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或麦迪逊）原载1788年2月19日，星期二，《纽约邮报》

    致纽约州人民：

    对众议院的第三个非难是，它将由最不同情人民群众、而且多半旨在野心勃勃地为抬高少数人的地位而牺牲多数人的那个阶级的公民来选举。

    在所有反对联邦宪法的意见中，这也许是最突出的一种。这个反对意见本身是针对一种所谓的寡头政治，它的原则是从根本上取消共和政体。

    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其次，当他们继续受到公众委托时，采取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来使他们廉洁奉公。用选举方式获得统治者，是共和政体独有的政策。依靠这种政体，用以预防他们腐化堕落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有效的一种是任期上的限制，以便保持对人民的适当责任。

    现在我要请问，在众议院的结构中有什么地方违反了共和政体的原则或者有利于少数人牺牲多数人使自己向上爬呢？我要请问，是否一切情况相反地都不严格符合这些原则，对各阶级和各类公民的权利与要求都未做到绝对公平？

    谁是联邦众议员的选举人呢？不论贫富、有无知识、出身名门或出身微贱全部一视同仁。选举人应该是合众国的绝大部分人民。在每个州里，行使选举州议会相应机构的权利的人，也是一样。

    谁是公众选举的对象呢？凡是其功绩能赢得国家的尊重和信任的公民都是这种对象。财富、门第、宗教信仰或职业都不得限制人民的判断或者使人民的愿望受到挫折。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那些由同胞们的自由选举选为众议员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此种情况包括能够设想或期望的一切忠于选民的保证。

    首先，他们是由于同胞的爱戴而出名的；我们可以设想，一般说来，他们也会由于具有某种品德而得到名望，并且保证他们认真而细心地关心自己任务的性质。

    其次，他们将在一种至少不会不对选民产生暂时情感的情况下参加公共事务。每个人的内心对于荣誉、爱戴、尊敬和信任的标志都怀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撇开一切利害考虑不谈，就是感恩图报的某种保证。忘恩负义是违反人性的普通论题；必须承认，忘恩负义的事例无论在公私生活中都是屡见不鲜而且臭名远扬。但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极端痛恨本身，就证明相反情感的力量和优势。

    第三，众议员和选民之间的联系，由于种种性质上更加利己的动机而加强。他的骄傲和自负，使他依附一个有利于他的要求而且使他分享荣誉和名声的政体。不管少数胸怀大志的人有什么希望或打算，通常必然发生的是，大多数由于在人民中具有影响而飞黄腾达的人们，对保持这种有利地位所抱的希望，会超过对政府实行破坏人民权力的革新的希望。

    然而，所有这些保证如果没有经常的选举加以限制，仍然是非常不够的。所以，首先要这样来组织众议院，使其成员经常想到他们对人民的依赖。在他们擢升的方式使他们产生的观点由于行使权力而忘却以前，他们不得不预料到他们的权力结束的时刻。到那时，他们执行权力的情形要受到审查，他们必须降到擢升以前的地位；除非他们忠实地卸任，使他们有资格重新上任，他们将永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我还要补充一点，作为在众议院限制众议员采取压制性措施的第五点情况，这就是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同对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必须完全有效。

    这点经常被认为是通情达理的政策能把统治者和人民联结起来的最坚强的纽带之一。它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造成共同的利益和同情感，很少有政府提供过这种例子，但如果没有这一点，每个政府都会蜕变为**统治。也许有人会问：用什么来限制众议院在法律上搞出差别，使其有利于他们自己和社会上某一特殊阶级呢？我的回答是：整个制度的英明，公正的宪法的性质，尤其是激励美国人民的警惕性和勇敢精神——培养自由又为自由所培养的那种精神。

    如果这种精神退化到容忍一种只约束人民而不约束议会的法律，人民就会准备容忍除了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了。

    众议院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责任、感恩、利益、抱负本身，都是约束他们忠于并同情人民群众的媒介。也许这些都不足以约束人的任性和邪恶。但是难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