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获得了与贵族分享担任公职的权利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将要成为政府的裁判官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我们看到那些由人民推举担任公职的平民却总是选举贵族。因为人民具有品德精神，所以他们宽宏大量；因为人民拥有自由，所以他们鄙视权力。但是，当人民丧失他们的原则的时候，他们越是拥有权力，便越加失去谨慎，直到最后他们既成为自己的暴君，也成为自己的奴隶，此时，由于放纵使自己精疲力竭，从而失去了驾驭自由的力量。

    第十三节

    誓言在拥有品德的人民中的效力

    狄特·李维说：罗马人的骄奢淫逸之风产生的最迟，而他们以节制与贫穷为荣的时期却最长；这种情形没有哪一个民族能与之比拟。

    “誓言”在罗马人中具有非凡的力量，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纪了。他们为了信守誓言，他们会竭尽全力，并不是为了光荣和祖国去那样做。

    执政官古因提乌斯·金金纳都斯要在罗马招募一支军队去讨伐埃魁人和窝尔西人，但是护民官们对此持反对意见。于是，执政官说：“好吧!那就让那些去年向执政官发过誓的人们集合在我的旗帜下前进吧!”护民官们大声疾呼，说他与人们的誓言毫无关系，因为当人们立誓的时候，古因提乌斯还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然而护民官们的呼号争辩完全是徒劳的。人民对宗教的虔诚竟超过参与领导他们的某些人，他们并不理会护民官们提及的区别和解释。

    仍然是这些人，当他们要退守到圣山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受到了誓言的约束，他们曾在执政官面前起誓跟随他们参加战斗。于是他们酝酿着要杀死执政官们，但是在被告之，即使杀了执政官，誓言仍然是要履行的；这样他们便放弃了谋反的计划。从他们试图所为的罪过来看，人们足以了解他们对违背誓言所持的某种意念。

    坎奈战役之后，惊慌的人民想要退却到西西里岛去。斯基比欧要人们发誓，继续留在罗马；就这样对于违背誓言的恐惧心理终于战胜了其余的所有恐惧。罗马就像一只在暴风雨中漂泊的大船，有两个锚钩维系着它的安危，一个是宗教，另一个是风俗。

    第十四节

    政治体制最轻微的变革如何使原则遭受破坏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迦太基是一个治理得非常良好的共和国。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在罗马与布匿人之间发生的第二次战争中，迦太基共和国出现了危机，它的元老院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威。狄特·李维告诉我们，当汉尼拔回到迦太基的时候，他发现官吏和绅士们将公共收入中饱私囊，并且还滥用职权。由此得出结论，官吏们品德的沦丧伴随着元老院权威的丧失，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同一个政体的原则。

    人们都知道罗马监察制度的奇迹。但是在一个时期中，这种制度变为一种沉重的负担。然而人们仍然支持这种制度，因为当时的奢侈之风甚于腐化之风。格老狄乌斯削弱了这一制度；这种制度的弱化使腐化行为超过了奢侈行为，监察制度似乎自行取消了一般。我要说的是在奥古斯都和格老狄乌斯统治时期，这种制度经历了被忽视，又被请求恢复；被重新启用，又被废弃，直至完全停顿的全过程。

    第十五节

    保持三种原则极为有效的方法

    在人们尚未读过以下四章的情况下，我无法使人们了解我的论点。

    第十六节

    共和国政体的特殊性质

    由于共和国的性质所决定，共和国的领土应该狭小；反之，它就无法长久生存。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由于拥有庞大的财富，所以便会缺少节制精神；许多超大型的宝库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中；利益沦为私有财产；一个人起初感觉到没有祖国也能使自己得到幸福，变得伟大，获得显贵；那么，不久他就会觉得可以在祖国的废墟上建立惟他独尊的伟大了。

    在一个庞大的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会成为纷繁因素的牺牲品；公共的福利得服从许多例外；还要取决于某些意外。在一个小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能够较好地被感之，被了解，更为贴近每一个公民；弊端也较少，因此，也较少受到保护。

    拉栖弟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由于每次战役之后，都维持其原有的领土。拉栖弟梦的惟一追求就是维护其自由；而自由的惟一利益则是光荣。

    希腊共和国的精神在于满足其领土完整，就如同满足其法律的完整一样。雅典却怀有野心，并把这种野心赋予拉栖弟梦。然而这种野心与其说是想统治奴隶，不如说是力图统治企盼自由的人民；与其说是企图破坏联盟，不如说是要觊觎联盟的盟主。当君主政体兴起之时，一切都化为泡影。君主政体的精神较为倾向于扩张主义。

