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剧烈的而且是全面的变革，它常常伴随有暴力活动，或者说，至少要动武。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富有戏剧性的特点，它往往能使旁观者看出一场革命正在发生，或者刚刚进行过一场革命。现代初期的阶级革命，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以其改变政治体制而闻名于世，法国大革命则比美国独立战争来势更为猛烈。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或统治者都被推翻、被抛弃了。通过被统治的人民或他们的代表们的活动，一个新的政府取代了旧的政府。从一定范围上讲，光荣革命也是如此。

    到了19世纪，革命和革命活动开始超出政府形式这种纯粹的政治考虑范围，并且开始涉猎那些基本的政治或社会经济领域。结果，“革命”这个词不仅能用于那些导致剧烈的政治变革或社会经济变革的事件上，而且还能用于那些想要实现这种变革的活动（不管它们已经失败还是尚未成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革命蓝图，并且发出了进行“一场**革命”的号召，一年以后，马克思指出了“1849年的一些征兆”（1971，44）：“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

    自比世纪以来，革命多于武装起义，多于向已被确认的权力的挑战，多于反对或主动放弃对政府的忠诚或服从。也就是说，革命的数量超过了那些未必会导致一个新型的政府或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反抗活动和造反活动。

    一个统治家族替换另一个统治家族，或者说改朝换代，这种情况已不再被看作是一场革命了。一般来讲，仅仅与当权者的对立，特别是公开的和诉诸武力的对立，只会被看成是造反——当奋起反抗当权者的活动被证明无论在短期或长期之内都是失败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内战，以前曾被称之为南北战争或造反，而在口语中，南部联邦的士兵则被北方人称之为南军士兵。（南方佬式的喊叫，则用来指南部联邦士兵拖长腔的尖声喊叫。埃国内战是指保王党人的军队与圆颅党人的军队之间的冲突，以及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共和体制的建立，而与这场内战有关的那些事件被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克拉伦登称之为“英国的造反和英国的南北战争。”

    革命这个概念的历史，不能与这个词本身使用方式的历史分割开。因为使用方式的历史有着许多与科学革命这一课题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revolution”（革命）这个同本身来源于晚期拉丁语，作为一个名词，它源于拉丁文的动词“revolvere”，意为“使后退”，从而“展开”，“读完”，“重复”，以及“仔细考虑”；由此，其进一步的意思为“回归”，“再发生”。其次，名词“revolutio”（“绕转”）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用于天文学（以及数学），始于中世纪的拉丁语。第三，“revolution”这个词逐渐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以表示一种同期性的过程或兴衰，它意味着恢复某种以前的状态，而最终则意指一种“推翻”过程。第四，“revolution”这个词与政治事物领域中的推翻过程联系了起来，而后来，“推翻”之意不再带有“revolution”一词表示周期性的那些涵义了；同时，“revolution”这个词开始用来意指远非通常意义上的事件了。在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英国已经发生过一场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及科学中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这一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8世纪初，（与我们今天使用革命这个词意义十分相似的）革命在人们看来不仅与政府有关，而且与思想领域和文化事业领域尤其是科学的发展有关；人们意识到，到了牛顿时代，一场革命已经在科学中发生了。这个时期值得注意，因为至少有三位不同的科学家认识到，他们个人的研究有可能导致（或正在导致）一场科学革命。

    在18世纪的最后的25年之中，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用事实证明，革命是连续的政治进程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拉瓦锡宣布了科学中的一场新的革命：化学革命。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也开始普遍承认，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还曾有过一场牛顿革命以及相继而来的一些小的科学革命。

    在19世纪和对世纪，“revolution”这个词被用来指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事件和政治革命事件，无论它成功与否。伴随着革命运动的形成，革命理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通过献身革命的那些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理论在革命运动中被付诸实践。首先产生的是“持久的”（或持续的或正在进行中的）革命的概念，而不是这样一种革命概念，即由一系列在相对来说较短的时间间隔中一个接一个地聚集起来的事件构成的革命。在20世纪，接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已经使每一个人强烈地意识到，革命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变革的一种规律，而且在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承认，它们同样也是科学变革中的一种规律。

