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1937年就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科学的进步是一种增长的活动或积累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革命的延续。许多科学家和科学评论家接受了这一观点，其中有化学家J．B．科特南和物理学家E．卢瑟福；而且（将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看到的）至今仍有少数人仍在坚持这一观点。但是，到了2O世纪扣年代，科学史家们开始接受科学革命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了三部重要著作的影响。这三部著作是：H．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1949年初版，1957年再版）；A．R．霍尔的《科学革命：1500－1800》（1954年初版，1983年再版）和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初版，1970年再版）。巴特费尔德和霍尔只是肯定了科学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因为巴特费尔德仅向人们介绍了另一种革命——近代科学革命。但是，库恩的著作一出版，科学革命作为有规律发生的现象，就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了。

    根据通常的说法，是巴特费尔德把“近代科学革命”这一术语引进历史的话题中的。而当我有一次向他问及这个问题时，巴特费尔德（他一直对史学史研究很感兴趣）答道，他完全意识到他在传播“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时所起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一观念并不是他的创新。事实上，我们仔细阅读一下《近代科学的起源》，可以发现：这本书是在1984年的一系列讲演稿的基础上写成的，由此表明他并非认为他是这一观念的创始人。

    然而，巴特费尔德在使“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以强有力的和雄辩的事实宣称：近代科学革命的最终结果“不仅使繁琐哲学黯然失色，而且使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解体。”“它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科学的权威，而且推翻了古代科学的权威。”此外，这场革命“远远胜于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的任何事物，它使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黯然失色。”巴特费尔德是一位普通史学家，而不是一位科学家或科学史家，因此，他的戏剧性的结论特别对其他有名望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产生影响（甚至对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也是如此）。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能把从伽利略到牛顿时期现代科学的突变事件，恰当地看作历史上的主要革命。怀特海认为，按照“天才世纪”的简单规则，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事件是与伽利略，牛顿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巴特费尔德为了强调那个时期科学思想的革命性质，用了这样两个词组：“英勇的冒险”和“人类实践的伟大乐章”。首先，巴特费尔德强调了他叫作带着“各个不同类别头衔”的革命的影响，并且，他避免了用宗教改革的或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来轻易地解释革命。

    在《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巴特费尔德不仅给近代科学革命以突出的地位，尽可能地把它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最著名事件，而且，他提到了“化学领域里的一场滞后的科学革命。”如此表明，他意识到了一场滞后的牛顿革命，这可能侧重的是“化学领域里迟到的科学革命”与长期流行的术语“化学革命”相比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变种。化学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的大师拉瓦锡提出来的，自M．贝特洛的《拉瓦锡化学革命》（1890）一书出版之后，“化学革命”广为使用。我必须承认我从没有确信：这就意味着科学革命是“滞后的”，只是因为“滞后的”这一术语，更有助于理解自然事件，例如像后来关于雨的解释。巴特费尔德没有让读者清楚他所指的“化学上的科学革命”与“拉瓦锡化学革命”之间的概念有什么真正的不同。他尽最大可能地表明近代科学革命对最初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影响，而不是对化学革命和直到法国革命出现的类似的化学革命的影响。即：在近代科学革命改变各门学科的进程中，化学革命的到来要比天文学和物理学晚一个世纪左右。

    巴特费尔德的影响是随这一事实的出现而不断扩大的，即，他的著作正作为对科学历史的专业领域的积极探索而出现，并使之推广到许多知识领域：普通历史学，哲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许多科学的应用，国际核武器的控制问题，对未来的希望与恐惧共存，这使科学和技术引起了许多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真正的关注。这种关注使人们对科学史，科学革命以及对科学革命创立的现代科学的应用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巴特费尔德第一个对科学革命（近代科学创立的革命）的令人震惊的论述，恰恰是在此时出现的，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几乎立刻被作为初级学生和高级学生的公共教科书。这种定论作为权威性的论断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和科学家。

    早期著作家论革命

    然而，巴特费尔德并不是20世纪以来第一个详细论述科学革命的历史学家。许多被巴特费尔德引证过的重要著作家在早期都讨论过科学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这样的论题。M．奥恩斯坦医生是这些作家中最早的一个，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医学论文《17世纪科学协会的法则》于1913年出版。它至今仍然是经典著作；该书分别于1928年和1975年两次重印。奥恩斯坦除了把近代科学革命作为单个的统一的运动来分析外，她还把科学革命的概念用于规模较大的革命中的特殊事件。例如，她提到望远镜时说“它使天文科学彻底革命化了。”她提到了“林奈的革命著作”，“光学的革命性变化”，“大学中的革命”（1928，8，13，249，262）。奥恩斯坦特别提到了发生在17世纪前半期的一次变化，它“比起先前时期逐渐进化以来，似乎更像‘变异”’（p．21）。她这样概括她的发现：“在17世纪后半期”，科学协会是文化的产物，“更像科学革命的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她断定：“与许多载入史册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的革命相比，在思考和探索的基本习惯中存在着一场革命”。这最后引证的夸大成份，是因为巴特费尔德在后来的解释中用了标准的术语。对我们来说，可能最为突出的是：在她的讨论中没有指出但我们能够找到的一条线索：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就像科学革命的概念，可被用于任何其他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历史学上解释和分析的一个标准模式。

