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应当不管目的论而应遵循因果性的路线。事实上，三种反对派对于历史哲学的超验性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否定了历史和哲学的统一性，但否定的程度不同，各有特殊用意，初步研究不同，方式不同。

    这些学派在它们所否定的方面虽则是一致的，但从我们看来，它们三者都要受到一种批判，这种批判把它们在一种单一的否定下一致起来了。因为，甚至一位朗克的能力和智力也无力把生气灌输给稳健主义，无力坚持外交式历史的折衷主义，在企图这样做的人失败以前，事情就失败了，因为这样做是和他们的能力背道而驰的，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不可知论的历史观是荒谬的——这种历史不是哲学性的，但又并不否认哲学，不是神学性的，但又不是反神学的，而把自己限制在民族及其相互的影响方面——因为朗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有超过民族的力量或理想，因而需要在一种哲学或在一种神学中思辨地加以辩护。这样一来，他就使自己受到了实证主义者的责备，他们不信任他的观念，说它们是“神秘的。”由于同一理由，其他的人就在把它们一点一点地从理想或精神运动的地位变成自然的和生理的产物，如同洛伦兹所尝试的一样，他是一个热烈地追随朗克的人，他因其生殖的和遗传的学说而陷入了他的老师本人力图避开的生理主义和自然主义。当这种从精神性到自然的过渡被完成时，历史与史前，即文明史与自然史之间的分界线也就不被尊重了。另一方面，当观念被人解释为超验的及被解释为符合神意的设计时，事情又回到“历史哲学”了；神意根据一种法则支配世界，并根据一种行程计划指导世界。自负为公正与客观的基础原是一种半吞半吐的、暗示性的、谨慎缄默的文字策略，它同样是骗人，从严格批判的观点看来，反对朗克及其教皇史的耶稣会士将要永远得势——教皇制度要么永远到处像它所自命的那样是作为人的上帝之子所建立的一种制度，要么就是一种谎言。尊重和谨慎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二者必居其一。事实上，不采取那种看法左袒一边是不可能的；充其量不过因此形成一些宽容的人、袖手旁观的人和漠不关心的人所组成的第三派而已。朗克的原则是不大一贯的，这可以从他的《世界史》的某一部分看出来，在那里，当他谈到塔西陀的时候，他以历史教师的身份提到他自己的体验说，“不能说史学是向进步方面平稳地和始终如一地发展的，在古人中是如此，在近人中也是如此，因为，目标本身是在时间的进程中形成的，永远是不相同的，而概念是以作者的生活和写作的环境为转移的”。这样一来，他就在盲目的偶然论跟前采取了一种退却的行动，而现在的历史描绘则表明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现在的历史描绘已描绘了历史思想从希腊人到近代的有机的和进步性的发展。在另一方面，整部《世界史》证明，由于他所存心模糊地留给我们的观念或观念网不大一贯，结果，他就很难使那部浩瀚的叙述具有生气，那部叙述非常缺乏联系，非常沉闷，有时甚至写出一些无关的想法，例如，在第一卷开头，他把扫罗和撒母耳跟那些同教皇发生冲突的皇帝相比，把罗波安和耶罗波安的政策跟近代的中央集权国家与离心的地域之间的政治冲突相比。一般地说，我们发现朗克有一种陷入实用主义方法的不可避免的倾向。批评朗克的话同样再可以用来批评他的门徒和那些培植同样也是折衷性历史的人。至于语文文献性历史，我们对它的纲领的描绘就把它的无用说清楚了，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一种双重的谬误。

    如果真正采取最严格的方法去审查见证，那就没有见证是可怀疑和研究的了，语文文献性历史就会否定它所希望建造的历史的真实性。如果由于外在的理由，把价值强加给某些证据，那就没有一种胡说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没有一种胡说不会没有诚实的、公正的和聪明的人站在它一边。语文文献学方法甚至对奇迹也无法加以否认，因为奇迹也有证明确有一次战争或一份和约的同样核实为凭，例如洛伦兹就按照最严格的语文文献学批判法审查过圣伯尔拿的奇迹。为了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和不承认随着见证无效而来的历史无效，就只好求援于思想，别无他法，思想从内部重组历史，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它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那是不能想象的。这种求援就是宣布语文文献性历史的破产。