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力量，越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其效果越大。这是一条已由实验向观察者证明的一般自然规律，而一些微不足道的暴君，也其他们的比实验还要可靠的本能，一直感到这个规律在起作用。

    在法国，报刊兼有两种不同的集中。

    首先，报刊将自己的所有力量都集中于一个地点；其次，可以说是集中于几个人之手，因为它的机构为数很少。

    在一个人人多疑的国家如此建立起来的权力，其影响当然是接近无限的。它是政府的敌人，政府可以与它建立或长或短的休战协定，但与它长期共处是不容易的。

    我方才讲的两种集中，没有一个存在于美国。

    美国没有大城市。在那里，人力和物力分散于广大国土的各处，人类智慧之光不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向四外散射，而是在各地交互映辉。美国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

    这一切都来因于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地方环境，但法律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

    在美国，既不向印刷业发放执照，又不要求报刊进行注册，更不知保证金为何物。

    因此，创办报刊既简单又容易，只要有少量的订户，就足以应付报刊的开销，所以美国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样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些很有教养的美国人，都把报刊影响力之小归咎于出版力量的这种过度分散。因此，美国政治学有一项原理：冲淡报刊影响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报刊的样数。我真不明白，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为什么还未在我们法国推广。因此，我不难理解，那些想借助报刊进行革命的人，为什么要使报刊只有几个强大机构。但是，现存秩序的官方维护者和现行法律的天然支持者，为什么相信把报刊集中起来能减弱报刊的影响力，这我就不知其所以然了。我觉得，欧洲各国政府好象在用中世纪骑士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报刊。它们从自己的经验得知，集中是强有力的武器；而它们把武器供给自己的敌人，无疑是为了在抗击敌人时获得更大的光荣。

    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在这么多的斗士中间，是无法建立秩序和统一行动的。因此，每个人都自树旗帜，各显神通。在美国，没有一切报纸联合起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情形，而且它们在攻击政府和为政府辩解时，也使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因此，报纸在美国无法汇成可以冲击或冲垮牢固的大坝的洪流。报刊力量的这种分散，还产生了另外一些也很明显的后果：办报容易，所以人人都能办报；另一方面，由于竞争，任何报纸都无望获得巨大效益，因而使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在这类事业面前却步。再者，即使办报是生财之道，但由于报刊的样数过多，有天才的文人也难于致富。因此，美国的报人一般都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下，思路不敏。大家知道，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多数决定一切，由多数规定每个人应当遵行的行动守则。这些共同习惯的总合，名曰宗旨。于是，有律师业的宗旨、法院的宗旨等。

    在法国，报业的宗旨是用猛烈的、但又高尚和经常是雄辩的方式讨论国家大事。有时，没有经常如此坚持下去，那是说明所有的规律都有它们的例外。美国报人的宗旨，是以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单刀直入的方法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感情，不以道理悔人，甚至攻击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

    应当对这样滥用思想自由的做法表示惋惜。以后，我还有机会来谈报纸对美国人民的爱好和道德都发生了什么影响，而我现在的题目是专谈政界，所以对这种影响只能附带说一下。不能否认，对出版界采取这种放任作法的政治效果，曾间接地促进了公共安宁的维持。因此，已在同胞们的思想里占有地位的人不敢在报纸发表文章，以免失去他们为了自己利益而去鼓动大众激情的最强有力武器。由此可见，报上发表的个人观点，可以说在读者的眼里经常是无足轻重的。读者想从报纸看到的，是关于事实的报道。只有报道改变或歪曲事实，撰稿人的观点才能产生某种影响。

    虽然报纸所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但它在美国仍是一个有强大影响的权力。它使政治生活传播于这个辽阔国家的各地。

    它经常瞪着眼睛不断地观察政治的秘密动力，把搞政治活动的人依次推上舆论的法庭。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集结到某种主义或学说的周围，并为政党树立旗帜。它使那些彼此对话、但未见面的政党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从而得以不断接触。当大量的报纸在同一道路上前进时，它们的影响久而久之就变得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而始终被另一个方面控制的舆论，最后也将在它们的打击下屈服。

    在美国，每一家报纸都各有一点权力，但期刊的权力比报纸的要大，仅次于最有权威的人民。

    在美国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形成的见解经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检查制度影响形成的见解更坚定在美国，民主制度永远不断地在推出新人去管理国家事务，所以政府的施政难得一贯和按部就班。但是，该国政府的总方向却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稳定，而支配社会的主要舆论也比其他国家持久。当一个思想占领了人们的头脑后，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没有比从头脑里把它赶走更难的了。

    同样的事实也见于欧洲的英国，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曾有过比任何国家更大的思想自由和更牢不可破的偏见。

    我把这个现象归因于乍一看来好象是本应阻止这个现象产生的事实，即归因于出版自由。实行这种自由的国家，高傲和自信对见解的影响程度完全相等。他们所以喜欢一种见解，是因为这一见解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和由他们自己选定的。他们所以支持一种见解，不仅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而且是因为它是属于自己的。

    还有几个别的原因。

    一位伟人说过：无知处于知的两端。如果说自信处于两端，而怀疑居于中间，也许更为正确。实际上，可以认为人类的智力发展有三个总是前后衔接的不同阶段。

    一个人之所以对某事坚信不疑，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调查就接受了它。当出现异议时，他就会产生怀疑。最终，他往往能够克服这一切怀疑，从而又开始相信。这一次，他不是随随便便和马马虎虎地去认识真理，而是切切实实地去考察真理，并紧跟着真理之光前进。

    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处于智力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它还得在一段很长的期间内对他们的不经深思熟虑就坚信不疑的习惯听之任之，只能逐渐地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因此，在智力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只能一次认识一点地向前发展，但被认识的那一点也在不断改变。这正是爆发革命的时期。于是，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就要吃点苦头！不久以后，一批新的思想又接踵而来。人们有了经验，在怀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摸索。

    可以认为，大多数人都总是停留在下述两个阶段之一：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确知该信什么。

    至于来自真知和冲破怀疑的干扰的深思熟虑的自信，以及对这种自信的主宰，那只有很少人有能力达到这个阶段。

    但也有人曾经指出，在宗教狂热鼎沸的时代，人们有时改变他们的信仰，而在人们普遍怀疑的时代，人人却死守自己的信条不放。这种情形也见于出版自由风行时候的政治。在互相质疑和轮番角逐的一切社会理论中，如有一个被人采纳并加以保护，那也不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好的，而是因为人们不相信会有比它再好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会轻易地为自己的见解卖命，但也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见解。同时，殉道者和变节者亦都同样少见。

    再为这个理由补充一个更为强而有力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时，最终总是要联系自己的本能和物质利益，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比见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觉到，更能持久。

    究竟是民主制度的治理好，还是贵族制度的治理好，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民主制度要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贵族制度则将压迫另一些人。你富了，我就穷了——这是一个自行成立和不需讨论的真理。