    古代的革命

    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对革命的历史分析，至少要追溯到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尽管古代有不少事业也许可以被称之为革命，但是，希腊人并没有一个同样的专门的词可用来描述它们。希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喜欢用许多不同的词来描述我们会称之为革命起义和变革这类事物。因此，“尽管希腊人的革命有许许多多，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专门描述革命的词（哈托1949，498）。简而言之，那时的“革命”一词，与我们自1789年以来对这个词的理解相比，还是一个尚不明确、尚未充分阐述清楚的概念。阿瑟·哈托曾对这个词和这个概念早期的历史进行过重要的研究。对于柏拉图，哈托指出，“他的理想国会退化成荣誉政治，而荣誉政治又会堕落成寡头政治，如此等等，然后通过民主又退化成僭主政治”（同上），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革命”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演变。显然，柏拉图本人实际上并没有构想出这么一个完整的循环，而且他也并不相信这些事件会接连不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因为这要求俗主政治再次让位给理想国。波利比奥斯做到了这一点。波利比奥斯称，他把柏拉图所说的作了总结。其实并非是柏拉图而是波利比奥斯认为，帝王政治转变成“僭主政治，僭主政治转变成贵族政治，贵族政治转变成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变成民主政治”；然后，“民主政治变成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又会转变成原始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无疑不可避免地导致帝王政治和一场新的循环”（p．499）。用波利比奥斯自己的话讲，“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循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一过程中，政体会发生变化、会消失，最后则会回到它们的出发点上。”被利比奥斯使用了“anakykloois”这个词（来源于kyklos这个词干，意为环或轮，是英文“cycle”一词的词根），用旋转中的轮子来表述这种循环观；“在它的旋转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命运之神”（或“命运女神”）。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五篇讨论的就是革命问题，其中含有对革命的循环理论的批驳和抵制（V，12，Vii）。亚里士多德用来描述“革命”的“惯用语”是“metabole kai stasis”（伴有暴动的变革）；对于没有暴力行为的过程，只用“metabole”(“新陈代谢”)这个词来表述。哈托（p．5O0）得出结论说，希腊人显然思考过革命这一概念，而且经历过革命。然而，虽然总能找到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概念或立的某个词组，可是希腊作者“却不总是选择同一个词，有时要选择两个或更多的词。”其原因也许在于，尽管他们经历过许多革命，既有近期的革命也有早期的革命，但从欧洲“正处于1789年的革命之中”这句话的意义上看，他们并非是“古代革命”的见证人（同上）。

    罗马人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用来描述“革命”的词（哈托1949，500）。在拉丁语中，与我们的“革命”较为接近的说法是“novae res”（新生事物，革新），但实际上，它所表示的是我们大概会称之为革命成果的东西。在用来表示革命活动的短语中有：“novis rebus studere”（为革新而奋斗），或“res novare”（革新）等。另外两种源于古代的说法是：“mutatio rerum”（事物的变化）和“commutatio rei publicae”（政府的变动）；这些语句，在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土多德《政治学》一书不同的拉丁文译本中保留了下来。

