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于罗马皇帝的麾下。这一大群人虽然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但他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遵守同样的法制。每个人各自与皇帝的伟大来比，他们是软弱和微不足道的；而从他们全体与皇帝的关系来说，他们又全是平等的。

    应当承认，人类处于这种新的和特殊的情况，当然会使人去接受基督教宣讲的一般真理，而基督教之所以在当时能够顺利和迅速地深入人心，也正是来因于此。

    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出现了与此相反的情景。

    这时，罗马帝国垮台了，也可以说是四分五裂了，原先受它统治的每个民族又恢复了昔日的独立。不久以后，在这些民族的内部，一些阶层无限地壮大，出现了种族差别，而等级又使每个民族分成若干集团。各民族共有的这个动向，好象在尽其所想和所能，要把人类社会分成无数小块。在这种条件下，基督教也没有放弃它向人们宣扬的主要一般观念，而是要尽量准备适应人类分裂后出现的新趋势。人们继续崇拜创造和庇护万物的唯一的上帝。但是，每个民族、每个城市、甚至每个人，又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某些特权，使至高无上的上帝成为自己的保护者。由于不能把一个神分成许多个，所以他们只好增加神的使者的人数，过分地提高使者的权力。于是，大多数基督徒把对天使和圣徒的崇敬，几乎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以致人们一时不无理由担心：基督教是不是也要蜕化为早被它战败的那几种宗教。

    显而易见，随着把人类中的各民族隔离开的障壁和把每个民族内部的公民隔离开的障壁的消除，人们自然会接受关于单一的而且万能的存在的观念，认为这个存在能够平等地和以同样方式将法律施于每个人。因此，到了这样的民主时代，最重的事情是不准把人对神的使者的崇敬同只应对造物主的崇拜混淆。

    在我看来，另一个真理也很清楚：即在民主时代，应使宗教的表面仪式给信徒带来的负担轻于其他任何时代。

    我在论述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说过，在平等的时代，人的精神最厌恶的，是使自己的观念服从于形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反对以图象渲染事物，认为象征的手法是一种儿戏，其目的是掩盖或粉碎真相，不让真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对宗教仪式表示冷淡，认为礼拜的细节只有次要的意义。

    在民主时代负责规定宗教的外在形式的人，必须审慎考虑人们智力的这种自然本性，以免与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我坚决地认为形式是必要的。我知道，形式可使人的精神沉于抽象真理的思考，助其坚定地追求真理，令其热烈地相信真理。我决不认为一种宗教能够无外在的仪式而维持下去。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在我们正在踏入的时代，过分地讲究宗教的外在仪式是极其危险的；当然要有一定的仪式，但必须以延续教义本身所绝对需要者为限，因为教义才是宗教的本质，而礼拜只是它的形式。在人们越来越平等的时代，拘泥于细节、死板不化、迫使信徒遵守清规戒律的宗教，很快就会只剩下一群狂热的信徒，而大多数人将放弃对它的信仰。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反驳我说：宗教都以一般的和永恒的真理为其追求的目标，所以它不能随波逐流，跟着每个时代的特点的变化而改变其目标，从而不会在人们面前失去其可信性。我对此的回答仍然是：必须把一种信仰得以成立和神学家们所说的信条得以建立的那些主要观点，同由这些观点派生出来的从属概念严格区分开来。不管时代有什么特点，宗教都必须经常坚持前者；但在万事都在改变其位置，人们的思想已经习惯于人间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不愿意死守陈规的时候，宗教也慎重地注意自己与后者的经常联系。我认为，表面的和次要的事物的不变性，只有在市民社会本身停滞不前的时候，才能有机会持续下去。在其他任何场合，我都认为这种不变性是一种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在平等所造成的或促成的一切激情当中，有一种特别强烈并同时振奋人人之心的激情，这就是人人都有的喜欢安乐的感情。爱好安乐，是民主时代的突出的和不可消失的特征。

    可以认为，试图消灭这个主要的激情的宗教，最后会被这个激情所消灭。如果宗教想让人们完全放弃现世的幸福，而叫人们专门去追求来世的幸福，那末，我们可以预言，人们在精神上最后将摆脱宗教的束缚，并为了专门去追求眼前的物质享受，而离开宗教远远的。

    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地和过于排他地喜爱安乐的情感。因此我认为，如果宗教要试图完全压制和破坏人们的这种情感，那将大错而特错。宗教绝对无法使人放弃爱财之心，但它还是可以说服人们只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的。

    现在，我来进行最后一项考察。这项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概括上述各项的考察。随着人们日益相似和平等，与每日都在变化的尘事慎重地保持一定距离的宗教，愈加需要不与一般人都接受的观念和在群众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利益，进行没有必要的对抗，因为公众的意见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和最无法抵抗的力量，而除了这种力量以外，宗教是无法得到足以长期顶住其所受到的攻击的强大支持的。无论在被一个**君主者统治的民主国家，还是在共和制的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如此。在平等的时代，君主虽然常能使人服从，但能使人们信服的却是人民中的多数。因此，凡是不违背自己信仰的人，都要倾向多数的意见。

    我在本书的上卷说过，美国的神职人员是如何不问政治的。这是他们谨慎自制的明显例子，但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在美国，宗教是一个专由神职人员统治的独立天地，而且神职人员从来不想走出这个天地；他们在这个天地内指导人们的精神，而在这个天地外，任其人们自主和独立，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和时代的要求去发挥他们固有的好动精神。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基督教象在美国那样不讲究形式和不重视繁文缛节，但对人的精神却有最清晰、最简明和最一般的了解。尽管美国的基督徒分成许多宗派，但他们对各宗派都一视同仁。无论是对天主教，还是对其他教派，都可以这样说。任何地方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没有象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那样不过问信徒的礼拜琐事，不采取格外的和特殊的礼拜方法，不拘泥于教义的文句而重视教义的精神。天主教的只对天主礼拜而禁止对圣徒礼拜的教义，在美国宣讲得最为清晰和遵行得最好。然而，美国的天主教徒却是最驯服和最虔诚的。

    可以适用于美国各教派神职人员的另一个特点是：美国的神职人员决不把人的视线引向和固定于来世，而是让人心更多地注意现世。在他们看来，现世的幸福在宗教上虽属次要，但仍不失其重要性。他们虽不从事实业活动，但对实业的进步至少还是关心和赞扬的。他们在不断向信徒讲述来世才是人们应当害怕和希望的伟大目标的同时，并不禁止信徒以正当的方法去追求现世的荣华。他们并不怎么多讲来世和现世的差别和不同，而是仔细地研究用什么方法使两者结合和联系起来。

    美国的全体神职人员都承认多数对人们思想的支配作用，并尊重这种作用。除非必要，他们决不反对多数。他们不参加党派的斗争，但随时接受全国和当代的共同意见，跟着振奋周围所有人的感情和思想的潮流前进，而不加抵制。他们致力于引导同时代人向善，而决不与同时代人搞对立。因此，舆论从来不以他们为敌，反而支持和庇护他们。他们布讲的信仰，通过他们本身的努力和借助多数的力量而同时发挥作用。

    因此，宗教通过尊重不与它对立的一切民主本能，并利用其中的一部分，便可以顺利地抵制它的最危险敌人即个人的独立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