    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A．A．玻特的学者，他对巴特费尔德和许多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他的历史学及其评论文集《现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925），在近代科学革命时期，作为对科学哲学基础的经典研究，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玻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后来，他放弃了对早期思想及其意义的研究，转而专事宗教哲学。

    玻特的书有一多半是论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吉伯和玻意耳的，其余的论述“牛顿的形而上学”。在玻特引用的一篇参考文献中介绍牛顿时说，是牛顿引发了突出的事变——“崭新的知识革命”（p.203）。然而，玻特在阅读了牛顿的著作后认为，这个推论具有“悲观”色彩。因为，牛顿“以他权威的见解，应当在他丰富多彩的工作中对所用方法做清楚的陈述”。玻特仔细查阅了牛顿的各种论文，试图为“这种陈述找到任何特殊而详细的说明”，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在这个有着很大影响的历史研究中，玻特还提到了“R．玻意耳的化学革命”，他使用了这样一个题目“特殊的假说和实验的方法，而不是几何学的归纳法”（p．200）。对玻特来说，在开普勒和伽利略时期，“科学中精确数学的运用按照其秩序”，带来了“一场著名的形而上学革命”（p．156）。玻特还提到“天文学革命”。伽利略的“因果关系的实证概念”和相伴随的科学被认为是一场“完整的革命”（p．89）。玻特认为，这是描述“伽利略革命的伟大性”（p．93）的一个恰当的词组，而且它包含了“循环式革命”的旧式解释，即从某点出发，又回到该点的一种封闭运动。在描述伽利略时，玻特提到了一场“思维革命”（p．84）。A．柯伊雷和巴特费尔德后来更充分地发展了这个思想。在玻特的论文中，人们还能看到“哥白尼革命”（p．50），它被说成是“最根本的革命”，人们认为玻特确信：道路是由“像库萨的尼古拉这样的思想家的自由宣哲”（p．28）铺成的。玻特讨论了哥白尼革命的远景，认为他的体系的“简洁性”能“正确地…减少他的革命观念确实会引起的某些偏见”。而且，在对这一事件的一般性介绍中，玻特列举了出现在当代科学的前两个关键世纪中的所有基本的发明，他认为“在1500-1700年间，这种革命确已发生”（p．16）。

    玻特的著作开辟了一种科学思想的新领域——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宗教含义。就展示的程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科学是“与历世纪和问世纪的哲学和宗教思潮不可分割的”（格拉克1977，63）。但就现在的背景来看，这种经常重印的著作，对于近代科学革命和“基本”的哥白尼革命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在涉及17世纪的科学中使用革命概念的另一位著作家，是哲学家怀特海。他认为，望远镜“可能会作为玩具而保留”（1923，165），而在伽利略的手中“它（望远镜）却引起了一场革命”。然后，怀特海尽力去“解释伽利略带给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的革命思想”。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一书（该书是根据他1925年在波士顿的洛韦尔讲座的讲稿整理成的）中一再提到他称之为16世纪的“历史的反叛”，他认为，这种反叛包含着科学，在科学领域中，“这意味着要求实验和推理归纳法”（p．57）。虽然，在涉及到伽利略时，他并没有专门使用“革命”这个词，但毫无疑问，存在着对伽利略革命影响的评论。“对人类有史以来的观念产生了最根本的变革”（p．3）。然后，他继续说了一句值得记住和经常被引用的话“自从基督降生在马槽中，不知是否有过如此小的涟俯竟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这对伽利略革命来说，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隐喻，因为伽利略自己的风格是好斗的，他力求建立新哲学、新科学和新天文学。他力求去消灭反动势力，他确信这种反动势力在奴役中控制着他的上帝，在科学中导致谬误。但是，怀特海试图用历史学中立的观点去观察那时的事件，也许，对特伦特俱乐部P．萨皮的历史来说，它只适合作男人们的消遣读物。今天，值得注意的是，怀特海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对他写到过的伽利略的审判作了很大的改动，他以前把17世纪伽利略受到的审讯、悔过和宣判称为“温和的谴责”和“光荣的禁闭”（p．2）。我承认怀特海的介绍是试图去表达这样一种感觉，伽利略科学的革命性含义，没有清楚地向他的同代人表示出来，也没有真正地对他们的思想产生直接的和强烈的影响，因此，著作家们仅仅是使用“温和的谴责”这种提法，几乎和人们惩罚一个瘦弱顽皮的孩子一样轻描淡写。