    西塞罗采用并推广了柏拉图-波利比奥斯的制度循环变化论（Rep．1．45）：“这种循环以及也许会被称之为政府的变动和交替中的革命的那种事物，令人惊讶不已（Mirique sunt orbes et quasicircuitus in rebus publicis commutationum et vicissitudinum）。”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西塞罗用“orbis”（意为轮子，环状物，圆形物，循环）把这种变化概念描述为一种循环出现的情况。按照M．L．克拉克的观点（引自哈托1949，501），西塞罗把这些变化看作是“自然而然但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博学多才的政治家可以对它们施加影响并阻止它们。”西塞罗既把这种循环变化的概念应用于过去的事件上，也把它应用于他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着的政治变化上，他说：“不久你们就会看到车轮的转动（Hic ille iam vertetur orbis）”（Rep 2．45），或者“政局的车轮已经转动了（orbis hicin republic est conversus）”（Att．2．9．1：cf．2．21．2）。在他晚年的一部著作中［De divinattione（《占卜论》）2．6］，西塞罗谈到“也许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的事物（quasdam conversiones rerum publicarum）。”在这里，西塞罗使用了这么一个名词“conversio”，它的意思是“转变”，由此，在与我们的“政治革命”相类似的彻底变革甚或是动用武力进行变革这种意义上，就有了“旋转的”或“周期”（如四季中周期性变化）等含义；他还这样把“conversio”这个词与“mo－tus”（Sest．99）或“perturbatio”（Phil．11．27）结合在一起使用。在其著作《天体运行论》的前言中，哥白尼提到他在西塞罗那里发现的一个命题“西塞塔斯假设地球在运动”（1978，4）。所参考的材料是西塞罗的《学园派哲学》（Academica，prior．2．123），在那里，西塞罗记述了泰奥弗拉斯托斯所说的一段话，泰奥弗拉斯托斯说，按照西塞塔斯的观点，地球“围绕着其中轴飞速地运动，”因而在地球上的观察者看来天空是运动的。西塞罗的原话是“quae［terra］cumcircum axemse summa celeritate convertat et torqueat，”在这里，动词“converters”（作为反身动词使用）意为绕着一个轴线转动或旋转，因此类似于循环这个词。

    在以后的拉丁语中，“revolutio”这个名词有了古典拉丁语中的“conversio”的含义。可以举出公元五世纪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马蒂安努斯·卡佩拉（9．22）笔下的“周天过程［sidereae revolutionis excursus］，”另一个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22．12）中把灵魂的转生描述为许多“通过不同身体的循环[per diversa corporarevolutio－nes]。”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在中世纪，虽然有时起义和某个王朝统治者的被迫下台会在政府中导致一些变动，但从完全彻底且富有戏剧性地摧毁社会政治统治集团的体制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算不上是革命的见证。1381年英国的农民起义具有许多初期革命的特点，其中包括“火烧庄园，毁掉有关土地使用权、猎园等等的记录，暗杀地主和律师，以及[1　　0（？）人进军……伦敦，“在那里，律师和官员被杀，他们的住宅遭到洗劫，萨伏依［（冈特的）约翰的宫殿］被焚毁”（兰格1968，290）。然而，从革命这个词现在的意义上讲，它还不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尚无富有生命力的纲领，甚至并不想终止君主体制或废除贵族统治，即使有纲领，在消除异常的不满或制止暴行方面也是十分有限的。有些学者（罗森斯托克1931，95；哈托1949，502）曾经说过，“revolution”这个词现行用法的起源，可追溯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初期，例如，在14世纪马泰奥·维拉尼的《编年史》中（4．89=维拉尼1848，5：390），他曾提到过1355年间的“la subita revoluzione fatta per i cittadini di Siena”（“锡耶纳的市民引起的急遽的革命”）。显然，这里所说的是一场人为的政治事件，而且，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是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结果。不过，鉴于在另一节（4．82＝5：384）维拉尼提到这同一事件时使用了这样的表述：“lenovita fatte nella citta di Siena”（在锡耶纳市引起的变革），而且，他还用rivoluzione（9．34＝6：223）和“revoluzioni”（5．19＝5：413）来描述一般的政治动乱，所以，正如哈托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切不可把这种据说是人类活动结果的单一的革命看得太重了。