    除了特殊情况而外[11]，共和政体以外的任何政体都很难能够在某一个单独的城市之中得以生存下去。一个如此小的国家的君主自然会想尽办法压迫人民，因为他拥有很大的权力，却又缺乏享用这一权力以及使这一权力得到尊重的资财，因此他要挖空心思地搜刮民脂民膏。而在另一个方面，这样的君主也很容易受到某一外国势力，甚至某一家族势力的欺凌；人民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聚集和联合起来反对他。于是，当某个拥有一座城市的君主被从城中驱逐出去后，对他的谴责声浪就会平息；然而，如果他拥有数个城市的话，那么这一切仅仅是开始。

    第十七节

    君主政体的特殊性质

    一个君主国的版图大小应该适中。如果狭小，它便自行成为一个共和国；如果过于广大，则国家中的诸侯各自便会拥有相当的权势，于是他们就会超出君主的控制范围，那么就会产生国中之国；此外，这种情形还会使他们深信，法律和风纪对于他们不能够迅速实施，他们也就能够不服从君主了；他们对来自遥远而迟缓的刑罚也就无所畏惧了。

    因此，查理曼刚刚建立起帝国，不得不旋即将其化整为零。这或许是担心各省的总督不服从于他，或许是有必要将帝国分为若干个王国，以便更好地使总督们听命于他。

    亚历山大亡故后，他的帝国被瓜分子。希腊和马其顿的高层首领具有极强的自由意识，或者说，他们至少也是遍布帝国广大地区的征服者们的首领，他们怎么能够俯首听命呢?

    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旋即解体。那些已经不受约束的各路诸侯不能再给自己带上锁链了。

    在这种情形下，迅速建立不加任何限制的权力则是一种补救的办法，这样可以防止帝国的解体。然而，这样的权力形式也是继帝国扩张的灾难之后的又一个新的灾难!

    千条江河归大海，君主制也将迅速消失在**主义的茫茫大海之中。

    第十八节

    西班牙君主政体的特殊情况

    人们不必列举西班牙的例证来批驳我，西班牙的情况恰恰证实了我的说法。为了守住亚美利加，西班牙实施了**主义本身都不愿做的事；西班牙人摧毁了那里的民宅。为了保住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竭力使殖民地维持生存的条件也要依赖于西班牙本土。

    西班牙在荷兰也试图实行**主义。而当它放弃了这一企图后，困境却加重了。一方面，瓦龙人不愿意忍受西班牙人的统治；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士兵也不愿意服从瓦龙的军官。

    在意大利，西班牙维持了它的地位，由于这却使西班牙精疲力竭，而使意大利日益富庶，所以，即使是那些主张摆脱西班牙国王统治的人们也不情愿拒绝他所提供的金钱。

    第十九节

    **政体的特殊性质

    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掌握着**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下达，这样才能弥补这些决定所要递送地区的遥远距离的缺憾；必须使身处遥远地区的总督或官吏对君主有恐惧感，以防他们玩忽职守；还必须做到政令出自君主一人之口，还得随着可能产生的突发事件，不断地变更其政令。庞大的帝国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

    第二十节

    以上各节的结论

    综上所述，就自然特性而言，小国适宜建立共和体制，中等大小的国家由君主治理较为妥当，庞大的帝国则更适合于**君主统治。由此得出结论，为了维持业已建立的政体，就应该维持各自原有的疆域，任何缩小或扩大疆域的做法都将改变国家的精神。

    第二十一节

    中华帝国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必须对以上所述的一切可能产生的非难予以回答。

    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政体真是为人称道，它的政体原则竟然融恐怖、荣誉和品德为一体。这似乎使我所提出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分原则变得毫无意义。

    然而，我却不明白，在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里，仅仅使用棍棒才能驱动人民，那么，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呢[12]?

    加之，我们的商贾们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教士们谈及的这种品德；我们不妨对商贾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员们的掠夺行径加以参考。

    此外，在巴多明神父的书简中有这样的记述：由于几个亲王皈依基督教的行为激怒了皇帝，于是他惩办了他们。这一书简使我们看到暴政在那里滥施的程度，以及依据常规对人性进行冷酷判决的大略情形。

    我们还有德麦兰和巴多明神父关于谈论中国政府的书简。在阅读了某些颇有见地的问题与解答之后，某些不可思议的疑虑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的教士们是否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呢?在那里不断行使的个人意志使他们感慨不已，教士们出于受教皇个人意志支配的习惯，也十分愿意在印度诸王的朝廷中看到同样的统治吗?因为，他们在那里的使命只是在于促使其重大的变革，说服君主们使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为要比说服人民去容忍一切更为容易些[13]。

    诚然，错误的事物本身往往也会有真实的成分存在。由于特殊的或许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使中国政府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曾经对道德观念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产生过各种奇迹。

