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平等的原则不仅在一个国家发展，而且象在今天的欧洲这样，在相邻的几个国家同时发展时，居住在这些不同国家的人，尽管语言、习惯和法制不同，但在都怕战争和都爱和平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野心和愤怒武装各国君主也没有用处；人民普遍持有的那种漠不关心和袖手旁观的态度，使君主们情不自愿地消下起来，丢下手中的宝剑。于是，战争越来越少了。

    随着平等在几个国家同时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居民一起涌向工商业，不仅他们的爱好日趋一致，而且他们的利益也逐渐交融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加于他国的危害都不能不弹回到自己身上来，从而使人认识到战争是一种对战胜国和战败国来说损害差不多相等的灾难。

    因此，在民主时代，一方面是难以把各国都拉进战争，另一方面是几乎不可能只有两个国家交战而不牵涉其他国家。

    各国的利益互相交织，它们的意见和需要也彼此相同，所以一个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其他所有国家也无法保持安宁。因此，战争越来越少，而一旦爆发战争，战场必将越来越扩大。

    一些相邻的民主国家，不仅象我方才所说的在某些方面变得相似，而且最终达到在几乎所有方面共同。

    而且，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似，对于战争具有重大影响。

    当我寻思为什么15世纪的瑞士联邦曾使欧洲的一些强大国家发抖，而现今瑞士的国力则完全与它的人口数成正比时，我发现瑞士人已变得同邻国人一样，而邻国人也变得同瑞士人一样，所以瑞士现与邻国的差别只是人口的多寡，而能多派兵的国家必然胜利。因此，欧洲发生的民主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重视战场上的兵力优势，强迫所有小国合并于大国，或至少参加大国的势力范围。

    由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所以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兵员派赴战场。

    在部队里可以有象瑞士的步兵和16世纪法国的骑兵那样的比其他兵种精锐的兵种的时代，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征集大量的兵员；但是，到了每个士兵的力量都相差无几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

    新需要的产生原因，也为满足需要提供了手段，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当人人都一样的时候，人人也就都成了弱者。在民主国家，社会权力自然大大强于其他国家。这种国家在想要召集全体成年男子入伍时，也有能力办到。因此，在平等时代，人们的尚武精神虽已减弱，但军队的规模却在扩大。

    在这样的时代，作战的方法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变化。

    马基雅维里在其《君主论》里写道：“征服以一个君主及其诸侯为首领的国家，要比征服由一个君主及其奴隶治理的国家困难得多。”

    为了不侮辱人，我们不妨将“奴隶”改为“公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可以用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的伟大真理。

    一个贵族制大国，征服它的邻国或被其征服，都是极其困难的。它之所以不能征服邻国，是因为它不能集结全国的力量并在集结之后长期保持下去；它之所以不能被邻国征服，是因为敌人会到处遇到许多小防御据点，阻止它前进。在贵族制国家里作战犹如在山地里作战，战败者随时可以转入新的阵地固守。

    在民主国家，情况就完全相反。

    民主国家容易把可用的全部兵力投入战场，而如果它很富庶并且人多，则很容易成为征服者。而一旦它遭到侵略，敌人深入它的国土，它的御敌办法就不多了。如果敌人占领了它的首都，国家就灭亡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在民主国家，每个公民都是各自孤立的，非常软弱，谁也无力自卫，不能支援他人。在民主国家里，只有国家的力量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一旦因为军队被击溃而消失，行政的力量由于首都被占领而瘫痪，而所剩下的只是一伙没有组织和没有力量的群众，他们不能抗击有组织的入侵力量。我知道，使地方享有自由，并由此建立地方政权，可能减少这种危险，但这种办法经常是作用不大的。

    这时，不但人民不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而且恐怕他们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了。

    根据文明国家所承认的国际法，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