    学者们已经发现了另外几个早期使用“rivoluzione”这个词的例子，不过，从那时流行的用法上看，这个词并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名词或政治概念来使用的。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中表明，他的确开始探讨我们所说的政治革命的概念了，他喜欢将习惯上用拉丁语表述的“commutatio rei publicae”或“mutatio rerum”用意大利语的“mutazione di stato'来表示，尽管至少有一次［在《君主论》（ch．26）中］他写作时是在更为一般的变革的意义上使用了“revoluzoni”（哈托1949，503）。到了16世纪初，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圭恰尔迪尼（1970，81）把政府中的一次变动写成是一场“rivouzione”。一般似乎认为，revolution这种新的表示政治变革的含义产生于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初的意大利，以后便向北传播开了。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revolution”这个词的本义是天文学方面的，因此，也许是联想出来的也许是派生出来的，这个词还有占星术方面的含义。但丁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乔望用英文，爱耳弗勒根纳斯（主要由他为但丁提供天文学方面的信息）和梅萨哈拉用拉丁文译文，另外还有萨克罗伯斯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明确的意义上用这个词记录了所观察到的恒星、太阳、月球和各个行星每天的运动，还记录了行星（或者被认为是它们所隶属的天球）轨道上的表现运动。在科学革命初期，这个词被大胆地用在了哥白尼的名著《天体运行论》（1543）的标题中，而且还不时地出现在伽利略1632年发表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它；在印了许多版并有数种外文译本的勒雷雄的《趣味数学》中（该书的英文本是由威廉·奥特雷德译的），在文森特·温类似的通俗易懂地概述天文学和占星术的著作中，以及斯特里特的《卡罗来纳天文学》（1661）中（牛顿年轻时就是从这部书中记录下开普勒第三定律的），都可以发现这个词。换句话说，从12世纪到问世纪以及后来，revolution这个词经常而且显著地出现在（既用拉丁文也用本国语撰写的）有关无文学和占星术的专业论文中，并且出现在《神曲》这样的非专业性著作中，以表示天体（或它们的夫球）旋转360度并且完成～次环行运动或按某一单位计量的这种周期性的（周期循环的）运动。不过“revolution”的含义也扩大了，它可以表示任何旋转或周而复始的情况——从车轮的转动这种物理事件，到象征心中反复考虑某件事的概念。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继而在17世纪中，“revolution”开始获得了比其原有的天文学和占星术上的含义更宽的意义，其含义大大超出了所例举的数学和物理学的范围。Revolution可以是任何一种周期性的（或半周期性的）事物的变化，最后，它可以用来表示任何一些经历一系列有序的发展阶段的现象——循环（意指“转一圈”）甚至文明事物或文化事业的兴衰，也像涨潮和落潮一样，被称作是一种循环。所有这些含义显然与该词本来的天文学上的意义有关。