    中国的异样气候极为适宜人口的繁衍。那里的妇女其生育能力之强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从未见过的。即使是最残酷的暴政也不能够使人口繁衍的进程停止。中国的君主不像法老那样说：“让我们明智地压迫民众吧!”于是，他便将尼禄的愿望归结为人类仅有一个头领。在中国虽然存在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力量，中国的人口繁衍却永远生生不息，而且将战胜暴政。

    中国与其他所有的生产稻米国家一样，常常饥荒遍野。当人民就要饿毙的时候，只有奔逃四方，赖以求生；于是，逃难的人们便三五成群结为盗贼。这些盗贼绝大部分都在形成的初期被消灭了；其余的团伙即使壮大，也随即又被消灭了。然而在非常边远和极为众多的省份中，某些团伙却得以成功。它们不但维持了生存，得到壮大，而且还武装了自己，然后直接向首都进发，直至其首领登上王位。

    在中国**的政体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惩罚，这便是事物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此众多的人口一旦缺乏赖以生存的手段，纷乱则一触即发。然而在别的国家中，人们扭转政体弊端显得如此艰难，是因为其弊端的影响并未发展到极为敏感的程度，那里的君主也没有像中国的帝王那样受到急促而明显的危机警告。

    中国的皇帝与我们的君主的感知有所不同。如果统治无方，我们的君主会感到他来世会缺少幸福，今生也会疏于权力和财富。然而中国的皇帝会在国家衰败之际感到他将丧失帝国和生命。

    虽然在中国有弃婴现象，但是人口却始终在增加。所以需要艰辛的劳作，使土地生产出足以维持人民生活的粮食。这需要政府给予极大的关注。政府时刻都得倍加关心，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劳作，而不去担心自己艰辛劳动的果实会被别人侵占。因此，这个政府与其说是在管理民政事物，不如说是在操持家政。

    这就是人们时常议论的中国式的典章制度的由来。人们曾想使君主以**主义支配法律，但是任何事物与**主义联系在一起都会丧失其力量。中国的**主义在灾难深重的巨大压力下，也曾试图给自己套上锁链，但最终完全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起自己，而且变得更加凶残。

    因此，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主义的国家。或许在最初的朝代，帝国的疆域还没有如此广大，政府的**主义倾向稍逊；而如今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1]

    当驱逐了暴君之后，他们准许外国人和雇佣兵成为公民，因而引起内战。由于人民的力量而对雅典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共和国的体制改变了。青年官吏甲拐走了青年官吏乙的小孩，乙则诱奸了甲的妻子，甲乙两人纵情之日，也就是共和国的体制完结之时。

    [2]

    贵族政治变成寡头政治。

    [3]

    威尼斯用法律去纠正世袭的贵族政治所产生的不便，它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共和国之一。

    [4]

    查士丁认为雅典人品德沦丧是由于爱巴米农达斯的死。他们既不再有好胜之心，便把收入用在宴会和庆祝之事上，“常常是只顾晚饭不顾营垒”。于是马其顿人就在无声无息之中挺身而出了。

    [5]

    提贝留斯在位时为告密者雕像，并颁发给他们胜利奖杯，从而大大贬低了这些荣誉和奖赏的价值，以至那些真正应该得到荣誉和奖赏的人不愿接受这种荣誉和奖赏。塔西佗在他的《史记》中曾记述尼禄在发现并惩罚了一个被捏造的反叛阴谋时，是怎样把胜利奖章颁发给柏特罗尼乌斯·杜尔比利亚奴斯、涅尔瓦和蒂哲利奴斯的。还记述了罗马的将军们如何因为轻蔑“世传的胜利勋章”而不愿意作战。

    [6]

    一个国家的君主非常了解他的政府的原则。

    [7]

    他们总是首先联合起来反抗外来的敌人，这叫做“联合主义”。

    [8]

    体育分为两个门类：跳舞和角力。在克里特，人们可以看到丘列特斯的武士在跳舞；在拉栖弟梦，可以看到卡斯托尔和波留克斯的武：上在跳舞；在雅典，可以看到柏拉斯的武士在跳舞，这对还没有服兵役的青年是很合适的。柏拉图在他的《法律》中说，角斗是战争的形象。他颂扬古代只创立了两种舞蹈：和平舞和剑舞。柏拉图在同一书中还论述舞剑如何应用到军事技术之中去。

    [9]

    马尔西阿尔说：“拉栖弟梦体育场的竞技不如说是淫秽的。”

    [10]

    古代盛酒的器皿常常用容易腐蚀的材料如皮革之类制成。

    [11]

    例如一个小国的元首介于两个大国之间，依靠着两个大国相互间的嫉妒而生存，但是其生存并不稳固。

    [12]

    杜亚尔德认为，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

    [13]

    杜亚尔德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教士们如何利用康熙的权力去堵住官吏们的嘴巴。官吏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外国人不得在帝国内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