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历史学家的眼界及时得到了一次扩大。希腊思想在获得了对它自身和它自己的价值的意识之后，就着手征服世界。它从事一桩冒险行动，那种发展庞大得不能容纳在单纯一代人的观点之内，然而它对自身使命的意识又给了它以一种关于那种发展在本质上的统一性的信念。这帮助希腊人克服了在亚历山大大帝以前的时期浸透了他们所有的历史编纂学的那种特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历史在本质上始终都是一个特殊社会单位在一个特定时间里的历史：

    1）他们意识到这种恃殊社会单位只不过是很多社会单位之中的一个；而且在一个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只要它和其他人，无论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有了交往，这些其他人就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尽管由于这种理由希罗多德就不得不谈到波斯人的某些事情，他对他们之感兴趣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而仅只是作为希腊人的敌人，——是有价值和可敬的敌人，但毕竟是敌人而不是别的什么。2）在公元前5世纪，甚至于更早一些，他们就意识到存在着有像人类世界，即所有特殊社会单位的整体，这样一种东西；他们把它叫做〔普世〕，它与〔宇宙〕即自然世界不同。但是这种人类世界的统一性，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地理的、而非历史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意识。普世历史、世界历史的观念，还是不存在的。3）他们意识到，他们所感兴趣的特殊社会的历史已经继续了很长的时期了。但他们不想追溯得很远。这一点的理由我已经解说过了。迄今为止所发明的唯一真正的史学方法，乃是靠追问目击者；因而任何历史学家的领域的上限都是由人类记忆的界限所规定的。

    这三种局限性在被称为希腊化的时期内都被克服了。

    1）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狭隘观点的象征，是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语言区别。公元前4世纪并没有消灭这个区别，但却消除了它那种僵硬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野蛮人可以变成希腊人，这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所熟悉的一种事实。这种野蛮人的希腊化在希腊就称为希腊主义（Hellenism，〔希腊化〕一词指说希腊话，而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指采用希腊的风俗习惯）；而希腊化时期就是野蛮人采用希腊风俗习惯的时期。于是对于希罗多德来说，主要是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敌对（波斯战争）意识的那种希腊的历史意识，就变成了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意识；在这场合作中希腊人带头，而野蛮人步他们的后尘也变成了希腊人，即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因而也是希腊历史意识的继承者。

    2）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普世〕或至少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以及包括希腊人曾对之特别感兴趣的所有非希腊民族的一部分）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世界”就成为某种不止于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