    有一个类似的词，这就是“rotation（自转）”，有时候，人们会把“revolution（公转）”与它混为一谈。今天，我们喜欢明确地去区分物体围绕其轴线的运动（自转）与物体沿着一个封闭的路线或轨道的圆月运动（公转）；所以我们说，地球既围绕其轴线进行着周日的自转，又在其围绕着太阳的轨道上进行着周年的公转。不过，直到问世纪末，这两个词还时常被相互替换地使用着，例如，在牛顿的《原理》（1687）中就是这样。“Rotate”这个词来自拉丁文动词“rotare”（意为旋转或回转）；拉丁文名词“rota”意指车轮（从而后来也就有了马车的含义），甚至还可以有在比喻时表示变化和无常的含义。在当代英语的习惯用法中，“rota”这个同保留了下来，以表示轮班或轮流工作的固定秩序，甚或用来表示花名录或人名单。晚期的拉丁文名词“rotatio”使我们有了我们的词“rotation”。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算命的“tarocchi”（纸牌）像今天的纸牌一样，其中重要的一张牌就是“rota di fortuna”或命运之轮。人的命运被假定是由这种命运之轮或“rota”及其转动决定的。这样，也许就有了两种主要的“转动”的根源，人们相信它们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人生的进程和国家的进程：一种是命运之轮的转动、旋转或疾驰，另一种是天球的绕转。大概，“revolution”这个词的出现可以与命运之轮因而也可以与天球联系在一起（亨利·格拉克已经发展了这一看法）。从政治语境中的“revolution”或“rivoluzione”出现的频率与命运之轮或“rota di fortun”的关联中，有可能发现这种联系的证据。在但丁那里，“revoluzione”作为一种表示天国的圆周运动的词出现在《神曲》中；但他并不需要“rota di fortuna”这种想象。尽管轮子的旋转是圆周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轮子的转动从何处开始结束时还将止在何处。因此，虽然对于天球的运动而言，回转、返回或完成一次循环等都有着实际的意义，但对命运之轮来讲却并非必然如此。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期，有一种普遍流行的信念认为，政府的事物是受正在运行中的行星的控制的。尤金·罗森斯托克-休伊斯（193，86－87;参见哈托1949，511）发现了一个德国16世纪时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人类历史中的事件，与“在最初的运行中”（“in der ersten Revolution”）关系到黄道十二宫的行星有关。维拉尼（哈托1949，510）对1362年有过一段记载，其中有占星术所提供的佛罗伦萨人将要出兵攻打比萨的准确时间。开普勒和伽利略都把用占星图为统治者算命当作他们专业工作的一部分。开普勒（1937，4：67，参见格里万克1973，144）曾认为，参星的出现是与那些延长了的灾祸有关的，这些灾祸“不仅由于君主的去世，而且由于随之而来的政府中的变动［nicht ebendurch Abgang eines Potentatens und darauf erfolgende Neuerung im Regimen］”导致了一些苦难。在1606年的一封信中，开普勒（1937，15：295－296）批评了占星术“以宇宙的运行为基础［ex revolutione mundi］”对人类历史所作的浅薄的预见。有些图片证据可以表明，伊丽莎白女王和路易十四的皇权及其君主政治的基础是与占星术联系在一起的（参见图1、图2和图3）。

    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或者生活在16-17世纪的人，一下子就会把“revolution”这个词与巨大的时间之轮的展现这一思想联系在一起。时间之轮及其运行这一概念，不仅被用来作为一种纯粹的思想的隐喻，而且还可以用具体的实物形象和物理客体为例对它加以说明。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物的钟楼上，谁都能看到标志着时间进程的表针（表针只有一个，即指示小时的时针）连续不断的运行。时间消逝的另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大概就是在包括太阳、恒星和月球在内的夫球运行的过程中每天的表观运动。对于时间之轮，也可以根据太阳每年在其视轨道上穿梭于固定的恒星之间的运动作出形象化的描述。天球每天的运转（我们今天把这称之为自转）会带来其从早晨到中午、傍晚直至夜间的变化，并且标志着一种每24小时为一天的周期。在一年的进程中，太阳在其轨道上的运行所带来的变化有回升和日落的位置变化，白昼与黑夜的时间长度的变化，以及季节的变化等。

    这些周期性变化的重要性质不仅仅在于，从“revolution”这个词本身意味着“转回来”这个意义讲它们是一系列现象的循环或重复，而且在于，在每次这类时间循环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戏剧性的重要变化。有什么差别能比得上日夜之间或冬夏之间的差别呢？！它们的差别就像是这样：生命产生，进入成熟阶段，然后死亡，腐烂，最终又复活——亦即地球上生命的循环和生命无穷无尽的延续。天文时的循环周期包含着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太富有戏剧性了，用“突变”这个词来定义它们是十分恰当的，蒙田及其他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都曾用它来表示某种巨大的变化，而我们则会把与这类变化相似的事件称之为革命。到了17世纪，一场revolution所指的就是人类事物和民族命运变化的大潮中的一系列事件、一次循环或一种涨落兴衰，或者（或多或少）是以前的某种状态的再现，而依次单独发生的事物和特别的事件往往被称作是突变。不过，即使某个重大的事件或变化并非必然就是某一固定顺序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它随着伟大的历史车轮的发展及时地发生和形成了，因而，用revolution来形容它也还是可以的。revolution也可以用来指某一改变了历史的正常进程的事件，例如一个使历史车轮稍稍加快前进的事件，或者一种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或“epoca”）、标志着新纪元开始的事件。在16世纪和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巨大的变革都被称作是revolution，这反映出了对占星术事业、对命运之轮、对事物的兴衰或循环以及对历史车轮的前进等进行思考的背景情况。

