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亚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热忱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因此，选民们早就想好，他们所选的议员应当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能够一有机会就发言；在限制他的发言时间时，也要力争在简短的发言中就一切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在陈述当中加上本区所抱怨的一些小小不平；在他不能长篇大论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将所有的问题言简意赅地讲出来，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卓越而完整的见解。只有这样，他才能再次当选。

    这就使那些有自知之明和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厚道的人，不想向此道问津了。如果这样的人当上议员，他可以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侃侃而谈，而要他到全是演说家的议员当中去发言，必将把辩论搞得一塌糊涂，使与会人感到厌倦。

    凡是使当选的人越来越依附于选民的法律，不但要象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改变他们当上议员后的行动，而且会改变他们的语言。这样的法律既影响国务工作，又影响讨论国务工作的方式。

    可以说没有一个告退还乡的美国国会议员不事先备好一份讲稿，在国会上慷慨陈词，述说他为联邦的24个州，特别是为他所代表的地区，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因此，他向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不是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甚至不知所云的大道理，就是使人难于发现和不屑一顾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结果，在这个大机关里进行的辩论，往往空空洞洞和杂乱无章，好象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不想去接近所指向的目的。

    我认为，民主国家的议会都有类似的现象。

    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制，也许能把比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优秀的大批良才吸收到一个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里去，但你无法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和到处招摇过市。

    我认为，在美国，这个病已入膏肓，不可救药，因为这不仅来因于国会的组织，而且也来因于宪法，甚至还来因于国家的制度。

    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看惯了他们的国会的活动，遇到拙劣的发言也不退席，而能耐心听下去。他们甘心忍受这种病痛，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无法根除的。

    我们以上讲的只是民主国家议会的政治辩论的细节，现在我们来谈谈它的主要问题。

    英国下院150多年以来的议事经过，从来没有轰动过国外，发言人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甚至在最靠近不列颠这个自由大舞台的一些邻国，也向来没有引起过共鸣。但是，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时期召开的几次小会议的最初辩论，却轰动了整个欧洲。

    这不仅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而且还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我认为，在民主国家议会里辩论国家大事的大演说家最值得佩服和最有力量。因为没有可以派代表为本身利益而辩护的阶级，所以议员们总是为全国人民和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发言。这就增强了思想的作用，加重了发言的分量。

    在这里，前例没有太大的作用，特权已不再与一定的财产挂钩，世袭权力也不再与一定的集团或个人关连，所以人们必须依靠合乎人性的一般原理去处理他所办理的个别问题。因此，民主国家进行的政治辩论，不管其规模怎样小，都具有一种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普遍意义。这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因为辩论涉及到人，而人在世界各处都是一样的。

    反之，在一些大贵族制国家，某些重大的问题均根据一个时代的习惯和一个阶级的权力所规定的某些特殊理由来处理。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只有有关的阶级，至多还有这个阶级所在的民族。

    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辩论有时引起全球的巨大反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然，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伟大和其他国家的愿意倾听，也起了作用。

    我国的演说家在向本国的公民发言时，往往也就是面对全世界的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