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的哲学的一个新的自成体系的部分，而应看作我的史学理论的加深与扩大，那是我在第二部分即《逻辑学》的某几章中所已大体谈过的。但我对精神的方式、对这些方式的差别和统一、对它们的真正具体生活亦即发展与历史、及对历史思想亦即这种生活的自我意识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历史理解问题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我在谈完了大的范围后重新讨论史学问题并使它超出第一次所谈的范围，乃是对于整部著作所能作出的最自然的结论。“结论”的性质说明了这最后一卷的行文较之以前各卷较为紧凑和较少说教的原因，也说明了这样做是对的。

    贝奈戴托·克罗齐

    1916年5月于那不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