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19世纪革命及革命概念发展的任何研究中，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都占有一个首要的地位。甚至很早发生而没有受到马克思影响的那些革命，人们现今也通常从一种“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提到过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概念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在创立公开宣布自己明确的革命目标的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性的有组织的团体方面，马克思是一个先锋。在这一章中，我的意图与其说是探讨马克思关于革命的思想或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不如说是考察卡尔·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科学变革和科学中的革命的观点的特定主题，并且把马克思关于这些主题的看法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有关思想作一番类比和对照。这一论题完全不同于对马克思在20世纪对科学史解释的影响的研究。

    任何注意这个问题的人都立刻认识到，马克思既没有受过传统自然科学的专门的良好教育，而且也并不十分关心这些学科，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的技术内容。他的人文学的教育包括某些数学的知识，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上面所列学科的任何正规训练—一比如说“高级文科中学”或大学水平的训练。在他的成年。他对生命科学的某些方面产生兴趣，并阅读了德国包括格奥尔格。毕希纳、雅各布、莫勒斯霍特和卡尔·福格特在内的科学普及者们的相当数量的著作。虽然马克思批判了这些人所主张的“粗俗的机械唯物主义”（见施密特1971，86），但他显然受到莫勒斯霍特关于“自然是一个循环过程”这种自然观的影响。马克思发现，这种自然观与彼得罗·维里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证维里的话时，对维里的思想是赞同的。

    根据被赋予“科学的”这个形容词的重要性（恩格斯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苏联正统的著作家用这个词来描述所谓的“科学的’杜会主义或“科学的“**），看一看马克思本人使用这个形容词时赋予它的含义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资本论》未完成的第四卷的草稿）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线索（1968；见马克思，1963－1971）。在第九章（第二节）中，马克思比较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经济学。他说，李嘉图“把无产阶级看成同机器、驮畜或商品一样”，因为从李嘉图的观点看，“无产者只有当作机器或驮畜，才促进‘生产’”，或者说，“因为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生产中实际上只是商品”。马克思认为，这不是“一种卑鄙的行为”。“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而且，“只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而且他在实际生活中也确是一个博爱主义者。”

    “马尔萨斯牧师”与李嘉图就完全不同了。“他也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驮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于饿死和当光棍的境地”。而且，马克思说，“在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和停滞的阶层的某种利益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牧师’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马克思认为，“为了这个目的”，马尔萨斯“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然后，马克思断言，“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克思接着又说，“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

    因此，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科学的”一词的意义似乎是“无偏见的”和“真正的”，所以并不包含某种特别的研究方法或检验方法的任何直接内涵。而且，“科学的”一词似乎也不是指论题或内容中的任何特别的限制。马克思在下一个片断（第二部分，第九章，第三节）中明确了这一点；在这里，马克思举出了三个例子“表明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

    在马克思的已经编辑和出版的著作中，我找不到任何对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Revolution）或一般的科学中的革命，或任何科学中任何特定的革命的论述。（但是，在很多地方提到产业革命和革命性的机械或工业的发明。）我也没有能够找出马克思对科学产生进步的途径或方式的任何分析，甚或科学发现的顺序中主要事件的清单。但是，马克思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技术和工艺的历史发展——这似乎是这一领域中对一种进化的历史的最早建议——进行了一个有趣的讨论。

    许多年来，在历史学的文献中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即卡尔·马克思曾希望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而且曾写信给达尔文征询达尔文本人的允诺，但是达尔文拒绝了他的敬意。现在可以明确的是，达尔文拒绝承受这一荣誉的一封信的草稿是写给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的确曾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平装本送给达尔文。这一卷同达尔文图书馆的其他书仍然保存在一起。它告诉我们一个奇妙的故事。在该书扉页的右上角题写着：

    查尔斯·达尔文先生

    他的真诚的敬慕者

    卡尔·马克思

    1873年7月16日于伦敦

    莫德纳维拉斯

    梅特兰公园

    马克思把一本有自己题辞的《资本论》送给达尔文的决定，显然是在该书出版一段时间之后作出的，因为送给达尔文的书并不是1867年的第一版，而是1872年的第二版。达尔文没有通读马克思的这整部著作。当我在达尔文的唐恩的家（肯特）中考察时，我发现这部书只是被翻到第105页（全书共822页）。另外，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明达尔文对马克思著作的看法（他可能有某些看法）。

    马克思在《物种起源》面世（1859）八年之后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版中没有提到达尔文。达尔文和进化论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一二版的两个脚注中（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二版问世以后，把他的一本书寄给了达尔文）。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的这两个脚注中直接地明确提到达尔文。在其中的一个脚注（第一卷，第十四章，第二节；参见中译本《资本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关于人们通常所了解和熟悉的科学（即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马克思没有写过多少文章或著作，而恩格斯对这些科学，这些科学的发展和革命，则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人们最熟悉的他的一本著作就是《反杜林论》（它的另一个标题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作者称（1959，9），这本1878年用德文发表的著作（第二版出版于1885年，第三版出版于1894年）决不是探讨各种科学的“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而是相反；它是作者对“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感到愤怒的结果。杜林声称发现了这些规律，而恩格斯则发现，它们同杜林“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一样，是以其“谬误或陈腐”为特点的（1959，12）。在分析恩格斯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论述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该书德文的标题并没有用‘Revolution’这个词，而是用了‘Umwalzung’：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无论‘Umwalzung’是否‘Revolution’的同义词——这个问题将在下面探讨——恩格斯都是在讽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肯定并不认为杜林真的在科学中引起了一场革命。实际上，整个标题很显然是为嘲弄杜林而讽刺地模仿了杜林在其中抨击美国经济学家亨利·C．凯里思想的论战性著作：《凯里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65），尽管这并不是恩格斯主要驳斥的三本书之一。恩格斯嘲笑杜林在《哲学教程》（1875）中提出的主张，并且写道：“我们现在还不了解这一哲学许诺要向我们揭示的‘在自己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1980，134；1959，198）。

    我们早就看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有一种用德语的同义词‘Umwalzung’取代拉丁语的‘Revolution”一词的倾向。恩格斯差不多都用这两个词，似乎它们是可以互换的。从他的著作看不出，同‘Revolution’一词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