    本世纪20年代，又一本受欢迎的书是J．H．小兰德尔所著的《当代精神的产生》（1926年初版，1940年重印，1976年再版），当时，年轻的哲学家小兰德尔只有20岁。小兰德尔认为：从中世纪到近代世界促成的伟大革命运动既不是文艺复兴，也不是宗教改革，而是受到了“科学不断发展的影响”（p．164）。“无论几个世纪以来取得过怎样的胜利，注定要在人们信仰中发动一场最伟大革命的，既不是人文主义，也不是基督教改革，发动这场最伟大革命的是科学”（p．203）。接着，小兰德尔讨论了哥白尼的著作，他认为，哥白尼的思想中，没有什么真正是革命的，除了对他介绍的“旧作家们已发现的谬误”和“甚至观察和常识是难免有错”（p．230）这一思想的“否定意向”。小兰德尔对“哥白尼革命是由伽利略完成的”（p．235）这种见解十分敏感，他赞成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比哥白尼和伽利略革命“更有意义的是创造了新物理学的笛卡尔革命”（p．244）。在科学中，他不仅对照“哥白尼和笛卡尔革命”，发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天文学的一场革命”（p．242）。而且，把斯宾诺莎发动的革命和笛卡尔发动的革命联系起来，看作是“人们信仰上的两次重大的革命”（p．247）。小兰德尔提到了后来的革命，他引用狄德罗的话来表述，我们“正处于一场伟大科学革命的关节点上”（p．265）。他也注意到了：当代革命已显示出了修正“牛顿体系的美好前景”（p．254）。牛顿和洛克“在思想的信仰和习惯中对革命产生了影响”，这正适合塑造一个“启蒙和理性的时代”。《当代精神的产生》论述了许多这样的科学革命。

    历史学家P．史密斯把近代科学革命这个词组作为《现代文化史》中一章的标题，显然，他是特别强调近代科学革命的。史密斯像巴特费尔德一样，是一位通史学家，而不是一位科学家，甚至不是一位科学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是撰写了关于伊拉斯谟的学术论文。史密斯最早认识到科学及其历史将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他对科学的杰出贡献可以通过他著作的第一卷的副标题表明出来，即：“伟大复兴1543－1687”。那个时期，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和牛顿的《原理》相继问世。然而，在强调科学的革命时，史密斯却举出另一位普通史学家J．H．罗伯森的例子，罗伯森的《精神发展论》（1921）有一章题为“近代科学革命”。史密斯认为近代科学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并以类似于奥恩斯坦和巴特费尔德的夸大的华丽词藻）坚持认为它是“超过有史以来前人所作过的一切的科学成就”（p．144）。

    1939年，科学家J．D．贝尔纳出版了一本具有挑战性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是在科学和社会之间随意建立秩序。考虑到作者的政治态度，对他很少涉及科学革命，我们并不惊讶。在他涉及的革命中包括：伴随“农业的发明”出现的“人类社会的第一个伟大革命”（p 14），17世纪的“精神革命”（p．27），‘“革命的……机械学新思想”（p．167），“是随着炮弹的飞行而产生的”。20世纪初期“通讯和运输方法的改进”（p．170）是“同时使数百万计的人同时而直接行动的可能性革命化了”，“伟大的化学革命”（p．335）是“拉瓦锡创立的”，以及“20世纪伟大的量子革命”（p．368）。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p．392），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起了更大。更有意义的作用”（p．343），而且成为矿山技术中未来革命的基础，但是，贝尔纳并没有认真地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科学革命的主题，虽然，他详细描述了近代科学革命的性质和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更多地涉及17世纪一般的革命概念。这一主题只是出现在单独一书中，这一节开头有个副标题：“近代科学革命：资本主义的任务”。而当贝尔纳在20世纪SO年代巴特费尔德后扩充、修改和完全重写这部书时，他广泛使用了革命的概念，以至于读者能十分容易地得到这样的印象：科学革命已成为他的历史思想基本框架的一部分（贝尔纳1954；1969）。贝尔纳四卷一套的《科学史》第二卷的标题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带来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此后30年左右，科学史的创作文献中已到处是近代科学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了。因此，贝尔纳著作的两个阶段反映了时代的特征。这两个时期就是：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