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形式的历史如果依靠历史本身所提供的一切帮助，它就多少可以支持自己作为历史而存在，并自相矛盾；或者说，它自相矛盾，却不能支持自己，或又采用实用主义、超验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只能在表面上支持一会儿。其中实证主义又在不同体制中遇到了同样的经验，因为它用来从原因方面说明事实的历史原则先假定有事实，而这样的事实本来就是思想，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已得到了说明的。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这在历史和社会学的关系中是昭然若揭的，它们互相作为基础，同时又互为对方提供基础，很像柱支持柱顶，同时又从柱顶再树立柱子一样。但是，如果为了打破这一循环，把历史当作基础，把社会学当作它的实践，社会学就不再是历史的说明，历史就要另找说明了。根据不同的爱好，这不是一个未知的原则，就是某种像上帝一样行动的思想形式，二者都是一种超验原则。因此，实证主义就在事实上导致了历史哲学，如同孔德、巴克尔及其他同类人物的启示录和福音书所例示的：他们都是最虔敬的神学家，但是很混乱，他们重新采用已被浪漫主义史学驳斥过的那些谬误概念。

    浪漫主义是知道它已把人类事务发展方面的研究工作提到了什么样的高度的，当它面对这类肤浅的、愚昧的或粗糙而奇怪的历史时，它确乎是会大叫大嚷的（事实上，它已通过它的勇士的嘴大叫大嚷了），会模仿波拿巴在雾月十八日的口吻对它的反对者和后继者叫嚷说：“我留给了你们以如此光辉的历史，你们用它做了些什么呢？难道这就是你们答应用来解决我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新方法吗？除了厄运与贫困以外，我从中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们是一些在史学的长远发展中从未见到绝对倒退的人，我们的当前的或最近的敌人虽是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学派，但我们不能让自己随波逐流，跟着正在反对这种学派的浪潮跑，以致看不见事实上是这一学派自己所固有的东西，由于那种东西，它确实代表了进步。我们也不会去衡量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优点，把它们加以比较，并作出结论，肯定浪漫主义的优越性；因为人人皆知，这样去审查优点的程度乃是教授们的事，在历史上是不能容许的，观念上后来的东西，实际上比它所继承的东西好，尽管表面相反。第一，严格地说，相信浪漫主义所已赢得的东西在实证主义中失去了，那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比较用心地来看时，我们就知道，那些东西都被保存下来了。浪漫主义废弃了历史二元论，从历史二元论看来，事实上存在着积极的事实和消极的事实，即被选的事实和被弃的事实。而实证主义一再说，一切事实都是事实，它们都有进入历史的同等权利。浪漫主义用发展的概念替换了由已往史学插入事件进程之间的鸿沟与罅隙，实证主义也一再重复那种概念，把它叫作进化。浪漫主义在发展方面确立了许多时期，这些时期或者是一种局面循环的形式，像维科所确立的一样，或者是一种非循环的、直线的状态，像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所确立的一样，它并且举例说明了各种状态是一连串的精神形式或心理形式，而实证主义则复活了这类概念（虽则由于它的信徒通常缺乏教养，它常常相信自己发现了前人从未发现过的东西），这是可以从一长列的例证中获得证明的。这类例证有孔德的心理发展的三个时期和分别属于同时代人兰普雷希特和布雷西格的“新产品”的社会发展的八种局面或四大政治时期。浪漫主义断定，用看成原子一样的个人的任意、筹划和计谋来说明事件是一种儿戏，而以普遍的东西、“观念”、各种观念、精神、民族和自由作为历史的主题；实证主义也反对个人主义的原子主义，谈论群众、种族、社会、技术、经济、科学、社会趋势；事实上，它谈论一切，但蒂齐乌斯和克伊乌斯的任性是例外，不再被认可了。浪漫主义这时不仅已经加强了各种观念价值的历史，而且已把它们看成是有机地联系着的；而实证主义则坚持社会因素的相互依存和实在的东西的统一性，并想用文明和文化史来填补各种专门史的空隙，所谓社会史本身就包括了政治、文学、哲学、宗教以及其他一切类别的事实。浪漫主义推翻了他律的、教育性的、道德化的、服务性的历史，实证主义也自夸它的历史是一种科学，本身就是目的，像其他一切科学一样，虽则也像一切科学一样，它提供了实用的基础，因而是能应用的。浪漫主义提高了对博学的尊重，刺激了博学与历史之间的来往。但是，实证主义时期的博学和语文文献学自负它们本身就是历史，除了意识到它们继承了它们所保存和夸大的浪漫主义以外，它们那种自负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它们的方法的实质，除了（如同弗埃特所已很好地注意到的）表现在创始这种方法的沃尔夫身上的浪漫主义对于原始的、真正的、质朴的东西的寻求以外，又是从哪里继承得来的呢？