验是不是判决性的，根据可资利用的证据一个假说是不是高度或然的，一个问题转换是不是进步的，这都丝毫不依赖于科学家的信念、个性和权威。对任何内部历史来说，这些主观因素都毫无意思。例如，“内部历史学家”记载普劳特的纲领是连同它的硬核（纯化学元素的原子量是整数）及其正面启发法（推翻并取代当时用于测定原子量的错误的观察理论）一起记载的，这一纲领后来得以贯彻到底。内部历史学家不会在普劳特是否相信当时的“实验技术”得到了“仔细的”应用、实验发现得到了恰当的解释、反常将立即被看成纯假象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内部历史学家将认为这一历史事实是第二世界的一个事实，而第二世界的事实只是它在第三世界中的对应物的漫画。这类漫画出现的原因不是内部历史学家的事情；他可以（在脚注中）把为什么某些科学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抱有“错误的信念”这一问题交给外部主义者来解决。

    因此，在构造内部历史时，历史学家是高度有选择性的：他要删去一切按他的合理性理论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但是，这种规范的选择还算不上是充分圆满的合理重建。例如，普劳特从未明确表达出“普劳特纲领”：普劳特纲领不是普劳特的纲领。不仅一个纲领的（“内部的”）成功或（“内部的”）失败只能以事后之明鉴加以判定：而且纲领的内容经常也只能以事后之明鉴来判定。内部历史不仅仅要选择从方法论上予以解释的事实，有时可能还要选择根本地改进了的事实。这可以用玻尔纲领来说明。1913年玻尔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电子自旋的可能性。没有电子自旋，他手头的问题已应接不暇了。然而，历史学家用事后之明鉴来描述玻尔纲领时，应将电子自旋包括在纲领中，因为电子自旋与纲领的最初大纲很自然地相符。玻尔在1913年本可以提出电子自旋，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在脚注中加以注明。（然后这种问题或者可以通过指出客观的、与个人无关的知识发展的合理理由从内部来解决；或者可以通过指出玻尔个人信念发展中的心理原因从外部来解决。）

    指出历史与其合理重建之间的不一致的一个方法是在本文中叙述内部历史，而在脚注中按历史合理重建的观点指出实际历史是怎样“举止不端的”。

    许多历史学家会对任何合理重建的观念都表示厌恶。他们会引用博林布鲁克勋爵的话说：“历史是以实例教诲人的哲学。”他们说在探讨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多得多的实例”。但是，这种归纳主义的编史学理论是乌托邦。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可能的。一些历史学家寻找确凿事实的发现、归纳概括，另一些历史学家寻找大胆的理论和判决性的否定实验，还有一些人却寻找重大的简单性，或寻找进步和退化的问题转换；所有这些人都有某种理论“偏见”。这种偏见当然可以被各种理论的折衷变体或理论的混杂掩盖起来：但无论折衷主义还是理论混杂都不等于无理论的观点。一个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外部问题常常清楚地引导人们看出他未言明的方法论：一些人要问为什么一个“确凿的事实”或一个“大胆的理论”恰恰在它实际被发现的时间和地方被发现，其他人要问为什么一个“退化的问题转换”能在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内广受欢迎，或为什么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却“毫无道理地”不被承认。已有人长篇累牍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科学是否只是在欧洲出现，如果是的，为什么；但是，如果不根据某种规范的科学哲学清楚地给“科学”作出定义，这种研究就只能是一些混乱的杂论。外部历史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是规定出使科学有可能进步的必要的（当然永远也不会是充分的）心理条件，甚至社会条件。但是要阐明这一“外部”问题，就势必要涉及某种方法论的理论，某种科学的定义。科学的历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这样，迄今被忽视了的对竞争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进行评价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竞争的历史重建进行评价的问题，便获得了头等的重要性。现在我就来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