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高超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南，同时会不太愿意承认群众是永远正确的。

    在平等的时代，情形就与此相反。

    随着公民们日益平等和日益无差别，使人人都盲目相信某一特定的人或特定的阶级的倾向，将会减弱。于是，相信群众的趋势将会增强，并逐渐变成支配社会的观点。

    在民主国家，公众的意见不仅是个人理性的唯一向导，而且拥有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的无限权力。在民主时代，由于彼此都相同，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但是，这种相同性却能使人人对于公众的判断怀有几乎无限的信任，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公众的判断不与他们大家拥有的相同认识接近，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承认它是真理的。

    当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以个人与周围的所有人比较时，他会自负地觉得自己与每个人都一样平等；而当他环顾周围的同胞全体，拿自己与这个大整体比较时，他又会立即惭愧地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力量微不足道。

    这种原来使他觉得自己在每一个同胞面前都能自主的同一平等，现在把他孤立起来，不能反抗绝大多数人的行动。

    因此，在民主国家，公众拥有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无法想象的强大力量。公众不是用说服办法，而是以全体精神大力压服个人智力的办法，将公众的意见强加于和渗入于人们的头脑的。

    在美国，多数拥有向个人提供大量的现成见解和减轻个人构思己见的负担的义务。在哲学、道德和政治方面，还有一大套关于每个人应不加论证而接受公众的信念的理论。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还会发现宗教本身在美国主要是作为一种共同的见解，而不是作为一种神启的教条发生统治作用的。

    我知道，美国人认为政治法令就是能让多数对社会实行绝对统治的法律。这就使多数对智力活动自然发生的支配力量大为增加，因为人们总是惯于认为压其他们的人在智慧上高于自己。

    多数在美国的这种无限政治权威，确实在加强舆论原来就对每个人的精神发生的影响，但它并非这种影响的基础。应当到平等当中，而不是到平等的人们可能建立的或多或少得到人们拥护的制度当中去寻找这种影响的根源。一般可以认为，在由一个国王统治的民主国家里，绝大多数对智力的控制作用，也许不如在一个纯粹的民主国家里那样绝对，但毕竟是非常绝对的；而在平等时代，不管是什么政治法令统治人民，都可以预言人民对舆论的信赖将成为一种以多数为先知的宗教。

    因此，智力的权威虽然可能有所不同，但它决不会式微。

    我决不以为它会消失，反而预计它会容易强大起来，能把个人的理性限制在与人类的伟大和幸福很不相称的极小范围内。我清楚地看到平等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使每个人的精神趋向新的思想；另一个是使人容易不去思想。我也看得出来，在某些法制的治理下，民主的社会情况促成的智力活动自由，也会被民主制度所取消，所以智力活动自由在打碎某个阶级或某些人以前加于它的羁绊之后，又将被大多数人的普遍意志紧紧地束缚起来。

    假如民主国家把曾经过分妨碍或推迟个人理性飞速发展的各种强权推翻，而只受一个多数的**权力的统治，那末，这只是换上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邪恶而已。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独立自由生活的办法，而只会发现自己在做一桩蠢事，即又沦入新的奴役状态。因此，我不免要在这里再次强调，凡是认为智力活动自由为神圣事业的人，凡是不仅憎恨**君主而且憎恨**制度的人，都应当三思而行。至于我，当我感到权力的手在我面前挥舞的时候，我不必管这是谁要压迫我，而是最好去欣然听命，将自己的脑袋伸进枷锁，因为有千万只手在我面前举着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