我们最好要记得，沃尔夫是一位前浪漫主义者，他是佩服奥希恩和通俗诗歌的。最后，实证主义力图找出历史的诸原因，找出历史事实的连贯，找出各因素的统一性及其对于一个最高原因的依存，除了浪漫主义者本身对于发展的方式、目的和价值的思辨以外，那种努力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任何一个注意到这一切和我们所能列举的其他类似之点的人必然都会得出结论说，实证主义之于浪漫主义跟启蒙运动之于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者少，而作为它的假设的合乎逻辑的执行和夸大者多。甚至它之最后变成神学也和浪漫主义之最后变成神学是相应的。在其他方面，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因为超验性总是超验性，不管它被设想为上帝的超验性或理性的超验性，被设想为自然的超验性或物质的超验性。

    但是，把它看作物质也好，看作自然也好，这种对浪漫主义的问题和概念的自然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歪曲把观念歪曲成原因，把发展歪曲成进化，把精神歪曲成群众等等，乍一看去是可厌和可笑的，人们最初会以为那是实证主义史学的弱点所在，其实相反，从细心的观察者看来，它正是实证主义比浪漫主义进步的地方。那种曲解有力地否定了历史是由超现实的力量，由外在的究竟，由超验的法则所推动的，在它的动机方面是如此，在它的一般趋势方面也是如此，与此相关，它肯定了历史的法则应从真实界中去寻找，真实界是单一的，名叫“自然”。实证主义没有理由愿意听到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心里头却有教条主义的和超验论的形而上学，那种形而上学已经渗入了康德及其后继者的思想中；它所轻视的标的是好的，虽则结果它把形而上学和一般哲学弄混了，或把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批判的形而上学弄混了，把存在的形而上学和心灵的形而上学弄混了，它自己不是完全不受它所攻击的东西的影响的。但是这种情形并不妨碍它对“形而上学”的极为反感，由于把我们自己限制在比较直接的兴趣中，并不妨碍它去讨厌“历史哲学”产生于持久的结果。幸亏有了实证主义，历史著作才变得不那么幼稚，著作中的事实才变得较丰富，尤其是富有浪漫主义所忽视的那类事实，例如被称为自然安排的安排，被称为退化过程或病态过程的过程，被称为心理错觉的精神混乱，被称为物质兴趣的兴趣，以及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或经济活动，势力与暴力或政治力量与革命力量等事实。实证主义存心否定超验论，存心观察它的一切，它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实际它也是正确的。我们每一个适当地注意那类事情并再次提出那种否定的人乃是在收获实证主义的果实，在这方面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它的矛盾的功绩在于它使浪漫主义史学中潜在的矛盾变得更明显了。应该说，实证主义者的最无节制的学说例如泰恩的学说也有这种功绩，泰恩认为知识是一种真正的幻念，认为人类的智慧是一种偶合，它认为非理性是正常的状态，就像朗布罗梭相信天才就是疯狂一样。这种情形的另一个例子是，人们试图发现异质混杂和历史分歧是怎样出现的，如果同质被假定了的话；此外还有方法论上的规则，认为对历史的说明应当从因果关系中去寻找，但应在天才和德行前停止，因为它们没有因果关系，它们拒绝接受因果说明；还有可怖的不可知，人们对那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科学巨人大捧特捧一阵之后，它被放在真实事物的历史的前头。但是，既然浪漫主义没有使精神和自然相融合，而是互相反对，那末，在浪漫主义时，如果精神吞噬了自然，但没有能力消化它（因为，前面已经说过，它是消化不了的），而现在则自然在对精神做出同样的事，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是很公平的。这种情形如此公平，如此合乎逻辑，因而有不少的旧日唯心主义者倒向了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因而对他们自己在混乱中无力看清道路所作的自白立即成了有教育性和有启发性的，挂上“不可知论”名义的困惑也和这一样。对历史实证性的明确肯定代表一种思想上的前进，同样，其对立物被推到极端时也就向新问题的准备和解决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新方法前进了一步。毁谤应当出现，意思是说，甚至荒谬的人的毁谤和对人类良知的令人厌恶的错误批判的毁谤也是一种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