    这种“revolution”的出现，其最有趣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暗示着有些事件是由超出人的意愿和力量的一些因素决定的——或许是由占星术业、或许是由有关（历史车轮的运行导致的）循环演替的规律决定的。因此，人类事件和历史的进程，大概也像恒星、太阳、月球以及行星等的运动那样，遵循着同一个不可抗拒的固定的程序安排，上帝的直接干预能使它们发生变化，就像奇迹中发生的那样。也许，人的干预也可以引起一场革命，从而超越或在瞬息之间取代由那些恒星的运行所决定的固定的顺序。

    17世纪

    除了这些用法和含义外，作为表述非循环的巨大变化事件的revolution概念，渐渐地出现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务必要牢记的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revolution”这个词含有两种显然对立的一般性意义。一种所指的是这样一类要经历循环的全过程的具体的活动，它最终能导致一个与以前的某一状态同一或类似的状态，或者，导致这类循环的一种继续或一种不需具有严格周期性的涨落兴衰过程。另一种所指的是，颠覆，推翻，“mutatio rerum（事物的变化）”，在国家大事中、在王朝的继承中或者一个政体中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变革等。第一种所要借助的是一个完整的周期或转动360度这样的概念；第二种所要借助的则是18O度的大转弯这样的概念，这种大转弯只不过是一种短时间内的激进的变革，听起来很像是我们1789年以后的revolution（即政治革命）概念。不过，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也许未必像看上去那么大。因为在此时，人们普遍相信，正如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进步的方式就是回到早些时候那些更好的时代之中。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一次重要的进步想象为是回到以前的某个状态，即回到某个黄金时代去。把时钟或日历向后拨就构成了进步这种信念，是与世界本身或生活的环境不断恶化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宗教思想来看，这样一种衰退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堕落、被逐出伊甸园之时。在我们当中，有谁的父母不曾对他说过“以前的”情况更好？我们的父母是对的。食物在新鲜时显然比冷冻后、比用化学染料和防腐剂掺了假、比装在缺少新鲜空气的塑料袋中味道更好、更有营养。很清楚，在轮船男女服务员的照顾下坐在平安宁静的包舱中漂洋过海，要比八个或十个人坐在一排拥挤不堪的宽体喷气客机中舒服得多。毫无疑问，在谈到孩子们小的时候更尊敬他们的长辈、举止更有礼貌时，我们的父母也是对的。今天，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化学战、生物战以及核湮灭的不断威胁下的人，没有谁在回顾以往时不把过去的某些最黑暗的日子看作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我们现在要好的时代。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社会政治的改革者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期待着回到某个更美好的或类似的时代，回到符合圣经宗旨的环境中，回到受登山宝训中宣布的正义原则所支配的世界。因此，从回到某个更美好的时代、建设起“一个天堂”、恢复——如1649年平均主义者的《宣言》所提出的那样的（艾尔莫1975，153）——“［存在于］原始的基督徒［自发的］公社”的那些原则等意义上讲，剧烈的变革被看作是一“revolution（回返）”。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revolution”这个词的确定的含义仍然是恢复，在这里是指恢复《权利法案》（1689）的原则，这项法案对在美国的英国殖民地上的英国人并不适用。

    在16世纪、17世纪甚至到了18世纪，要想说出某位作者心中所想的“revolution”是哪种意思：是一种明确的复归（一种循环现象、一种涨落兴衰），或是（可以导致某种新事物的确立的）某一大规模的事件，还是某个顺次发生的事件，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603年约翰·弗洛里奥所译的蒙田的《随笔集》（p．74）中有这么一段具有现代意味的话：“综观我们内部的和国内的这些争斗，有谁不会惊讶地大喊：这个巨大的世界框架正在接近毁灭，审判之日即将降临，别再念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