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的财富并不是他倒台的原因，在明智的观察者看来，财富只不过是很可能导致他倒台的某种在生活节奏中行将发生的事情的征兆。在明智的道德意义上，对于任何可以称之为犯错误的事，倒台都不是惩罚。在希罗多德的书中（iii，43），当阿马西斯③断绝了同波吕克里特④的联盟时，他简单地以波吕克里特太兴旺了为理由于下了这件事：摆朝着一边摆动得太远了，所以就会朝着另一边摆得同样之远。这样的例子对一个能够运用它们的人来说，却有着它们的价值；因为他能运用自己的意志在它门达到危险点之前就阻止自己生活中的这些节奏，并能扼制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而不允许它们驱使自己到过分的地步。因此，历史学就有价值；它的教导对人生是有用的，仅仅因为它那变化节奏很有可能重复，类似的前因会导致类似的后果；著名事件的历史是值得记取的，以便作为判断预兆的一个基础，它不是可证明的但却是可能的，它不是说明将要发生什么而是可能会发生什么，并指出节奏中现在正在行进着的危险之点。

    ①见《美诺篇》（Meno），97，a～b。

    ②克罗苏斯（Croesus），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的国王，以富有著称。——译者

    ③阿马西斯（Amasis，公元前568—526），埃及国王。——译者

    ④波吕克里特（Polycrates），萨摩斯的僭主（公元前530年）。——译者

    这种历史观正是决定论历史观的对立面，因为希腊人把历史过程看作是灵活的，并可能接受教养良好的人类意志的改造。所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行将卷入一场悲剧的人终于被悲剧所淹没，只是因为他太盲目了而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如果他看见了危险，他就能防范它。所以希腊人对于人类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有着一种轻快的而确实是天真的感觉，并且认为这种力量仅仅受他的知识的局限性所制约。从希腊人的观点看来，孕育着人生的那种命运之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仅只因为人类茫然不了解它的作用。假如他不能理解这些作用的话，他仍然可能对它们具有正确的意见；而且只要他获得了这些意见，他就能把自己放在命运的打击打不到的一个位置上。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的教导是有价值的，它们的价值却为它的题材的不可理解性所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诗歌要比历史学更科学的原因，因为历史学只不过是搜集经验的事实，而诗歌则从这些事实中抽出一套普遍的判断。历史学告诉我们说，克罗苏斯倒台了，波吕克里特倒台了；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诗歌并不做出这类单独的判断，而是做出像这类极富的人都要倒台的普遍判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甚至于这也只部分地是科学的判断，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为什么富人就要倒台；普遍的判断是不能用三段论式加以证明的；但它却趋向于一种真正普遍的地位，因为我们可以用它作为一个新三段论的大前提，把这种概括应用于新情况。因此，诗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乃是历史教导所凝结的精髓。在诗歌中，历史的教训一点也没有变得更容易理解，它们始终是不可证明的，因而就仅仅是可能的；但它们却变得更为简明，所以就更加有用。

    这就是希腊人用以设想历史学的性质和价值的方式。与他们总的哲学态度相一致，他们不可能把历史学看作是科学的。他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根本上并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知觉的集合。那么他们有关历史证据的概念是怎样的呢？与这种观点相一致，答案就是：他们认为历史证据就是这些事实的目击者所作出的事实记录。证据就在于目击者的叙述，而历史方法则在于得出这些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